樊綱 | 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教授、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
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指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主辦的“邁向新時代的經濟體制改革研討會暨第十六屆中國改革論壇”於2018年11月25日在北京舉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出席並演講。
有人說以前改革沒有什麼既得利益，現在利益越來越大，改革越來越難改。其實樊綱表示，任何一個體制都有既得利益，“我們那個時候糧票那麼便宜的供給，都是既得利益。”
他認為，基本辦法就是，努力穩住既得利益，既得利益先不動，先去發展新體制，“價格改革就是這麼過來的”。樊綱表示，企業改革、所有制改革也是這樣一個規律，“當你改不動原有的體制的時候，先發展新體制，新體制發展起來了，整個改革環境都會發生變化。”
樊綱認為，住房改革、房地產稅改革都可以採用這種方式，“先把既得利益穩住，新房新辦法老房老辦法。”
以下為演講實錄：
回顧改革開放40年，我是研究經濟理論的，這些年研究了很多具體問題，但是我們還是做了一些理論的研究和分析。理論就是要把複雜的改革進程、複雜的各種問題抽象出來，概括成比較簡單的理論模型和理論線條，使我們能夠把握比較抽象複雜的世界。通過這些規律的探索，規律的描述，指導實踐，指導未來。今天，我向大家彙報我過去這些年來研究轉軌經濟學，把複雜的改革過程理論化的進程。
轉軌經濟學是制度經濟學的組成部分，就是研究制度本身，其中包括制度變遷。下面一個分支是比較經濟學，就是過去說的比較兩種制度，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在改革初期很多的討論都是講的這些問題，看看哪個更有效率，哪個更好。然後就有了轉軌經濟學，中國改革80年代初期，到了90年代初期蘇東解體，一大批經濟學家跑到蘇東去研究他們的體制變化，那時候創造出了一個詞叫轉軌經濟學。現在說的轉軌經濟學、轉型經濟學、過渡經濟學都是從這個詞來的，是從這個時候開始。
現在有一個問題，轉軌經濟學和經濟變遷、制度變遷有沒有差別？我覺得有一個重要差別，傳統意義上說的制度變遷是你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麼，大家根據情況的變化自己調整行為，今天改一點，明天改一點，像歐洲在中世紀的時候，在17、18到19世紀農村跟城市發生變化了，工業和農民各種關係在發生變化，人民就各種制度變化，其中包括一個農奴可不可以出去打工，那時候他們隔幾年就有一個新的法律，說今天可以往外走20英里可以出去打工，過幾年可以是50英里，慢慢的也不知道最後會變成一個市場經濟、變成一個資本主義，通過這樣一種自發性變化，逐步向前走，一種盲目的進化過程。
而轉軌經濟學要描述向一個已知的、甚至別人已經實行的制度轉變，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別的國家已經存在的或者歷史上存在的。這個問題蘇聯東歐比較明確的，他們提出來我們要回到歐洲，我們要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是不是有一個明確的轉軌的目標體系，我個人認為實際上是有的，摸著石頭過河這句話，“過河”是知道的，模模糊糊定義，怎麼過不知道，轉軌經濟學就解決這個問題，不再研究這兩個制度哪個好，一定要轉軌到這個市場經濟，那個是我們的目標、模式，目標模式的過程是轉軌經濟學要解決的問題。
體制改革、轉軌經濟的重要問題在什麼地方？概括出來其實就兩大問題，一是為什麼有人反對改革，二是怎麼改革，為什麼改革會出亂子。
其實你仔細想一想，就這兩個問題，怎麼克服利益障礙，怎麼使大家接受改革方案，到現在我們很多改革方案仍然不被接受，然後怎麼改，怎麼使得改革不出亂子，所以基本就是兩大問題。如何克服既得利益，如何獲得更完全的知識，如何使我們的改革進程能夠逐步推向前進。
這就是轉軌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在一般的現象層面上是不願改和不會改的問題，在基本的分析要素上是利益機制問題、制度信息問題，是你對各種問題的分析和了解的問題。理論概念就是所謂帕累託改進還是非帕累託改進的問題。帕累託改進是沒有人受損，大家都獲益，這件事比較容易實行的。非帕累託改進是一定會有人受損失，這個時候怎麼辦？在信息問題上，在如何改的問題上會發生不協調成本，甚至在社會上出現混亂，怎麼避免這些問題。因此有兩大部分，在利益衝突問題上其實有非常多的內容值得分析。
首先，任何一個再不好的體制都會有既得利益，有人說以前改革沒有什麼既得利益，現在利益越來越大，越來越難改，其實改革的時候改的都是既得利益，糧票那麼便宜的供給，都是既得利益，所以我們要找到辦法克服。
基本的辦法其實就是，努力穩住既得利益，既得利益先不動，先去發展新體制，這是基本方法。價格改革是這麼過來的，我個人認為企業改革、所有制改革也是這樣一個規律，當你改不動原有的體制的時候，先發展新體制，新體制發展起來了整個改革環境發生了變化，這就使得一個非帕累託改進，把它變成一個帕累託改進，既得利益先不動。
這樣一個邏輯，就是中國的寶貴經驗，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我們先開始過渡，雙軌制逐步往前走，這所謂漸進改革的基本的道理。這在現在都是有用的，比如住房改革、房地產稅等等，你先把既得利益穩住，就往前走了。
如果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還有人反對，所謂既得利益有一個相對概念，看著別人好了，儘管他原來的利益還在，但是他也覺得自己不好了，這個在一定意義上是無法避免的，一定有人反對改革，一定是有利益衝突的，這時候你再做點其他工作，比如說搞點補貼，增加一點緩解既得利益受損失的過程。
但是說到底，最後還是有一些你解決不了的利益障礙，這時候就需要政治決定了，就是你必須得克服一定的反對，必須有一個把改革推向前進的動力。只要一個新體制比舊體制的增長速度快、效率高，你不用做任何事情，在一個長期的時間裡面這個體制就改革了，這就是所謂“漸進改革”的基本邏輯。
這個邏輯很容易證明，但是這個邏輯同時可以證明改革會出現逆轉，如果既得利益集團利用自己的權力、利用自己的能量，通過各種方法，包括遊說政府、截取其他部門所創造的利益，結果會使得這個過程逆轉過來，使得新體制增長的更慢，舊體制反倒獲得更多的資源，增長的更快，這時候改革出現逆轉，這是在理論上都可以分析出來的。
這個過程說明什麼？我為什麼用求極值的辦法，這個箭頭很重要，方向很重要，你的方向天天在變，那這個體制改革一會兒向前、一會兒向後，會耽誤很多時間。中國有一句話叫“不怕慢就怕站”，不僅是站，而且你調頭了，那就更慢了，只要你的方向正確，有時候漸進的改革可能慢一點，但是仍然會逐步的向前進，如果方向錯了，加上本身的利益衝突就會出現逆轉，想有這種理論概括一下這個問題。
關於改革信息不完全產生的問題。我們的體制改革是一個系統，所謂的體制是由多種制度構成的，各種制度之間相互關聯、相互依存，而且相互影響，就有一個怎麼互相配套的問題。某一個領域改革了，另一個沒有改，就會使整個系統效率下降，產生所謂瓶頸的問題。如果其他都沒改，一個領域裡面改革冒進也會出現混亂和不協調，所謂不協調成本，因此就有一個改革如何推進的問題，如何實施改革的問題，說是技術問題，其實也是一個基本的邏輯問題。
東歐改革當中有一個著名的詞，後來我們在亞洲金融危機以後，世界銀行等等都提一個詞叫做“循序漸進”，針對的問題是當年亞洲國家冒進了，在金融改革的問題上走的太快了，自己的內部還沒有搞好，開放程度過大導致了各種混亂、經濟危機。“循序漸進”指的是A做完了再做B，B做完了再做C，ABC之間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邏輯上說你要使這三方面的體制同時向前推進，因此我們就提出一個方案叫做“平行漸進”，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綜合配套改革”，必須在各個領域裡面同時推進，有時候不見得是計劃的很好，但是要能推進哪個就推進哪個，然後相互之間產生協調，他們之間會產生矛盾，矛盾會提出進一步改革的要求，互相配套的要求。這裡面還有一些複雜的問題，但是基本的道理是你不要等，各個領域都不要等，各個領域努力推進，同時要看到你這個領域和其他領域的相互關係，既不要出現瓶頸，也不要出現冒進，改革的情況就會比較順利。
總之，改革就這麼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如何減少阻力，二是如何減少摩擦成本。
開放在轉軌中很重要，它在兩個方面提供重要作用，一是引進新的利益主體，比如說外資和在市場上有利益的中國企業，它是新的利益主體，它會推進，得利的利益主體多了有利於改革。二是開放引進制度信息，使得你有更完善的關於市場經濟的制度信息，相互之間的關係的信息，你可以做的更好點。
特區很重要，試點很重要，試點就是在這兩方面如何克服利益障礙和如何獲得各個部門各種制度相互關係的一些信息具有重要的作用，你獲得這些信息可以指導全局。區域競爭很重要，可以帶來相互的借鑑，可以使改革在各個區域領域，在地理面積上使得全國的改革推向前進。
政策思考其實很簡單，那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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