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名将刘长佑曾提出一项灭亡日本的计划,具体内容是什么?为何没有被采纳?

文史砖家


在晚清的大变局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在消除内难、挽救国运方面做出卓绝贡献,而历经战争的洗礼,在其间曾涌现出大批名将。其中有一位在见识方面绝不亚于曾国藩,甚至让他自愧不如的名将,此人便是刘长佑。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刘长佑曾向清廷提出一项大胆的计划,若能予以实施,或能将“心腹大患”日本灭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刘长佑是湖南省新宁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考取拔贡。两年后,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刘长佑随江忠源率乡勇赴广西镇压太平军,并在此后转战湖南、安徽、江西等地,在平定太平军的战事中立下赫赫战功,并因功升任广西巡抚。此后,刘长佑又历任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广东巡抚、云贵总督等职务,长期在第一线参与洋务运动。


虽然长期担任封疆大吏,但身处高位的刘长佑却为人谦和清廉,志趣高逸脱俗,从来都不以俗物为念,堪称政坛的一股清流。不仅如此,刘长佑以极其擅长用兵著称,其谋略之深、用兵之妙甚至连曾国藩都自叹不如,常常由衷赞叹道“此老胸中甲兵,吾不复能窥测矣”(见《中兴将帅别传》)。



刘长佑虽然长期身处高位,但思想一点也不守旧,经常利用各种机会来了解国际事务,由此对国内外形势了若指掌,并经常据此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彼时,经过“明治维新”的洗礼,先前积贫积弱、素以中华属国形象示人的日本,突然间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不仅经济、军事实力大增,社会面貌急剧改变,而且日益展现出对外扩张的姿态。


刘长佑深知,一旦日本完成“维新”事业,成功地跻身于列强行列,早晚会对中国开战,而且其侵略性绝不会弱于西方列强。所以等到日本吞并中国的属国-琉球王国,并将其变为冲绳县后,时任云贵总督的刘长佑便向朝廷递上一份名为《熟审边情敬陈管见疏》的奏折,主张对日开战,时在光绪七年(1881年)九月。


刘长佑在奏折中提出,日本狼子野心、贪得无厌,如今置国际法于不顾,公然侵占我琉球群岛,若不加以遏制,恐怕将来还会失去朝鲜。所以为今之计,不如乘日本“维新”未成、羽翼未丰的良机,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倾中国之全力一举将其击灭。况且,自实行洋务以来,中国的军事实力大增,正是其用武之地。



与此同时,刘长佑还在奏折中提出大致的作战计划,包括:首先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违反国际法、非法吞并琉球的罪状,呼吁西方列强断绝与日本的经贸往来;派名将从东三省出兵,顺松花江出海,兵临库页岛,从北面袭击日本;驻军朝鲜南部,从西面遏制、威胁日本;派水师由宁波、定海出发,从南面进攻日本的长崎等地,以此来形成三面夹击之势。


伏乞皇上先暴日本之罪恶于天下,布告西人绝海上通商之东使,倭人已可坐困。简大臣宿将有威望者,起东三省之兵,出松花江,临库页岛,别命一军出朝鲜以扼其西,而后选明习韬略,娴熟水师之将,由宁波、定海率舟师趋长崎以攻其南。倭人离贰已久,必当自溃,即负隅抗拒,而我朝师武臣力必无挠败之虞。见《道咸同光四朝奏议选辑》。



刘长佑在奏折中指出,日本或想在东南沿海骚扰中国,阻扰其进军计划,但朝廷对此大可不必担心,因为东南沿海久设练兵,完全可以应付。与此同时,刘长佑还指出,如果能降服日本,则不但越南可以保全,就连朝鲜、暹罗、缅甸诸国都能避免被蚕食吞并的下场(“凭庙算之长,海外有截,天戈远震,四夷戢兵,朝鲜、暹罗、缅甸诸国可免蚕食,不独越南也。”引文同上)。


从当时的形势看,清朝的洋务运动已经卓见成效,在平定太平军事业中锻炼成才的名将大部分还在,经验丰富、善打硬仗的精锐之师也不在少数,若能趁此良机跟日本开战,未必不会将羽翼未丰的日本击灭。如能如此,那么不仅中国,甚至整个东亚的历史将会被改写。然而清廷或许是不想生事,或许是觉得刘长佑夸大了日本的威胁,最终竟然没有采纳这项计划,白白的错失良机。



次年,壮志难酬的刘长佑因病开缺回籍,但在家中依旧牵挂边疆的防务,待听闻中法之战中,清廷取得谅山大捷却签订卖国条约后,刘长佑不禁痛心疾首,竟气得咯血数升。光绪十三年(1887年),刘长佑在老家病逝,终年69岁,谥号为武慎。七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朝完败于日本,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史料来源:《清史稿》、《道咸同光四朝奏议选辑》、《中兴将帅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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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佑确实是相军的重要将领,并且眼光非常的长远,从这一方面来看,是晚清时期非常难得的一名将领,只可惜没有得到重用。

刘长佑的主要观点,是通过讨伐日本,展示清军的强大战斗力,制止法国侵略越南为之后入侵中国的行为。

可以说是深谋远虑,并且可行性非常高。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刘长佑的建议并没有得到皇帝的信赖,也没有得到当时朝廷大臣的看重与理解,而是抛之脑后。

洋务运动的口号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是清廷因为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发动的。

在当时,洋务运动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建设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和陆军。但是,新军队并没有经过战争的考验。

所以,在日本侵占琉球的情况下,刘长佑提出来的讨伐日本,既能够达到练军的目的,又能够重振军威,非常的合算。

甚至,刘长佑已经提出了具体的讨伐日本的计划。

兵分三路,一路从库页岛进军日本,一路从朝鲜兵临日本,水师从长崎进军日本。

1881年,在刘长佑的奏折上,已经将国际社会上各国的反应、琉球臣民的反应,甚至将来日本侵略成性、会吞并朝鲜的反应,进行了一一分析。

哪怕是在140年后的今天,刘长佑当时的计划也是非常完美的,对于日本的侵略更是早有预料,只可惜是对牛弹琴啊。

总有人对北洋水师甲午海战的战败耿耿于怀,但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却从来没有打过仗,能算是一支强军吗?有怎么可能经受住考验?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可以说是中日两国几乎同一时期进行的强国运动,但是日本却是“豁出一切”从上到下都支持“维新”。

反观清朝,有反对的,有支持的,更有从中拖后腿的,失败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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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佑湖南新乡人,湘军主要将领。与湘军名将江忠源交情深厚,两个人还是老乡(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两人奉命去镇压太平天国,初次出征就取得大捷。在随后的几年间刘长佑一直跟随江忠源四处剿灭起义军。然而在攻打泸州城的时候,江忠源不幸阵亡了。江忠源死后,刘长佑接手了他有的部下,他屡屡重创太平军,最后联和湘军其他将领剿灭了太平天国。他也因屡建战功而连连升迁。

太平天国灭亡后,他要镇压了不少农民起义。刘长佑这个人可以说是靠镇压农民起义发迹的。但他并不是不懂民间疾苦,当他任封疆大史时,在自己的辖区内,整顿史治,加强生产,在他的努力下,百姓的生活有了一定的好转。他的功绩不仅当地百姓称好,朝堂上也对他赞赏有加。由此可以看出刘长佑不仅军事上有过人的本领,政治上也是不错的。在那个相对封闭的年代,他却有着不同常人的眼光,(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刘长佑向光绪皇帝提出一个在当时来说非常大胆的建议。先发制人攻打日本。


他对光绪皇帝说道:日本已将琉球王国用武力吞并,已经开始对我朝的藩属国动手了,他日必犯我中华。趁他现在羽翼未满先发兵消灭他,当时清朝的北洋水师在亚洲范围内实力还是相当强的。如果举全国之力攻打日本,必定能消灭日本。也不会有后来的甲午战败,可惜刘长佑的这个建议没有被光绪皇帝采纳。由此可见刘长佑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他已经料定日本以后是我中华之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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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佑生于清嘉庆年间,是湘军早期重要将领,早年曾跟随江忠源抗击太平军,在江中源战死后,他继承其衣钵继续与太平军作战,在多次作战中重创太平军,为清朝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而他也因功不断升迁,在后来做过广东、广西巡抚、云贵总督之职。

在任广西巡抚之时,他整顿吏治,维护当地秩序,提出文教策略,使得当地广西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下来,要知道在此前广西可是太平军的发源地,历经战乱,破坏相当严重。

而在担任云贵总督之时,为巩固边疆,他与名将冯子材通力合作,歼灭了活跃在中越边境的土匪势力,换得了边疆安宁。

从功绩上来看,他毫无疑问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封疆大吏。

刘长佑还是一个特别有危机意识的人,在1881年的时候刘长佑就建议过先发制人讨伐日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建议,是因为他看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慢慢显露出了侵略者的那副凶相,比如当时违反国际道义侵占琉球。

在刘长佑看来,日本再这样下去,接下来就是朝鲜、中国了,于是建议在日本还羽翼未丰之际给予其打击,倾全国之力消灭日本。刘长佑也相信当时的大清是有这个能力的,毕竟清朝当时正在搞洋务运动,水师、战船、枪炮等应有尽有,这时候也是检验自身能力之时。

刘长佑陈述完灭亡日本可能性后,还交了一份详细的灭亡日本计划书。

一、陈述日本侵略琉球罪行,然后选一有威望的大将起东三省之兵,出松花江以临库页岛。

二、一军出朝鲜,扼其西端

三、再选一习水师名将,由宁波、定海率水师奔赴长崎攻其南端

四、以防日本围魏救赵,在东南沿海设练军,起防御之态,以防日军来袭

刘长佑认为这样做符合道义,还能得到琉球臣民相助,又能使得朝鲜等国免遭蚕食,是大义之举。

不过当时的清统治者并没有采纳刘长佑的建议,至于原因个人认为是被打怕了,清廷考虑诸多,认为不应该再轻易开战了,它巴不得息事宁人,怎么可能会自己主动选择开战呢?

若清廷知道仅仅在十多年过后会被日本搞的不得不发动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不知后不后悔之前没听取刘长佑的建议,先下手为强呢?


其实刘长佑不单是提出抗击日本,他还曾提出率先出击抗击法国侵略者。同年,他在法国攻占河内后,上疏清廷说道:“法之处心积虑,乃在通商云南。”于是他提出多种抵御法国入侵的策略,主张举兵南下,援越抗法以卫国,但和出兵日本一样,建议依旧没有被采纳。

而在此后没多久,则发生了中法战争…

其实这里大胆想一下,若两次都采取了刘长佑的建议,当时的中国还会那么被动吗?

刘长佑因清廷多次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在次年即公元1882年称病辞官,回到湖南老家。此后他整日忧国忧民、郁郁不欢,最终于公元1887年在忧虑中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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