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繼續來了解一下伊斯蘭教：五代和宋、元時期的穆斯林。蒙古統治者對各種宗教都採取寬容的態度，這不僅表現在建立王朝之後，而且在其征服過程中已充分地顯現出來。成吉思汗沒有偏見，“對各教一視同仁，不分彼此。”不捨一種而取另一種。也不尊此而抑彼，“他尊敬的是各教中有學識的、虔誠的人，”在進軍西遼時，他派一隊那顏去消滅屈出律這個敗類，可失哈耳〔喀什噶爾)人記述說:”蒙古軍一支接一支到來，除屈出律外不向我們要什麼東西，允許念塔克必兒和阿贊，並且派一名使者在城內宣佈，人人均可信仰自己的教規。”蒙古軍在進入穆斯林聚居的中亞和波斯以後，同樣表現出這種寬容態度，並且在征服地往往任用穆斯林上層人士進行統治。
到後來，作為征服者的蒙古人在精神上卻被伊斯蘭教所征服。蒙古軍在征服西域各國以後，又回兵東征:這時有各地各族的不少穆斯林加入蒙古軍來到中國。同時，蒙古人西征，建立政權後，也促進了中國與西域的經濟、文化交流，這時不僅有不少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亞人，乃至歐洲人來華，也有許多中國人前往西域。前者如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摩洛哥人伊本·白圖泰;後者如道教的長春真人邱處機、常德、耶律楚材等。但更多的則是那些為中西經濟、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貢獻而沒有留下姓名的商人、工匠、軍士之類的人。
元朝建立後，實行種族政策，將人分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和南人。這裡所謂的色目人是對西域人的統稱，“在種類繁多、名目不一的色目人中，以回回人為最多，因而有時也用回回人代稱色目人。”“蒙古人之徵服中國，因色目人的功勞頗大，故色目人的待遇也與蒙古人同，而漢人與南人則望塵莫及。”正因為如此，元時來中國的穆斯林要比唐宋時多得多。在這些人中間，不僅有商人，而更多的是軍人和從軍的工匠，還有其他許多不同職業的人。他們居住的地方也已經不侷限於通商口岸和陸路交通線上的一些都市，而是大分散小集中地長期居住在中國各地。所以周密《癸辛雜識續集》說:“今回回皆以中原為家，江南尤多”。《明史·西域傳》也說:“元時回回遍天下。”
這眾多的穆斯林，除來自西域者外，伊斯蘭教徒在中國與他族人結婚繁衍的後代和蒙、漢等族的人改宗者亦不在少數。穆斯林不再以客人自居，讀書求仕者愈多，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方面都取得了相當高的地位，“著錄於《元史·氏族志》者逾百人。”在生活習慣、風俗、禮儀方面也日益華化。陳垣在《元西域人華化考》中對此作了較為詳細的論述。這時，穆斯林已具有相當大的經濟實力，正如許有壬《至正集》卷五二，《碑誌》《哈只哈心碑文》所說:“我元始徵西北諸國，而西域最先內附，故其國人柄用尤多。大賈擅水陸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專其膏腴。”故在陶宗儀的《輟耕錄》卷二八中有“富貴回回”之稱。在政治地位方面，自中央和行省的丞相、平章政事至州縣的達魯花赤，都有不少穆斯林擔任，並且有專門為回回設立的官職。出現了像賽典赤·瞻思丁這樣一大批賢明的政治家。在學術上，穆斯林也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在許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出現了像詩人薩都刺、丁鶴年，建築家也黑迭兒丁、天文學家紮馬魯丁這樣一些出類拔萃的人物。
隨著穆斯林人口的增加，有更多的清真寺在各地建立起來，在清真寺周圍形成穆斯林聚居的坊。規模大的清真寺設有掌教和專門執掌教法的人。以宗教法官(哈迪)掌管穆斯林之訴訟，這在唐未時已經有之，但那時僅限於通商口岸之僑民，而元代則在中央設立哈的所，下有司屬，統管中國境內之穆斯林。不過哈的所的職權前後不盡相同，在至大四年撤銷前除為國祈福外，還要過問穆斯林之訴訟:及至皇慶元年再置時，則只准析福並掌教唸經，而不準再過問訴訟。
元代時伊斯蘭教在中國發生了不小的變化，穆斯林的人數增加，經濟和社會政治地位提高。但總的來講，穆斯林仍以外來者為主體，蒙、漢人的阪依並未改變這一狀況。就中國內地來講，正如楊兆鈞所說，從唐初到明初，“即從7世紀到15世紀。這800年間伊斯蘭教在中國教義不明，教名未定，不見於典籍及著作，亦無漢文譯著，是個僑民的宗教，或外來民族的宗教。”不過，在中國邊遠的省份新疆，情況則有所不同，從10世紀開始，信仰伊斯蘭教的主要是我國的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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