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一位文化大师说过：中国文脉，是指中国文化几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和审美潜流。这种潜流，在近处很难发现，只有从远处看，才能领略大概，就像那一条倔强的山脊所连成的天际线…它不是官方主流，也不是民间主流，体量不大，且断多续少……
阆中文庙
一座历史久远的文化古城，其文脉文运如能昌盛繁衍，除了世代承传绵延不息的至关重要，更离不开源头的薪火撒播和沿途的呵护培植。揆诸史乘，阆中历史上的书院和藏书楼对这座城市的影响也许便是如此，它超越了岁月，一脉相承，世代不绝；也超越了时空，从远古帝王藏书之地“嫏嬛福地”（亦说“琅嬛福地”）的传说，到目前所能遥望到的（主要是文献记载），至少还有这些星星点点令人仰视。
敕书楼：始建于宋初阆州城内，重建于宋崇宁二年（1103年）。清咸丰版《阆中志》载，“此楼疑为纪念皇帝下达文书表彰阆中三陈（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而建”，但同版本志书中又收录有唐庚（1070－1120年，北宋诗人，徽宗大观中为学子博士，后授提举京畿常平）的一篇《敕书楼记》，内述拜谒详情中有“既至，入门，见其所谓敕书楼者，庳屋数楹，椽腐瓦疏，将过其下者必却。鞭马疾趋，犹恐其欲倾”等描述。
可见，按相关人物年代推算，如是为表彰三陈下达的敕书而建，离唐庚见之时间应该很近的，怎么会是“椽腐瓦疏”，一片破败？且唐文也根本未提及所建缘由，倒是文末有“始于元年十二月”的明确记载，显然，咸丰县志有主观臆測之嫌。
会经楼：古城素有“嘉陵三百里，阆苑十二楼”之说（按：因历史上有屡毁屡建的现象，此一说法取自清张之洞“嘉陵江胜处在阆州，阆州城南号称十二楼”）会经楼虽未明示“藏书”，但其主要功能作用与藏书楼无二。
据《大清一统志》明确记载：“宋元祐中，雍子仪家于阆州将相坊建会经楼。贮经史子集三万余卷”，且由“苏轼题额蒲宗孟记”（见《蜀中广记》）；“经史子集，京本蜀本新本各一本，总三万余卷”（见《四川通志》）。
士大夫雍子仪不仅在当时名列全国藏书在三万卷以上的二十五人之列（参见祁琛云（宋代私家藏书述略》），即使在民康物卓的今天，乡邑中也难以有望其项背者。有宋一朝，也是我国民间藏书活动的高峰时期，除了刻版印刷术的广泛普及，主要还与开国元君赵匡胤“作宰相当須用儒者”的以文治国理念有很大关系，在民间也刮起了时兴读书、用书、藏书的阵阵旋风，“宾职不优无厚俸，郡斋唯喜有藏书”便是入世者的真实的心态。
藏经楼 ：明弘治四年（1491年）建于观音寺内，该寺原为治建于唐朝初年的开元寺，1496年，寿王祐封保宁后，将明初的观音寺由域西拆迁至域东的开元寺旧址复建。从唐初的开元寺至明中期的观音寺，这里都是远近闻名的佛门圣地和一方名刹。藏经楼在洪武年间有高僧大德寂慈法师，从南京请来藏于其中八百余卷经书（亦说“楼有佛经五千八百余巻，皆南充太史黄辉手书”），惜民国初年，不慎失火，均化为灰烬。
在魏晋南北朝之前，我国寺庙的译经、藏经、传经的主要形式均为“手写大藏”，宋以后才由写本佛经转为刻本佛经，因文献所载阆中名刹藏经大都为写本，因而才显得弥足珍贵。
圆觉寺：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圆觉寺，坐落在嘉陵江彭城镇的绯赐山麓，兴建于唐初，昌盛于明代，于成化年间重建，为智光禅师道场，赐名法显禅寺。圆觉寺原有山门、藏金楼、中金殿、厢房、禅房等，历有京僧来寺住持，香火盛时有僧人数百。圆觉寺的唐经，字体道劲雍容，有法度，绵茧纸坚初如帛，经久不蛀，用金粉为墨，千载如新，为稀世珍物。
《四川通志》载“寺内有华严经八十卷明景泰四年杨普明书字画端楷今尚存七十卷”，字体端庄有度，世人称“渍沙藏经”，亦为稀世珍物。
现藏于比邻县文化馆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一卷，为目前所见唯一的圆觉寺藏经楼遗物
此外，北宋嘉祐元年，苏洵、苏轼和苏辙父子赴京赶考途经阆中时曾探亲访友，游览名胜，不久苏辙还专门写下了《寄题蒲传正学士阆中藏书阁》一诗：
朱栏碧瓦照山隈，竹简牙签次第开。
读破文章随意得，学成富贵逼身来。
诗书教子真田宅，金玉传家定粪灰。
更把遺编观得失，君家旧物岂须猜。
蒲传正即蒲宗孟，时阆中新井人，第进士，曾官翰林学士。其姊嫁苏轼的二爸苏涣（在阆中做通判）之子苏不欺，不欺的女儿后又嫁蒲宗孟之子蒲澈。这蒲传正也是饱学之土，不仅因“学而优则仕”，且坚持“仕而优则学”，晚年虽仕途不得意，还捐资修了一座“清风楼”，专门藏书并供远近士子诵读。
据地方文史专家李家驹先生考证，蒲宗孟的清风阁藏书楼就建在阆中，有同时代的范祖禹《寄题蒲氏清风楼》诗：
阆山锦屏秀，阆水碧玉寒。
高阁俯城邑，飞甍出云端。
惟昔隐君子，卜筑兹考槃。
图书侔藏室，一一手自刊。
还有陈襄《题蒲传正舍人清风阁》：
清白传芳奕世居，阆峰华阁峻凌虚；
千金不买连城壁，万卷惟存旧宅书。
鲁邑弦歌兴国俗，谢家兰玉满庭徐；
今朝已觉孙谋远，人在西垣真禁庐。
另一位不得不说的人物是清中期的乡绅贾儒珍。贾氏祖籍为阆中市桥楼乡，幼年因家境贫寒而未能发蒙，中年在外从商致富后仍坚信“诗书传家久，孝悌立根基”的古训，于是在贾家宗祠的主要地产之一、也是南宋状元王樾的家乡贾家沟（今苍溪县东青镇），利用原有的天然石窟刻了一百多幅大家的书法作品，内容或劝人行善积德或赞山水以咏志，或颂仁义而修身。同时还捐资办义学，取名“养正义家”，厚聘有学识者考订、校正、刊刻、翻印“四书”、“五经”、《（小学集注》及古名人诗文，镌存书版满室，行销于市后，远近皆推誉为善本，声名起，影响深远。
如果说藏书楼一般属于私人（家族）集藏书籍之场所，那么带有藏书楼（阁）的书院则是公共性质的传道授业之地。
三陈书院：明成化四年（1468年），保宁知府李直在南岩将相堂旧址改建为堂三楹，中为楼，两厢为斋舍，供有志学子住内潜修。监察御史魏瀚有《创建三陈书院记》。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年），监察御史卢雍饬、知府胡雍重建，御史熊相撰写《重修读书岩三陈书院记》，嘉中分巡道杨瞻重建，亦有记。
月岩书院：据明嘉靖《保宁府志》：月岩书院“在城北一百三十里谯光
读书处”，建废何时均不详。清咸丰《阆中县志》也有月岩山的记载：“月岩山在县东一百五十里。岩深二丈许，宽十余丈，形似半月。其上石理交皴，皆成云朵。岩左右井二，水极清澈。志称宋谯光读书处。”
锦屏书院：明嘉靖《保宁府志》载：“保宁知府张思聪于嘉靖四年（1525年）修建锦屏书院于锦屏山，内有尊道阁藏书甚丰”。时下的四川书院普遍都是围绕“教学、藏书、供祀”三大活动而开展，“庋以六经，储以群籍”是设置书院必须规划到位的，而不仅仅是“考文习艺”之地。
万历末知府周道直迁于城内府文庙射圃旧址，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知府庄学如再迁建于城东古治平园，“规模宏整，甲于全川”。嘉庆元年（1796年），署理知县李天培又迁院书于府署西侧；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川北道黎学锦将书院重新迁回古治平园，并复其旧观，建文昌阁、魁星楼以配峙之。光绪三十三年废科举、兴学校，遂改名为“保宁阖府公共学堂”，辛亥革命后又改称“保属联立中学校”。
锦屏书院（清道光元年（1821年）木刻图，来自阆中县志）：1木牌坊 2君子桥 3莲池 4大门 5二
1938年底，因生源激增和遭遇蝗虫灾害，国立四中的近2000名师生在校长张志文率领下，奉教育部命从安康迁至间中，校总部（高中、师范）即设在锦屏书院，而第一分校设在今五马乡陈家沟；第二分校设在城西的阎家丝厂内。1946年至1949年为省立高中学校，1949年后至1955年为川北区阆中中学新生院：1955年为阆中县第一初级中学：1958年至1968年为阆中县城东中学；1968年至今，为阆中东风中学校。锦屏书院跨越时间久远、影响也最大，历史上曾先后有多人为其刻碑作记。
云屏书院：嘉庆十七年（1812年），分巡川北道后备道黎学锦在培修锦屏山之后，接受朋友严筠的建议兴建于锦屏山，后修圮废。
伯常图书馆：民国十年，国民党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师师长罗乃琼在保宁联中校内（今东风中学校）修建二层楼房一座，藏书两万余册，因罗乃琼，字伯常，故名“伯常图书馆”。民国二十二年因战事致图书散佚，剩余部分转为“市民图书馆”（由开明绅士肖伯慧赠《万有文库》全套及私人书、赠订报刊数十种，设在当时的三陈街商会内）收藏。
由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师师长罗乃琼（字伯常），在原绵屏书院今东风中学校内捐建的图书馆。
东岭书院：当地开明绅土苟熙瑜在解元乡创建。
皋飏书院：当地开明绅士陈皋飏在五马乡陈家沟创建，曾做过国立四中分部，后改为皋飏中学。
可见，“无论是京师要邑，还是深山古刹，无论是皇宫内院、府衙官邸还是士民家居，穷乡僻壤，数量不等的佛教经典…与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和书院藏书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的主体”（见《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这些莘莘学子晴耕雨读、不争朝夕，自始就秉承“天下良谋读雨耕，世间善事忠和孝”的家风修身养性齐家治国。作为一种遗风流韵，他们还从刻书售书到藏书著书，乃至禁书毁书，始终是这方天地流传最多而又百转千肠的人文故事。
且不说清末废科举兴学校后，民间书刊印制业如“恒言堂”、“聚贤斋”、“海清楼”、“文林斋”、“铁笔斋”等在那个转折期对文化传承的特殊作用；也不说在推翻帝制迎接共和的历史拐点上，扑面而来的新风如“醉新书局”、“复兴书局”、“重庆战时书报供应所阆中分所”、“文化服务社”、“大公书报社”等对启迪民智的巨大影响；不说六十年前组建川北图书馆时，一次性就从本市调走自民国三十年冬成立“民众教育馆图书室”后陆续征集、珍藏的各类线装书4000余册；也不说“文革”中本人曾目击到的，福音堂全部图书资料被堆积焚烧了一天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仅在当下，一些标准的草根们固守一种信念，历经各种艰辛，秉笔直书的个人亲力亲为就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乡邦文化”。
设在古城内东街的“醉新书局”。最早是从清末商务印书馆特约经销处演变而来，“五四”以后一直以销售进步书
从笔者搜集到的有退休老干部写的《峥嵘岁月》、老工人写的《回忆录：我的一生》、教育工作者写的《五百年沧桑》、回乡铁路老工人写的《铭心的往事》、老公安战士写的《平凡人的回忆》（上、下）、地方文史专家的自选文辑《零栖集》，等等，细细咀嚼回味这些虽未经正式出版的读物，发现它们不仅仅是个人经历的回忆，还可以填补还原素有宏观叙事传统的历史细节，让历史在复活中常读常新，启迪后人。
一脉文心传万代，千古不绝是真魂。记得当年笔者曾聆听已故艺术家、
民俗学大师王星泉老先生讲过：他幼年时在成都梨花街听一位90多岁高龄的晚清学人提及，阆苑祖庭即是“嫏嬛福地＂”，也就是传说中的天帝藏书之处（清嘉庆著作家、刊刻家阮元称自己书斋为“小嫏嬛仙馆”；乾隆著名藏书家翰林院庶吉士张燮也称自己书斋为“小嫏嬛福地”）。这也是王老先生生平第一次知道“阆中”。因此、在经历了人生七十多个春秋后，他深有感触地多次说过，到阆中去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吃住行游购娱”传统的六大要素上，而是要深入到那里去感悟、去体验中华民族的大智大慧！
过去快十年了，老先生的话语一直在耳边萦绕，如醍醐灌顶、振聋发聩，时常让人遐想，让人沉思，也每每让人汗颜。古人视终身学习为完善道德修养和提升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土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方式让崇德尚学的中华文明因一脉相承而薪火相传，虽历经沧桑又生生不息。恰如清初的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黄宗羲先生在《天一阁藏书记》中所说：“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又难矣。”
藏书有史，书院有踪；文脉不断，古城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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