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
昨天我们读到，曾国藩抓住天下大乱之际出山，组建了一支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湘军团队，将开始与太平天国对垒的军事生涯。
接下来，曾国藩和他的军队会遇到怎样的挫折呢？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共读吧。
立功遭排挤
湖南首胜，湘军士气大振。经过一番休整，曾国藩率水陆大军从长沙再次出发，攻向湖北，并收复了两湖最大的城市武汉，迅速扭转了全国战局。
咸丰皇帝非常高兴，任命收复湖北的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
然而，却有大臣说曾国藩只是一个在家守孝的退休官员，如同一介平民，在老家一声呼唤，就能聚集起这么多人跟他打仗卖命，并且所向无敌，这恐怕非国家之福。
祁寯藻、彭蕴章等大臣纷纷排挤曾国藩，在皇帝面前给曾国藩小鞋穿，咸丰帝听信谗言，起了提防之心，收回了对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
曾国藩没有地方实权，既没有提拔下属的权力，又很难左右地方官的命运，所以不免为地方官所轻视，调度不灵。
湘军不是正规军，政治地位远不如绿营，虽然能打仗，仍处处受到歧视。
曾国藩招兵、选将、购置武器，地方官往往不予配合。
他很痛苦，对朝廷的血诚换来皇帝对他的猜忌和不信任，更关键的是，咸丰皇帝的乱指挥，更是打乱了曾国藩的整体计划。
整体计划被打乱
咸丰皇帝是一个没有战略眼光的人，只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咸丰皇帝的注意力只局限于东南一隅，认为战争的关键就是拿下南京。
这个战略叫“先伐根本，再剪枝叶”。
所以咸丰皇帝起用大臣琦善、向荣，分别在南京北面和南面建立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希望南北夹攻拿下南京，不惜举全国之力，
实际上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南京地势险要，城墙坚厚，太平军又严密设防，根本不可能就靠两座大营万余官兵迅速攻破坚城。
所以大营统帅琦善和向荣等只能消极进攻，积极堵御。
咸丰皇帝不断痛骂琦善和向荣，催促进攻，他对曾国藩也是这样，要求其快点儿杀向南京，和江南江北大营合力，把南京拿下来。
在他看来，曾国藩几个月就能攻到南京边上，和国家正规军会合。
然而曾国藩并不这样想。
曾国藩在军事上的最大长处，在于他有出色的战略头脑，善于对战略环境做系统、全面的分析，从大处落墨，进行整体的战略谋划。
他总揽全局，认为太平天国通过掌握长江中下游的几座重要城市，掌握了长江这条军事运输线，将控制区变成了一个有生命力的整体，因此难以平定。
相对这个蔓延在长江中下游的整体来说，南京并不是最重要的点。
咸丰皇帝的军事原则是直指根本，再伐枝叶。曾国藩的想法恰好相反，是先剪枝叶，再伐根本。
曾国藩从全局出发，根据地理形势，认为必须沿长江从上到下拿下几个重要节点，最后再解决南京。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战略，清王朝正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也正是因此曾国藩才那么重视湖北巡抚这一职务。
但是咸丰皇帝根本不理曾国藩的这个大计划，强硬地命令他迅速东下。这下就打乱了曾国藩的计划，也导致他陷入困境。
江西困境
咸丰四年九月上旬，曾国藩奉咸丰皇帝的命令，率师直向江西重镇九江推进。
曾国藩虽然在半壁山取得了田家镇战役的胜利，却在直取九江的过程中，在湖口被太平军袭击，遭遇惨败。
曾国藩的座船被太平军俘获，自己也差点成了太平军的俘虏。
曾国藩一生中第二次投水自杀，幸被救起。
太平军则重新控制了长江水道，发动反攻再次攻克武汉。
这时，曾国藩更加确信迅速东下是错误的，因为军队经济尚未恢复，后方也不巩固。然而咸丰皇帝仍命令曾国藩迅速攻克九江，然后合军东下，直捣金陵。
湖口之败后，湘军元气大伤，手下大将塔齐布、萧捷三相继病死战死。
就在这个时候，湖北巡抚胡林翼又给曾国藩来信，要求曾国藩把湘军集团的得力干将罗泽南派到湖北，帮助他收复武汉。
这给曾国藩出了个难题：
不派出罗泽南，武汉确实一时难以拿下来；派出罗泽南，曾国藩则安危难保。
一番犹豫之后，曾国藩同意派出罗泽南军，并且还抽调了其他部队增强其实力。因为从当时天下大局看，武汉确实更为重要，自己的安危则为次之。
由此可见，曾国藩在关键时刻之顾全大局的胸怀，实为普通人之所不及。
曾国藩关键时刻的自我牺牲，是曾胡一生交往中的一个关键点。
罗泽南一走，曾国藩便在江西陷入困境，时刻面临被杀的危险，直到兄弟们的援军到来才解除了生命危险。
反思自我，脱胎换骨
这一时期，曾国藩不仅陷入军事上的危局，政治上也陷入重重泥沼之中。
曾国藩没有实权，虽然屡获大胜，湘军与清王朝体制上的矛盾仍然没有理顺，曾国藩的处境仍然十分艰难。
湘军在江西的经历，又重复了之前在湖南长沙的经历，湘军在江西受阻，曾国藩也处处碰壁。
在中央，以彭蕴章、祁寯藻为首，在地方，以和春和何桂清为首，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反湘军集团，影响着咸丰的决策。
太平天国内乱后，咸丰帝以为依靠嫡系部队江南江北大营就能战胜太平军，因此更加不重视曾国藩。
期间，曾国藩父亲去世，曾国藩回家奔丧后，向咸丰帝摊牌，要求给他实权，否则就在家守孝。短视的咸丰帝顺势，批准了曾国藩在家守制的奏请。
这一年，曾国藩47岁，陷入了人生中的最低谷。
被解除兵权后，他的那些宿敌一个个喜形于色，大骂曾国藩是假道学、假忠义。蛰居老家的曾国藩有口难辩，卧病在床。
更让曾国藩痛苦的是，此际正当太平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曾国藩要眼睁睁地看着建立功勋的良机溜走了。
他这回有点挺不住了，举动大异常态，整日生闷气，动不动就骂人。
在极端痛苦中，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静下心来反思过往。
曾国藩反思到，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
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
面对官场同僚，他确实常以圣贤自命，觉得别人都是小人。
曾国藩在家中致信各位好友，请大家给他多提意见，帮自己总结经验教训。
曾国藩阅读好友来信，反复回忆既往，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
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
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
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
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
被解除兵权，当然是人生大祸。然而祸是福之基，在灾祸中不能自暴自弃，应该置之死地而后生。
他认识到自己为人处世的四大缺点：
偏激，好名，也就是过于重视获得好名声；
喜欢公开批评谈论别人的过恶；
做事有始无终；
待人接物过于怠慢。
那么怎么做呢？也是四条：
做事平心静气，更多地考虑他人的心理，站在他人角度立场想问题；
更多地揄扬他人，表扬他人的长处；
做事有始有终，越到后来越慎重；
接人待物要更诚更敬。
曾国藩在这里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经过一年多的乡居，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天京内讧后，太平天国并没有如咸丰预想那样迅速崩溃。在胡林翼的多次奏请之下，咸丰帝令曾国藩重新出山，办理浙江军务。
这次出山，曾国藩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
第一，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
启程前，曾国藩首先以非常谦恭的语气给各军将领、各地大吏每人致信一封，到了长沙后，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
原来对那些无用的官样文章，他不理不睬，现在则每信必复。
此前，他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现在，他努力包容他人，设身处地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
第二，他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不再事事硬顶。
第三，他不再慎于保举，不但自己勇于保举，甚至鼓励部下不要有太多顾虑而放手保举。
就这样，曾国藩完成了自己的“中年变法”。待人接物，前后势若两人。
【结语】
今天，我们了解到曾国藩军事、政治上都不顺利，被咸丰皇帝解除兵权，47岁陷入人生低谷，在家蛰伏两年，反思自我，为人处世脱胎换骨。
那么再次出山后，曾国藩又会面临怎样的难题？
让我们期待明天的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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