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相西泠秋拍的宋高宗《起復詔》的落款和日期，與現存文獻記載之間，存在著無法自圓其說的牴牾。
凡是老百姓都知道，宋高宗才是殺害抗金英雄岳飛的真正元兇。惟其如此，不久前亮相西泠印社2008年秋拍會的宋高宗手敕岳飛《起復詔》，不僅為收藏界所矚目，也引起一般人的濃厚興趣。正如史家謝啟昆為此卷題詩所說：“三字獄成大理寺，不記詔書手親賜。”
建炎南渡，高宗能在南方站穩腳跟，岳飛的貢獻雖不是唯一的，卻是最大的。紹興四年（1134），他發動第一次北伐，奪回被金朝與偽齊佔據的襄漢六郡。紹興六年，他準備再次北伐，收復中原。就在這年三月二十六日，岳母姚氏去世，岳飛三天水漿不沾，哭紅了雙眼，他與兒子岳雲等“跣足扶櫬”，從鄂州（今湖北武昌）徒步前往廬山安葬。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母親落葬後，四月初七，岳飛辭官，入住廬山名剎東林寺，準備守三年之喪。按古代喪禮，稱之為丁憂、丁艱或守制，而實際服喪二十七個月，並不拘泥於整三年。
再說宋高宗，雖一意求和，苟且一隅，但審時度勢，深知對手尚未善罷甘休；倘欲以戰求和，以戰圖存，就必須倚重岳飛這樣的戰將。這年三月，他剛命岳飛為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不設正使，用現在術語，就是副職主持工作），顯然是出擊中原的重要部署。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宋高宗與宰相趙鼎分別獲悉姚氏的訃報。趙鼎深知岳飛至孝，立即按例通過樞密院於四月初七與初九接連發文讓他起復，同時請高宗下《起復詔》。所謂起復，就是指官員服父母之喪未滿期而應召任職。當天，高宗遣使慰問，在常規奠禮外，加賜銀千兩，絹千匹，同時“即日降制起復”。這是第一道《起復詔》，但似已失傳。據趙鼎給高宗的《乞起復》奏札，“緣初八日歇泊假”，由於恰巧休假，故而請高宗“於初八日進熟狀，鎖院，初九日降制”。也就是說，第一道《起復詔》是四月初九發出的。四月十二日，岳飛接到命他起復的密劄，立即上了《乞終制劄子》，希望皇帝“矜憐餘生，許終服制”。不久，朝廷來使抵達廬山，岳飛準備以孝服謝恩，使者堅決不同意。岳飛接到密劄與第一道《起復詔》後，再上《乞終制第二劄子》。
據李心傳所著高宗朝編年史《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00紹興六年四月乙巳注引《日曆》，宋高宗“二十七日甲子，降詔不允。五月壬申再降詔”。也就是說，高宗給岳飛先後頒過三道《起復詔》，即四月初八夜鎖院草擬，次日初九乙巳發出第一道，四月二十七日甲子發出第二道，五月壬申發出第三道。岳珂（字肅之）所編《鄂國金佗粹編》與《續編》，是關於其祖岳飛事蹟的文獻彙編，僅收錄一通《起復詔》，從行文“已降制命，趣卿起復”推斷，應是第二道。在這道詔書中，宋高宗要岳飛“國耳忘家，移孝為忠”，“體幾事之重，略常禮之煩”，希望他起復後“趁吏士銳氣，念家國世仇，建立殊勳，以遂揚名顯親之美”。無論語氣，還是措辭，都體現了宋高宗的籠絡手段，一開頭就說“倚注之深，良用震怛”，結尾強調“故茲親筆，諒悉至懷”。意思說，為了表達對你的倚重與關心，我都親筆寫了詔書，你也該體諒我的厚意吧！高宗這番話，應是針對第一道《起復詔》說的，那道詔書是鎖院由詞臣起草的，應該不會是親筆御詔，其分量絕非親筆詔可以比肩的。與此同時，尚書省劄子也通過金字牌傳遞著朝廷的意向。岳飛在《乞終制第三劄子》說：“今月初一，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今月初一”即五月初一，岳飛這道劄子應是對第二道《起復詔》與尚書省劄子的回覆。而從四月二十七日發出第二道《起復詔》，到五月初一岳飛接到詔書，四天的行程也基本上符合金字牌遞從臨安府（今浙江杭州）到廬山的日程。岳飛在劄子裡說：“老母淪亡，憂苦號泣，兩目遂昏”，再次懇請終制。
岳飛如此一而再、再而三要求守制，才有高宗第三道《起復詔》，也就是亮相西泠秋拍的拍品。據拍賣圖錄介紹，這件《起復詔》第一次公開面世是清乾隆六十年（1795），時任浙江布政使的汪志伊遊覽岳廟，岳氏後裔向他展示了這一詔書。他見已“殘闕五六字”，便指示岳廟刻石立碑，保存至今還在供人觀瞻。嘉慶八年（1803），馮培編撰《岳廟志略》，據原件收錄了這道詔書，以及面世八年來原件裱紙後的題跋。迄今為止，已有七十餘位名人在其上留下了跋語，其中包括翁方綱、阮元、謝啟昆、孫星衍、段玉裁、顧廣圻、吳昌碩、康有為等碩學名士。在眾多題跋中，連考據學大家段玉裁也肯定了手詔的真實性：“獨餘一詔分明在，言孝言忠墨尚濃。”唯有嚴元照表示過懷疑，他先是嘉慶四年題曰：“敕中有人臣幹蠱之語，按古訓蠱為事，朱熹本義始以蠱壞為說，南宋初年尚無此訓也。並識於此。”過了三年，又有跋雲：“憶去年見《金佗粹編》《續編》，考此敕無有也。是肅之（岳珂字）未嘗見此。又杭之先輩詩文亦無道及此者，或頗以為疑。”
這件拍品全文如下：“卿□終天年，連請守制者，經也。然國事多艱之秋，正人臣幹蠱之日，反經行權，以墨縗視事，古人亦嘗行之，不獨卿始，何必過奏之耶？□□練兵襄陽，以窺中原，乃卿素志。諸將正在矢師效力，卿不可一日離軍。當以恢復為□，盡孝於忠，更為所難。卿其勉之。紹興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皇）帝書賜岳飛。”行文倒也大體符合第三道《起復詔》的語境。但該拍品落款署“紹興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在日期上卻與上引李心傳註文大有出入。據心傳注引《日曆》，第三道《起復詔》明確是“五月壬申再降詔”。查《中國史歷日與中西曆日對照表》，五月初一為戊辰，壬申為初五，與二十八日相差二十三天。現存文物與歷史文獻在日期上的不相吻合，令人不能不對這件拍品頓生疑惑。
另外，這件拍品的影印件在落款上也讓人頗生疑惑。其一，高宗給臣下親筆詔自稱“皇帝書賜岳飛”，明顯有違他的落款習慣。岳珂所編《金佗粹編》開卷就有三卷《高宗皇帝宸翰》，共收宋高宗給岳飛的詔書錄文七十六件，經查沒有一件落款是自稱皇帝的，而且也從來不用“賜岳飛”，而是一以貫之地寫作“付岳飛”或“付飛”。一般說來，“皇帝”是臣民對他的尊稱，“賜”也是臣下對皇帝恩賞的說法；君主自稱“皇帝”，自稱給臣下的書翰為“賜”，顯然屬於自尊自大。君主制下不是絕無此例，但現存高宗給岳飛的所有書翰裡卻從未之見。而這件《起復詔》在其為母守喪的情況下，卻一反歷來的落款，不能不讓人有唐突之感。
其二，這件親筆詔落款後沒有押字，更是違背高宗行文的慣例。宋代皇帝在其親筆書畫落款時鈐上“押字印寶”，已成習慣，說詳拙著《水滸亂彈》中《押字》。查《金佗粹編》宋高宗給岳飛的所有“宸翰”錄文，也是每件落款後都有“御押”二字。由於高宗御押是手寫體的印模，描摹很難逼真，故而岳珂只能在每篇錄文後註明“御押”二字。《金佗粹編》卷二《行邊詔》現存有高宗真跡，不僅影印件的實物文字與岳珂錄文兩相契合，而且“付岳飛”落款後御押也灼然可見。而拍品僅在“皇帝”兩字處有一朱文的“書詔之寶”，其樣式與現存宋高宗付岳飛《行邊詔》真跡中“御筆之寶”的印文頗有不同，也讓人深感蹊蹺。
加深這種疑惑的，還有收入《金佗續編》卷7的《辭免起復不允省劄》。這份省劄是高宗與朝廷通過樞密院頒發的，針對岳飛一再辭免起復，傳達了高宗的最後通牒：一是命令岳飛“日下主管軍馬，措置調發，不得再有陳請”；二是命令岳飛的部將敦請岳飛“依舊治事，如依前遷延，致再有辭免，其屬官等並當遠竄”。正是後者，對岳飛造成巨大壓力，倘若他固執己見，仍不起復，他的部將都會以“不體國敦請”而得罪遠竄，這是岳飛在起復上動搖的根本原因。而其時邊報傳來，偽齊軍隊又乘機攻佔唐州（治今河南唐河）。於是，岳飛中止守墓，下了廬山，重返鄂州。為了寄託自己的孝心與哀思，他木刻了母親像，行“定省之禮如生時”。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省劄在《金佗續編》裡的落款是“紹興六年五月十一日 押押”。最後“押押”二字，也是樞密院長貳在發出省劄時的押字，由此也可見宋代文書落款中押字已到了不可或缺的地步。關鍵在於，這份省劄發出日期為五月十一日，按金字牌遞的行程，至遲五月十五日這份最後通牒應該送達岳飛之手。岳飛結束守制，起復下山，也只可能在接到這份省劄後的一二天內。也就是說，至遲五月十八日岳飛就應該起復，並將這一決定稟報高宗與朝廷。起復事至此已經畫上了句號。高宗至遲在五月二十二日就該知道結果，完全沒有必要多此一舉，在六天之後的二十八日再寫一封親筆《起復詔》“賜”岳飛。
道光元年（1821），松筠題跋說：“高宗敕嶽忠武書（按：即《行邊詔》），與此敕筆墨宛出一手，洵為思陵（宋高宗陵號）真跡。”是否如此，兩件文物俱在，文物鑑定專家會作出判斷。筆者根據拍品《起復詔》的落款和日期，指出其與現存文獻記載之間，存在著無法自圓其說的牴牾。倘以排中律而論，其中必有一偽，應該是毫無疑問的。希望高明者能夠指擿我的考證存在謬誤，讓這件拍價八百三十萬元的拍品物有所值。
最後，再說一件與《起復詔》有關的軼事。南宋名相周必大在岳飛死後二十六年遊廬山，其《泛舟遊山記》說：“由石門澗出官路，稍前即岳家市，岳飛葬母於此，故為市。”對於生養英雄的偉大母親，英雄雖然最終沒能為她守喪三年，但人民卻以“岳家市”的命名永志紀念。去廬山的遊人，到了東林寺，你是否也會想起岳飛曾在這裡為母親守喪，是否也會探尋與憑弔岳母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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