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年，朱元璋意气风发。
他完成了一个惊世骇俗的逆袭，从一个六线小镇的打工青年，一跃而成为明帝国的掌舵人。这样的功绩，翻遍史书，四五千年来，不过二三人。
打江山需要团队。登基后，对于跟随自己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兄弟们，他论功行赏，一口气册封了6位公爵，28位侯爵，还颁发免死铁券，不仅给予高官优待还将公主嫁给他们的儿子，又让皇子娶他们的女儿来结亲家。
看起们弟兄们来的好日子来了。可是，没想到朱元璋利用胡蓝党案、空印案、郭桓案，“用谋反的罪名连坐处理”，开国功臣们被屠戮殆尽，毫无还手之力。
共患难容易，共富贵却难？
那么，作为老大的朱元璋到底在怕什么？不止朱元璋，为什么底层出身的君王如刘邦、朱元璋，都对功臣宿将进行了诛戮，而唐太宗李世民却能“驾驭群臣，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宋太祖赵匡胤可以“杯酒释兵权”来和平解决。除去这些底层出身君王的性格原因，其发起诛戮的原因是否有共通性？
1
权力的空白区
首先来说，开国君主的地位和权威，很多并非来自其血统和出身，都是后天逐步形成建立的，而朱元璋和臣属们“君臣之份”的确定，则比我们想象中更晚。
我们来看《明史.汤和传》中一段颇为耐人寻味的记载。
郭子兴初起，和帅壮士十余人归之，以功授千户。从太祖攻大洪山，克滁州，授管军总管。从取和州。时诸将多太祖等夷，莫肯为下。和长太祖三岁，独奉约束甚谨，太祖甚悦之。
朱元璋出身寒微却才能出众，投军之后，受到郭子兴赏识，地位上升很快。攻克和州后，奉命总诸将，除汤和“奉约束甚谨”外，而其他将领多与之等夷，“莫肯为下”。可以看到，创业之初的朱元璋与很多日后的老部下们并没有太大的尊卑之别，更莫论君臣之份，只有比其年长的汤和早早把朱当成领导，而朱元璋的反映是“甚悦之”。
其后朱元璋南征北战，地盘日扩、权力日增，与部下之间拉开一些距离， 手下诸将开始“以次臣属焉”，甘居下位。然而直到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和臣属才算真正的君臣名份大定，双方之间通过礼仪规定、权利分配，把距离拉开很大一部分。
终于拥有了君主名分的朱元璋还面临着两个问题。
第一，明朝开基基业，朱手下的文武功臣出力很多，连朱元璋自己都承认“创业之谋，与卿等劳心苦力，艰难多矣”。就像一个起于草莽的创业公司一样，领导和员工共同劳心劳力，把公司做上市，尔后老员工大抵也会拿到特权和分红。与此相同的是，明朝建国后的君臣权利分配也多一些“分享性”，而少一些“恩赐性”的色彩。
第二，朱元璋与很多部下都起于贫贱，结识于微时。一部分功臣还与朱自小相识，知道朱的底细，他们很难把朱元璋当作神秘而有威权的主君。换就话说，很多臣子对朱元璋很难产生臣下对君主所应具有的畏威怀德的心态。
这两个问题都直接指向一个核心，那就是朱元璋和手下功臣宿将之间，缺乏一个“权力的空白区”。这些功臣离他太近了，有人知道他的根底，有人曾经和他同级，自己只不过是抢先把位子占住了而已。
朱元璋耳边天天听着“天纵神武”、“天生圣明”之类的阿谀之语，但是心如明镜，他知道这些话听着似是好话，但不过是时时刻刻提醒他，自己并没有血统与法统上的优势，能当上皇帝全靠“天赋异禀”和“神武”，但自己的儿子有“异禀”吗，孙子呢……自己在一天，还能压得住这群老东西，而自己百年之后呢？所以他看了看这群骄横不检点的功臣们，慢慢拔出了刀，准备清理出一片“权力的空白区”了。
2
朱元璋们的共同尴尬
而从古至今，朱元璋们大抵面临着相同的境况。
很多人读书的时候都学过一篇《陈涉世家》的课文（现在似已被移除），对于提出“苟富贵，无相忘”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都记忆颇深。但多人觉得，他都说出“富贵不忘”这样动感情的话，对待故旧一定很亲厚，但其实课本里的故事根本就没讲完。
陈胜王凡六月。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史记.陈涉世家》
陈胜也算是出身寒微的君王了，对于知道他根底的老伙计，一开始还算接纳。但是这群故旧伙伴没留心，估计把陈胜微时那点事，当成自己酒后的谈资，逢人便说。陈胜看到自己身为君王的神秘性和权威，都被这些知根知底的老伙伴动摇了。听了一句“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的劝谏，就直接把老伙伴砍了，干净利索，完全不顾“苟富贵，无相忘”的诺言。
汉高祖刘邦也是个提三尺剑而起的君王，他在击败项羽及称帝后，着手剪除异姓诸侯王。这些异姓诸侯王大多从抗秦时就已经自成威名，有的甚至和刘邦同时获得过王位，他们知道刘邦的成色和底细，刘邦也知道只有趁自己活着的时候杀掉这些曾与自己并列的、老资历的异姓王，才算为自己的权力和基业留出安全区。
诸侯王英布起兵造反，与刘邦对垒时，曾有这样一段对话。刘邦远远地对英布说：“何苦要造反呢？”英布直接回答：“因为我想当皇帝啊！”可见这些在秦末就已经纵横天下的异姓王们，感觉自己距离帝位太近了，为此他们善于造反、敢于造反，刘邦也必须把他们都剪除才能留出“权力空白区”。
千古之下，出身寒微的朱元璋们诛戮功臣当然是有共通的原因的，他们从底层出身一路打拼直到黄袍加身，没有其他优势也没有文化上的自信，杀人就成为他们心中唯一能保障自身安全的方法。
3
有意制造权力的断层
如果剪除功臣故旧，留出“权力空白区”，是很多出身寒微君主的选择。那么以下的举措，就是制明太祖朱元璋的独创了。
朱元璋加强君主专制的思路，是将皇权无限扩张，他不满足于只留下一片空白区，而是选择把所有可能制约皇权的其他权力都干掉，比如相权和军权。
因宰相制度的存在，中国古代朝廷中大体形成了 “内朝”、“外朝”的格局。以皇帝为核心的系统与以宰相为中心的朝臣系统处于权力变化的态势，这两个系统在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决策、行政等事务的处理中。尚有些许共同抉择的精神存在，相权有时也可制约皇权的恶性扩张。
而明朝废相以后，这种精神消失了，制衡约束也不存在了，君权的运行变得很不稳定，更多取决于皇帝的执行水平和勤政程度了。但朱元璋并不在乎，在他眼中，相权对于君权的制衡只有负面影响，他要减除一切妨碍君权运行的权力。
洪武十三年正月， 朱元璋以交通日本 、意图谋反的罪名杀丞相胡惟庸。随后，正式颁诏，取消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
诏曰：朕尝发施号令，责任中书，使刑赏务当。不期任非其人，丞相汪广洋、御史大夫陈宁昼夜淫昏，酣歌肆乐，各不率职，坐视兴废，以致胡惟庸私构群小，夤缘为奸，或枉法以惠罪，或挠政以诬贤，因是发露，人各伏诛。特诏天下罢中书，广都府，升六部，使知更官之制，行移各有所归，庶不紊烦。
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凭借开国之君的威望，将罢相不再复设之意写入《皇明祖训》，这成为明朝影响最为深远的相论。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 ，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 ，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废除宰相后，君权运行得心应手，朱元璋深感满意，但马上受到了反噬。据记载，他一天要披阅4OO多件奏折文书，只能设立四辅官、殿阁学士来辅助自己。洪武朝以后，内阁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其首辅的权力不啻于宰相。但内阁首辅终究不是宰相，有明一朝，在制度上都并未赋予其合法的地位。
朱元璋的政治结构创想是，明朝的一切制度体制都应该在“皇权至上”的前提下展开，其后发展也确如他所愿。废除宰相之后，随后再出现的内阁的权力、宦官的权力乃至特务的权力，都由皇权赋予，也能随时被皇权剥夺。在这种制度 、权力体系下 ，一切权力都是皇权的衍生物，失去制衡的皇权至此可以随意地扩张。
对于号称“盛于皇权”的军权，朱元璋的做法则更为简单粗暴。从洪武十三年到二十六年，朱元璋借 “胡蓝之狱”，对军中宿将及其亲信痛下杀手。上到蓝玉、傅友德等影响力庞大的战将，下到坐罪的偏裨将卒，都被朱元璋进行了“毁灭性打击”，导致最后明朝开国的“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至此，明朝在军中有影响力的元勋都被干掉，短时间内军权再也无法对皇权进行干预。朱的做法甚至矫枉过正，在后来的靖难之役中，建文帝缺乏将才，耿炳文魄力不足，李景隆更是纨绔子弟，最终坏了大事……
朱元璋曾将功臣比喻成荆棘上的刺，对朱标说要将荆棘拔光了刺再送给他。但是朱送的哪里是荆棘，那是一柄“皇权至高无上”的权杖！
相权和军权的威胁都被剪除，明初皇权运转，再无滞塞和制约。
4
知识分子要懂得合作
根据权力的运行法则，君主在不断强化自己世俗权力的同时，往往也会向精神和意识领域进军。西方的君王一般会向神权发起挑战，而中国的皇帝则向儒教下手，以期获得文化上的话语权，进行精神上的统治。
朱元璋早年家破人亡、颠沛流离，没有读书的基本条件，可谓先天不足；后来出家，又纵横于乱世，更是很难就学。《明史》中就说，“吴王微时，目不知书”。之后稍有条件，朱元璋便亲近儒生，努力读书学习，但已经很难积累出某些贵族出身的君王那种天然的文化自信了。
于文化上的先天不足，更是让朱元璋足够敏感，这种敏感可以一分为二来看。因为敏感，朱对文化非常地重视和渴求，在创业时懂得尊重知识人才，听取有志之士的意见，开创了“明祖重儒”的好局面，对其成就大业非常有益；但也同时因为敏感，朱元璋生怕有人嘲笑、讥讽他没文化，格外重视文化上的话语权、对寻求儒生合作达到一种病态的执念，又使他在建国后做出很多“恶性”的事情。
在古代中国，很长时间内都存在“治统”和“道统”分离的局面，代表世俗权力的“治统”在皇帝那，而代表文化话语和意识形态的“道统 ”却在儒家和知识分子手中。这就导致某些“渺视”君权的文人，只要遵守了道义，哪怕被君主杀掉，甚至遭遇灭族之惨祸，但是舆论还是站在他们一边，这是每个强权君王都很难容忍的事情。
对文化格外重视的朱元璋很早就盯上了“道统”，他的梦想是要将“治统”和 “道统”合二为一，不仅要做一个世俗政权里的国王，而且还要做精神上的“教主”，希望文化和信仰能被君权驯服。朱对儒家道统发起进攻，比我们想象中要早，明朝建国后，他就一改之前“重儒”的风气，对象征着儒家的最高信仰进行了试探性进攻。
洪武二年，朱元璋便下达诏令说：庙春秋释奠，只在曲阜举行，天下不必通祀。事关祭孔这样的大事，知识分子都觉得信仰大受伤害，朝内文臣儒士反对如潮、纷纷劝谏。但朱元璋故作深沉，不听意见，却暗示一些儒学权威表态，没想到大儒宋濂等人也委婉地表示不赞成。如此一来，朱元璋不敢一意孤行，只好下台阶接受劝谏，君权第一次怼上“道统”，朱败下阵来。
但是朱元璋绝不甘心，洪武五年时，又对“亚圣”孟子下手了。
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
孟子的著作中，有很多被中学历史老师称为“民本思想”的语句，譬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君有大过则谏 ，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等。朱元璋在君权日盛的时候，骤然读到这些语句，眉头一皱杀心顿起，大骂道：“使 此老在今日，宁能免耶！”
其时适逢祭祀孔子的日子，朱元璋下令罢孟子配享，即日逐出殿外，群臣敢有谏劝者以大不敬论处。这一下群臣又炸了，上次因孔子而劝谏朱元璋的大臣钱唐站了出来，大喊：“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冒死劝谏。朱元璋应该是从钱唐儒弱的身体里，看到了文人维护信仰那种“悍不畏死”的精神，又看了看了暗藏汹涌的舆情，于第二年便下了一道谕旨：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 ，配享如故。恢复了孟子的地位。
这君权挑战“道统”的第二战，朱元璋也没赢。但在洪武二十七年，杀人正酣、君权运行极为顺畅的朱元璋，命人对 《孟子》进行删节，共删掉违碍君权、“辞气之间抑扬太过者八十五条 ”，成《孟子节文》一书，还规定这八十五条永远不能进入“考试大纲”。这一次再没人敢劝谏了，在执政晚期，朱元璋终于靠“阉割儒家经典”，在精神文化领域宣示了一次君权。和儒者争夺道统的话语权，他终于胜利了。
而对于文人儒士，建国后的明太祖一改“重儒”之风，处理得异常简单粗暴。
首先，应召来朝为官的，朱元璋“以区区小故，纵无穷之诛”，杀了一批。
其次，拒绝应召出仕的，朱元璋以“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则“诛其身而没其家”，又杀了一批。
最后，为文写作的名士，朱元璋以文字狱再杀了一批。
元朝对知识分子颇为疏阔优厚，张士诚对吴地士子也能善待，没想到这群名士却被明太祖一网打尽。如驰名诗坛的“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竟无一人免于朱元璋之毒手。著名士人引颈就戮，使文化事业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幸存的儒生只敢“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思想逐渐趋于奴性和僵化，再难创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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