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A传评三国风云人物之“阿修罗”公孙瓒（六）蓟侯疑云
公元192年，即初平三年，伴随着董卓的被杀，天下似乎也彻底失去了方向。
李傕、郭汜主持下的东汉朝廷，对天下的制御能力愈加的衰微，关东诸侯们互相兼并以自强大的做法，更是让朝堂上的众臣们忧心忡忡，放任这种局面的扩撒势必会让东汉政府的威信丧尽，沦为毫无意义的存在。如何改变这种局面成了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这一年的秋天，七月份，发生了“天子使太傅马日磾、太仆赵岐和解关东”的政治事件，说白了其实无非就是要利用当时政府手中唯一还拥有的封官加爵的权力来刷存在感。赵岐和马日磾就这样带着朝廷的重托，离开了岌岌可危的长安城，一路向东踏上了行程。当他们走到洛阳的时候，为了尽快完成任务，赵岐和马日磾决定分头行动。马日磾转而向南去抚慰包括袁术在内的长江沿岸及以南的各方诸侯。而赵岐则选择继续向东，来到了黄河流域号称为九州之首的冀州，在那里刚刚发生了一场公孙瓒与袁绍之间的大战，也就是界桥之战。
赵岐
当赵岐来到冀州的时候，界桥之战早已经结束，可是公孙瓒与袁绍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公孙瓒退守渤海郡，借助他所任命的渤海太守公孙范以及青州刺史田揩这两股军事力量继续与袁绍周旋。在这期间小范围的军事冲突应该是不断的发生，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援於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这件事发生在初平三年四月份以后，正是在界桥之战以后的事情，虽然这里面记载公孙瓒派遣的这几处驻军，都被袁绍与曹操打败“皆破之”了，但个人感觉这种说法不一定真实，毕竟陈寿《魏书》的史料主要还是来自于曹魏的官方档案，难免有美化曹操的嫌疑。个人认为真实的情况应该是互有胜败，并且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龙凑之战的爆发。
在上一篇中，我曾经以龙凑古城的地理位置做过一个推测，就是龙凑之战的背景是基于袁绍切断了渤海与青州的联系。前面提到的《三国志武帝纪》中发生在初平三年四月份以后的那段记载（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援於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也可以作为这种推断的佐证。刘备和单经所屯驻的高唐县和平原县都属于青州平原郡治下，而陶谦所屯驻的发干属于兖州的东郡，这些地方都是处于青州冀州兖州交汇接壤的地带。可见在界桥之战以后，公孙瓒退守渤海，而袁绍则应该是继续向东拓展地盘，他没有选择与公孙瓒正面交锋所以避开了渤海郡，而把主要兵力投向了青州，兖州则交给了曹操，这也是《三国志武帝纪》记载袁绍表曹操为东郡太守的原因。
对于当时的公孙瓒来说，青州之于渤海尤为的重要。渤海郡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的东面紧靠大海，北面、西面、南面分别与幽州、冀州、青州接壤，所以在历史上有的时候渤海郡属于幽州，有的时候却又属于冀州。对于当时的公孙瓒来说，假如失去青州，渤海郡将在西部和南部同时面对来自袁绍的双重压力。而渤海郡东部的大海固然是公孙瓒无路可退的一面，北部的幽州其实也早已经是公孙瓒无法返回的故土。
我之所以这么说，虽然只是个人的猜测，却也是依照常理推断。当年公孙瓒以讨伐董卓的名义率兵来到冀州，并阴差阳错的与袁绍展开争霸的时候，幽州的刘虞应该就已经是彻底的与公孙瓒站到了对立面上。毕竟有史料可以证明刘虞与袁绍一直都是盟友的关系。刘虞不但不会允许公孙瓒返回幽州，甚至还有可能会派兵到渤海郡的北面，虽然他不大可能直接与公孙瓒发生战争，但是向公孙瓒施加军事压力，为袁绍攻打青州创造条件，应该是有的。
所以对于公孙瓒来说青州不能丢，只要青州还掌握在公孙瓒的手上，他就具备继续争霸的能力，他就依然可以与袁绍对抗，并可以继续保持与青州南面的徐州陶谦以及更靠南一点的淮南袁术这三者之间的盟友关系。这种盟友关系，正是制衡冀州袁绍、兖州曹操以及荆州刘表，这三方所形成的名义上同盟关系的必不可少的政治军事基础。
这些才应该是龙凑之战爆发的基础背景。据《后汉书袁绍传》中记载“三年，瓒又遣兵至龙凑挑战，绍复击破之”。从这句话的表面理解来看，龙凑之战是以公孙瓒方的失败而结束的。但是其中的一个“遣”字却可以传递出了两个信息，第一点就是公孙瓒派遣了一个将领去攻打龙凑古城，这个将领是谁，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推断下田揩的可能性较大。所以公孙瓒方是这个将领在龙凑之战中被袁绍打败，而并不是公孙瓒本人。也就是说这个将领率领的应该不是公孙瓒的主力。这样也就引出了第二点，公孙瓒的手上依然有足够可以再次发起进攻的主力部队，或者也可以理解成为是可供谈判的军事筹码。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节点上，发生了太仆赵岐和解关东的政治事件。
在史书记载中赵岐几乎是轻描淡写的就结束了公孙瓒与袁绍的这种经年持久的战略对峙，彰显了东汉政府依然存在的威仪，以及赵岐个人的政治影响力。然而作为一场尤为重要的政治谈判，这样淡化模糊的记载显然并不符合实际。在历史上任何一场谈判都是在妥协与被妥协之间找到一个相关各方的利益平衡点之后，才能够最终达成的。所以无论是公孙瓒还是袁绍都不可能这么轻易的放弃自己的利益诉求。
对于当时的袁绍来说，统一冀州是他当务之急的利益诉求，而对于公孙瓒来说保存自己军事实力的存在是他不会做出让步的利益诉求。袁绍要想统一冀州，不但要将公孙瓒至少是赶出冀州，还要平定黑山军在各地发起的愈来愈浩大的动乱。而公孙瓒要想保存自己的军事存在，就必须有一块自己的合法的领地。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利益平衡点，正是摆在赵岐面前的最最艰巨的任务。
史书中并没有记载赵岐所主持的这场谈判过程的具体细节，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在这之后相关各方的各种动向来进行推断。在《后汉书袁绍传》中太仆赵岐和解关东事件的后面，直接写到“绍于是引军南还”说明袁绍方是达成了妥协，利益诉求也得到了满足。而对于公孙瓒方《三国志公孙瓒传》中所记载的“与范俱还蓟”相对客观的传递出退军的现象，也应该是达成了妥协，在利益上得到了满足。
对于公孙瓒来说都有哪些具体的利益需要得到满足呢？个人分析大概有这么三点：第一点，是朝廷对公孙瓒发动界桥之战行为的认可，不但是要赦免，还要得到肯定。第二点，是对公孙瓒在渤海郡和青州的已有地盘的认可。第三点，当然就是需要政府承认公孙瓒在战争过程期间所扩充招募的兵马的归属问题。
在这三点当中，第一点比较容易实现，公孙瓒虽然发动了战争，但是必定是在袁绍十罪的基础之上的，是属于理论上正义的一方，这也是公孙瓒得到许多人支持的原因。尤其是他又在平定渤海黄巾军入侵的战争中表现出色，给予一定的奖励也属于正常，于是朝廷以公孙瓒平定渤海黄巾军有功为理由，征拜公孙瓒做了奋武将军。这在谈判期间公孙瓒写给袁绍的书信中的一句“赵太仆以周召之德，衔命来征，宣扬朝恩，示以和睦”的话中可以得到印证，其中“衔命来征”的“征”字应该就是“征拜”的意思。奋武将军这个官职并不见于《后汉书百官志》中，但是在东汉末年经常被授予一些统兵的将领，比如曹操和吕布，都曾做过奋武将军。实际上这是一种在动乱年代里，由于军功和将领的泛滥而额外增加的官职，与之相同的还有很多，比如破虏将军、伏波将军等。这种现象被一些专家的文章解读为是杂号将军。虽然是杂号将军，但是毕竟是朝廷封的，拥有统领兵马的权力。对于公孙瓒来说，这种封赏也算是功过相抵，也算是对他行为的一种折中的肯定，所以公孙瓒也就比较容易接受。
第二点就不太容易解决了。必定是自己流血拼命打下来的地盘，这与袁绍巧取冀州的做法不同，任谁也不可能轻易放弃。所以我认为在这一点上袁绍方肯定是要做出让步的。对于当时的袁绍来说，在界桥之战以后应该是始终与公孙瓒在渤海和青州附近保持着军事对峙，并且保持着胜多败少的优势地位。但假如继续推动战争进行下去，短时间内袁绍自己并没有必胜的把握。而发生在冀州各地的黑山军之乱又愈演愈烈，长此下去势必造成顾此失彼得不偿失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袁绍在得到朝廷实授冀州牧的实惠之后，选择退兵去平定黑山军，以巩固已有成果，还是比较划算的买卖。
不过，个人感觉，按着常理推断袁绍一定会以退兵为条件要求公孙瓒退出渤海郡。毕竟渤海郡在东汉是属于冀州治下，更何况袁绍还曾经做过渤海太守，这种要求由袁绍提出比较合理。而公孙瓒则会以保留其藩属部队田揩所部在青州的军事存在为条件向朝廷开出筹码，并最终与袁绍一起达成妥协。也就是袁绍从渤海和青州撤兵，以作为公孙瓒撤出渤海的条件，而朝廷则必须承认公孙瓒嫡系田揩作为青州刺史的地位。
田楷
我这样说，可能有很多朋友并不能理解，甚至还会反驳我，袁绍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放弃渤海和青州。朝廷又怎么会同意田揩做青州刺史呢？在这里我要说，首先袁绍并没有放弃渤海，其次袁绍当时的确放弃了青州。袁绍从渤海退兵，并不等于放弃了渤海，应为同样的公孙瓒也撤离了渤海，从《后汉书袁绍传》中“绍于是引军南还”以及《三国志公孙瓒传》中“与范俱还蓟”的记载来看，他们的确都从渤海撤了兵，也就是渤海当时应该是形成了一个由朝廷直接管辖的中立区。对于袁绍来说，只要公孙瓒撤出渤海，就等于自己收复了冀州的失地，至于说朝廷会让谁来担任渤海太守，都势必会征求袁绍这个冀州牧的意见，所以并不重要。而同样的道理袁绍放弃青州也属于份内的事情，毕竟袁绍不是青州牧而是冀州牧，这个面子袁绍也是卖给了朝廷的，而并不是给了公孙瓒。况且，在史料记载中，赵岐和解关东以后袁绍和田楷至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发生过战事，而且田楷一直是在青州，虽然每次提到田楷作为青州刺史的身份的时候，总是会出现“公孙瓒所置”“瓒乃自署其将帅……为青州刺史”等修辞，但是在赵岐和解关东的这次谈判中袁绍如果不同意或者是默认接受田楷作为青州刺史的事实的话，就不可能在那之后让让田楷安稳的呆在青州。在《三国志先主传》中“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谦遣使告急於田楷，楷与先主俱救之”的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田楷是有精力和兵力去救援陶谦的，这也就说明当时的田楷并没有遭遇到军事上的压力。而这个时间点正是兴平元年，也就是赵岐和解关东一年以后的公元194年的春天二月份以后。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分析来看，袁绍在这一期间也一直都是在平定黑山军，根本没有精力去和田楷交战。
所以综上所述，在赵岐和解关东的谈判中，朝廷与袁绍向公孙瓒做出让步，不但赦免了公孙瓒发起战争的过失，封其为奋武将军，还任命了公孙瓒嫡系田楷作为青州刺史的事实。那么就只剩下关键性的一点了，就是第三点，公孙瓒在战争期间所扩充招募的兵马的归属安置问题。之所以说这一点是关键性的一点，因为他涉及到公孙瓒退出渤海以后的去向问题，公孙瓒应该到哪里去驻兵。
对于朝廷和袁绍来讲，当然是希望公孙瓒能够解散部队，然后放马归田养老。可是在这种时候，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人都会清楚的认识到一点，就是一旦自己没有了兵权，奋武将军的头衔变成空头支票还是次要的，命恐怕都是要保不住了。所以，公孙瓒不可能解散部队。
那么接下来朝廷和袁绍能够接受的次一级的方案就是公孙瓒能够返回辽西，或者右北平，应为在公孙瓒授命出兵讨伐董卓开赴冀州之前的官职个人猜测应该就是右北平太守，这一点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也是认同的，所以在十八路诸侯中公孙瓒的身份是北平太守。但是这一条对于公孙瓒来说也是不能够接受的，因为经过这一场争霸，公孙瓒的野心也已经膨胀了起来，既然他敢于任命青州冀州兖州的刺史，就说明他已经把自己的地位放在九州之上了，在他的心里一定还想着要再次争霸。可是公孙瓒一旦返回右北平想要再次南下争霸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刘虞也不会同意公孙瓒返回右北平以东，因为刘虞的政绩主要是以对乌桓的宽容开放为主，而右北平以东直至辽东，林立着大大小小的乌桓民族的属国，在公孙瓒南下以后，这些乌桓属国与刘虞应该是保持这一种相对和谐的状态，而刘虞自然会担心这种状态在公孙瓒返回以后会遭到破坏。
十八路诸侯
所以朝廷和袁绍所希望的这些方案，公孙瓒都是不可能接受的。那么公孙瓒对自己的去向安排应该也是有一个目标的，首先这个目标当然应该是一个与袁绍同等地位的州牧，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幽州牧。可是当时刘虞正在担任幽州牧，虽然赵岐和解关东是持节而来的，有任免两千石大官的权力，但是感觉上他也绝对不会贸然罢免人气很高的刘虞，去改任公孙瓒为幽州牧，而且以袁绍为首的这样一批刘虞的拥趸也不会同意。对于赵岐来说事情似乎不太好解决，既不能给公孙瓒一个州牧的任命，太守之类的公孙瓒又已经看不上眼，而公孙瓒手上几万的人马要是不能得到妥善的安置，这场和解似乎也就要面临着徒劳无功寿终正寝。一切都陷入了僵局。
关于这一点，我在对赵岐和解关东之后公孙瓒的一系列动向进行了分析以后，做了一番假想。在上一篇的结尾，我曾经说过，公孙瓒在返回幽州以后是去了蓟城，也就是幽州的州治，刘虞的大本营。而且公孙瓒就在刘虞的眼皮子底下为自己“筑京”，修建了一座用以屯军的小城。关于这座小城是建在蓟城之外还是之内，历来说法不一，但是从字面理解以及后来两人交战的过程来看，公孙瓒的小城“筑京”在蓟城之内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这件事在所有史书中都有记载，而且众口一词，所以应该是事实。但是作为幽州牧的刘虞，怎么可能就默许了公孙瓒的这种行为的呢？我们试想一下，公孙瓒领着至少数万的人马浩浩荡荡开赴到蓟城，然后开始在城内“筑京”堆土建城，这至少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刘虞竟然没有在第一时间出面阻止公孙瓒的这些行为，并且刘虞不是没有实力去阻止公孙瓒，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讲到过的，后来刘虞与公孙瓒开战的时候，一瞬间就集结了十万的军队，也印证了刘虞的这种实力。那么刘虞为什么没有去阻止公孙瓒呢？我认为，答案只能有一个，就是公孙瓒的行为得到了朝廷的准许。也就是在赵岐和解关东的这场谈判中，赋予了公孙瓒在蓟城“筑京”的这样一种权力
。
我注意到在《三国志》和《后汉书》中在加公孙瓒为奋武将军的同时，还给公孙瓒封了一个爵位“蓟侯”。这是一个列侯或者叫做县侯，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列侯“金印紫绶，以赏有功。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其所食吏民”。虽然习惯上列侯并不一定非要到自己的封地生活居住，但是封地内的百姓的供养必须是归列侯所享有的。对于这个爵位加封给公孙瓒的时间，两本史书却做了不同的的记载，《三国志》认为是在董卓入主洛阳迁刘虞为大司马的时候，而《后汉书》则认为是在公孙瓒平定渤海黄巾军入侵之后。而前面我的分析中公孙瓒平定渤海黄巾军入侵的功劳应该是在赵岐和解关东的时候给定性为有功的，所以也就应该是在这个时候正式任命公孙瓒为奋武将军，并加封的蓟侯。
那么是《三国志》记载错误了吗？也不是！个人猜测，公孙瓒的这个奋武将军加封蓟侯的封赏，应该是在董卓主政后不久就确定下来的，只不过这件事因为后来的关东义军讨伐董卓、董卓之死以及李傕郭汜之乱等事件的发生而被搁置了下来，最后一直拖到赵岐和解关东的时候才被正式授予了公孙瓒。
我这个猜测有一个深层次的理由，就是刘虞当为天子的这种呼声。
刘虞
刘虞在当时的人气爆棚超高，不但是因为洛阳城外的双头婴儿的诞生，更是因为他得到了许多颇具影响力的门阀士族的支持，比如盟主袁绍，比如陈留的张邈，比如名士臧洪。这件事在刘虞与公孙瓒向朝廷上书告状的“二奏交驰，互相非毁”中被传的沸沸扬扬，不但威胁到了刚刚继位的九岁皇帝汉献帝刘协的位子，更是威胁到了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工具的存在，如何妥善的处理这件事成了董卓主政下的朝廷的头等大事。而与刘虞一向不和谐的公孙瓒则成了牵制刘虞的最好人选。于是加公孙瓒为奋武将军领右北平太守，让他有了合法的兵权，而蓟侯的爵位则让他与刘虞有了产生矛盾的焦点。只不过这件事还没有去实施就发生了关东义军讨伐董卓，迁都长安等一系列的大事，等到李傕郭汜主政的时候，在决定关东和解的诸项事宜的时候，刘虞的问题再一次被提了出来。虽然之前刘虞曾派人到长安向朝廷表过态度，但是刘虞之子刘和秘密离开长安这件事怎么能够证明那不是刘虞刻意安排下的一场忽悠朝廷的骗局呢？
赵岐正是带着这种秘密的使命来到了和解关东的谈判桌上。而这恐怕也是赵岐和解关东的这场非常重要的汉末政治谈判，在众多的史书中记载模糊不清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当时记录这件事的史官被当时的执政者要求做了模糊处理。因为毕竟刘虞有一个汉室宗亲的身份，又是一个在其被杀以后都极其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传扬出去所产生的后果将会是很难预料。
公孙瓒就这样合理合法的、理所当然的驻进了蓟城，刘虞所深爱的蓟城百姓就这样成了公孙瓒所食之“吏民”，在史书记载中也的确如朝廷所预想的那样，在公孙瓒与刘虞之间由于“禀粮不周”而经常产生矛盾，并最终促使盛怒下的刘虞在这一年的年底发动了攻打公孙瓒的战争。
公元193年，即初平四年冬天，刘虞纠集了十万人马准备趁夜偷袭公孙瓒在蓟城东南角所建筑的小城。临行前他的一个从事代郡人程绪脱掉头盔向刘虞谏阻说道“公孙瓒虽有过恶，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晓使得改行，而兵起萧墙，非国之利。加胜败难保，不如驻兵，以武临之，瓒必悔祸谢罪，所谓不战而服人者也。”可是刘虞不听，他也不想再听，于是将程绪斩首示众。然后告诫士卒攻打公孙瓒的时候“无伤余人，杀一伯圭而已” 伯圭就是公孙瓒的字，也就是尽量不要伤及无辜，首恶必办胁从不论口号。并且在攻打公孙瓒小城的时候又由于爱护民舍房屋下令士兵不要放火。刘虞的这种做法是他的仁心所致，可是在战场上这种对敌人的仁心却是对自己的残忍，也是对追随自己的这些士兵部属的不负责任。
公孙瓒在蓟城东南角上所修建的小城，其实也就相当于一个相对大一点可以居住的府邸，相信也不可能屯驻下太多的兵马。所以史书记载，当时“瓒部曲放散在外”而他身边只有少数驻兵。当刘虞的一个叫做公孙纪的属下跑来向公孙瓒报信的时候，公孙瓒自认为兵少没有必胜的把握，就打算挖掘城东城墙逃跑，可是当他看到刘虞的军队在攻城的时候由于爱护民房不肯放火而又畏首畏尾的时候，就知道刘虞在军事上徒有虚名，纵有十万之众也是无济于事。当下公孙瓒拣选了数百勇士，顺风放火杀出小城去，与刘虞的军队展开一场巷战，最终将刘虞的十万之众打了个溃不成军。
兵败下的刘虞领着部属逃出蓟城，向北逃奔到上谷郡居庸城中据守。而公孙瓒则率领士卒一路追赶到居庸城下，只用了三天的时间就攻破了城池，活捉了刘虞及其家属妻子，载还蓟城。
回到蓟城以后，公孙瓒并没有将刘虞处死，而是让刘虞继续坐在幽州牧的位置上成为了自己的傀儡，来了一场挟州牧以令吏民的政治大戏。并最终在自己人生的又一次巅峰中，骤然急转谢下了“非天”的大幕。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一篇再讲。
小A斯蒂芬写于2018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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