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在地
一、引言
在现代学术建制中，专门研究机构的兴起使学术走向职业化、组织化，无疑是学术发展的重要依托，为学者的分工协作、资源整合、思想交流提供了平台。近代史研究所作为建国后第一个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在现代史学发展史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而迄今为止的史学史多从史家著述着眼梳理建国后史学发展之脉络，对近代史所甚少论及。
一九四九年四月，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由正定迁至王府井东厂胡同一号（此前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在地），对外称华大历史所。一九五○年五月划归中国科学院，改组为近代史研究所，成为中国科学院名下第一个成建制的史学研究机构。人员结构大体延续下来。其影响则突破了原来偏处一隅的区域限制，由边缘进驻全国史坛的中心。
耐人寻味的是，一九四九年九月，由钱三强、丁瓒撰写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建议：中研院史语所大部份已移至台湾，「历史部分，没有成为一个特殊单位的必要，可以并入各大学中」。而是年十月二十六日，原华大历史研究室成员赵俪生则提出，新史学建设的具体表现便是新的通史、新的断代史和新专史的写定，并建议在科学院设立专门的史学研究机构负责此事。十一月五日，中国科学院接收了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史料整理处。实际上，此时范文澜已着手以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为基础，筹建近代史研究所。次年五月一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式成立。
建国前有识史家如梁启超、章太炎、陈寅恪等，均对学界详古略今之学风有所批评；罗家伦一九二八年提议设立中国近代历史博物图书馆，但他亦深知寄望于国民党政府则「河清无日」。建国之初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的意向举足轻重，其苦心却似乎并未得到理解，一些治古史的史家对此不无异辞。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由范文澜主持的新史学会春节座谈会上，「陈垣发言，责问科学院何以不设历史研究所，颇愤愤也」。陈垣等在一九五三年继续呼吁，一九五四年始成立上古、中古史所（按：即历史一、二所）。向达则在一九五七年借「鸣放」之机抨击，未首先成立涵盖全面的历史研究所，「是范文澜在里面阻挠」，并指责范有宗派主义思想。
但究其实，优先成立近史所既有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亦与当政者的构想相合，充分凸显出近代史的认知、研究对于新政权意识形态之构建极端重要。由于现实政治斗争中的实际问题无不由近代历史演变而来，毛泽东尤为重视近代史的研究。一九四○年夏秋之间范文澜应邀至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讲演中国经学史，毛泽东亲临听讲，并致信范氏「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范文澜收到此信后，受到相当大的触动。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复信何干之表示「将来拟研究近代史」，一九四一年更明确指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去做，克服无政府状态」。
毛的指示予范文澜的治学取向以极大影响，直接促使范氏及其领导的中央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室将研究重心逐步转向中国近代史领域，至华北大学时期的历史研究室已然将最主要的任务确定为集中力量研究中国近代史。在此过程中，范文澜不遗余力扶植后学，为近代史研究聚集、培养人才。范氏深谋远虑，先成立近代史所在他而言实为顺理成章之事。而且这一选择的示范作用影响深远，一九五七年筹建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即确定以「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为研究重点；同年上海历史研究所的筹建方案亦以近现代史研究为重心。而此时「厚今薄古」的口号尚未提出。
无须讳言，建国前延安一脉史学机构之宗旨与北大国学门、中研院史语所所尊奉的为学术而学术大异其趣，国共对垒之下，近代史研究在当时更多地具有批判武器的意义。加之受限于研究资料匮乏，当时的学者不以研究高深学问为职志，更着重于历史知识的普及教育。而伴随着政权鼎革，唯物史观派学者经历了由异端到正统的变迁，如何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增进其科学性，成为他们的首要考虑。这种理念与心态的转变，在近代史研究所的早期发展历程中亦有充分折射。本文拟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入手，以期展示建国后史学发展的复杂面相。
二、学术研究之理念与取径
中国近代史在建国初尚属一门新兴学科，其学科体系仅具草创之雏形。范文澜力主率先成立近代史所，是「希望缩小工作范围，培养专门人才，以使近代史研究这个薄弱领域得到充实和发展」。如前所述，近代史所建立之初即受到学界质疑，自然面临快出成果以证明自身的压力。而从近史所早期学术研究路径与取向观之，却殊少急功近利的浮躁之气，仍可体会到着眼于长远发展、遵循学术发展规律的从容心态。
一、搜集整理近代档案史料，推进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
有论者将二十世纪百年中国史学史归结为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的对抗消长史，这种泾渭分明的派分难免后来者的先入之见。罗家伦声称：「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无论起于任何时代，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这无疑是见道之语，事实上，中国近代史学科之兴起，直接得益于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发现。范文澜之见解与罗家伦如出一辙：「我们必须特别重视数据工作，才能动员大批人力投入这个工作里去。有人认为做资料工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也有人认为做资料工作，比做研究工作低一头。这样想法是不对的」，数据工作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工作」。由唯物史观派主导的近代史研究所相当重视近代史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及传播。
一九四九年华大历史研究室抵京后，适此时由文管会交来大批档案，重约十五吨。范文澜以四分之三的人员全力以赴整理这批档案资料，至十二月底清理完竣，共理出档案4,460包。一九五○年一月开始第二步整理工作，理出信件、电报、公文、总统府、内务部等四十七类，1,720包，写出卡片5,165个。至是年二月，完成初步分类。此后将此已分类的档案，作进一步整理，录成索引卡片9,400余张。此项工作至一九五○年八月中旬始告结束。 此后，整理近代档案史料一直是近代史研究所的一项重要任务。一九五一年成立的南京史料整理处，隶属近代史所，为一九六四年成立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之前身。史整处以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民国中央系统档案为处理对象，范文澜派王可风任该处主任。成立之初接收档案近八○万卷，此后连年不断接收。截至一九五九年，接收档案达260万卷；共整理出210万卷，编制出的全宗案卷目录500个，写出专题卡片二十多万张，四万余个单位、58,000多人次前来查找使用档案数据。
近代史研究所独自承担浩繁的档案数据整理任务，各高校不无嫉妒之心。何遂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发言：「我在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及西安师范学院等处，听到这样一条意见：即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中了数量可观的材料，但缺乏人去整理，而各地大学历史系有人也较有时间，就是缺乏材料，这个矛盾需要解决。希望能把材料按地区分下去，大家来整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见」。这一建议在当时并不现实，将档案整理的权责均归于近代史所是当政者的初衷，亦符合当时权力集中的大势；且平心而论，统一整理的方式自有其优势，避免了高校各自为政可能造成数据难以完整保管及充分利用。事实上，这些档案数据历经文革劫难仍然完好，端有赖于这一集中整理保存的模式。
华大历史研究室入北京城之初，图书数据极为简陋。通过建所前后整理文代会档案，奠定了一定的数据基础。一九四九年即成立资料室，由刘桂五领导，人员有李达、骆炎龙。其任务为清理及借还一切图书数据。一九五○年四月共清理并抄出书目1,700余种，并将大部书籍予以编目。此后「承各方移赠，院方拨款购订」，甚至「常到燕京造纸厂，从废纸中搜集有用材料」，至一九五○年十一月底，「已点清的图书报刊杂志，计有平装书5,237册，线装书5,397种（计55,510册），西文日文书籍约三千册，杂志919种（计8,708册），报纸39种」。至一九五四年改称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时，所藏资料已颇丰，并赠送历史一、二所书籍14,870册。范文澜常亲自过问资料室工作，先后委派王可风、荣孟源、钱宏、丁名楠、蔡美彪等担任或兼任资料室正副主任；并要求研究人员除担任研究课题外，每周至少要抽出两天时间来协助处理数据室的工作。
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近代史所成立资料委员会，丁名楠任主任，荣孟源、钱宏、沈自敏、樊百川、予拔、李瑚为委员。一九五九年后，数据室更名为图书数据室，建立了所一级的图书数据委员会，商讨图书数据建设的大政方针，以曲跻武为主任委员，对图书数据室行使业务指导、咨询和监督之责。除挑选旧书店的书刊资料外，近代史所还大批接收国民党政府在北平设置的学术机关、学校，以及著名学者遗留的著作与数据。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又接收过中法大学部分旧期刊及少数西文图书，以后先后还接收海关总署部分书刊数据、河北沧州教会图书，以及大连满铁图书馆部分日文书及满铁剪报数据。最初所藏图书仅区区五千余册，至一九五八年藏书量已达十四万册。
在近史所早期图书馆数据建设中，私家藏书之捐献不可忽视。以黄炎培为显例。黄藏书甚富，其上海鸿英图书馆藏近代早期报刊相当珍贵，且有意将自己所有藏书全部捐献给近代史所图书馆。范文澜一九六○年即与刘大年商议：「黄任老有一批史料，可能其中有些可用的东西」。一九六三年五月三日黄炎培日记：「讯历史图书馆范文澜、刘大年，愿捐献图书。乃复待暑假后进行」。并致函范、刘：「几年前曾商将所有历史性藏书捐献你们图书馆。现书愈积愈多，有『充栋』之患，只有实行前议」。五月七日，范文澜致信刘大年，让他与张崇山一起去同黄炎培当面洽谈赠书事宜：「上次他送我们辛亥以来报纸，本来说是全部，实际得到的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当时坐待送来，没有去当面接洽，事情起变化完全不知道（当然我没有去同别的机关争多论少的意思）。此次赠书我意去见见面，比写封回信似较好」。其后往来多次联络交涉，始告功成，近代史所图书馆所藏丰富的近代报刊即多赖黄氏捐献，黄炎培之日记亦为珍贵文献。
黄炎培还为搜集、整理近代史料之事出谋划策。一九六○年他致函范文澜谓：「前天梁思成同志谈起梁任公先生存着没有完成的遗稿六、七大箱，还没有处理，这事似值得注意。如过去还没有联系，似可由你老向思成商量一下。也许是研究所的一种宝贵资料」。他曾提议：「若干图书馆联合起来，更和历史研究所紧密联合起来，在适当地点设立各个时期的纪念室，戊戌是一期，以前例如太平天国，以后如辛亥、五四等，把各个时期的书籍、图画、物品等，经常地陈列起来，……，可否由历史研究所领导发动，重点在这些近世史料，到今相距不太遥远，我所知道私家收藏还不少，把这件事作为十周年国庆的献礼，将此号召私家收藏品一齐贡献出来」。此外，柳亚子捐赠其江苏老家珍藏近代报刊；张之洞之孙张遵骝捐赠了大量张之洞档案数据，张国淦捐献了手稿，王崇武、聂崇歧、谢琏造等人去世后，捐献了其所有私人藏书。还接收了著名清史专家萧一山部分藏书，包括四库丛刊和部分中文线装书。胡适离开大陆后留在北平故居的个人档案资料，也得到收藏。
在近代史所成立初期的年度科研规划中，均将资料的整理编纂作为当务之急。一九五○年计划「收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历史材料，准备撰述长编」；「近代史方面将全力整理近代史材料，尤以辛丑以后，五四以前为重点」。一九五一年的主要成绩「是搜集一九○一年到一九一九年的史料，编写长编」。「在近三十年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方面确也看了一些书，作了一些文章」；一九五二年亦计划「广泛搜集有关资料」。是年九月范文澜报告五年（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计划，强调一定要完成数据长编。十月范文澜报告时更强调以编写现代史长编为中心任务，并制定数据编辑计划；一九五三年工作计划为「编纂中国近代史长编。本年内完成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史料编纂」；一九五四年总结成绩、作出规划时仍强调「近代史资料的编辑和整理工作，包括整理中文史料的一组、外文史料的一室和整理国民党档案的一个南京史料整理处。一九五四年除继续进行上述工作外，增设一现代史组」。一九五八年近代史所倡议成立「中国近代史资料整理委员会」，以统筹组织全国各高校等机构进行史料整理工作。并制订了庞大的整理出版近代史料的计划。显而易见，整理、编纂史料是其工作重心所在。盖近史所学人认识到，无雄厚的史料基础，撰写近代通史将成空中楼阁。
与此同时，近代史所学人意识到自身承担着促进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的使命，因而尤致力于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荣孟源一九四九年编辑《中国近代史参考数据选辑》，受到社会欢迎。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史学界人士成立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范文澜具体主持。他立即筹划编辑《中国近代史数据丛刊》，组成总编辑委员会，在总编辑十一人中，范氏名次在徐特立之后，为实际的总负责人。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八年间，史学会的主要工作即是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数据丛刊》。《丛刊》的编纂以近代史研究所为中坚，整合北大、清华、燕京、北师大及社会各方力量进行。史料整理处也编纂了大量数据集。一九五六至一九六○年底编成达2,100万字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装订成200册，为中国现代史编出一套系统的史料。《中国现代史大事月表》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编写，至一九五九年九月完成了报刊数据计约520万字。其后编写组又花费半年时间，对已编写的大事月表补充档案数据200余万字。
其后又着手编辑中国现代专题史料丛书，计划选编100-150个专题。该丛书自一九六○年着手，至文革前夕，选编的专题档案数据计有《辛亥革命史料》、《十月革命影响及中苏关系史料》、《日寇侵华暴行史料》等四十种。汇编了4,000万字的档案专题史料。一九五四年创刊《近代史资料》，荣孟源任主编。这是当时唯一专门刊载近代史文献档案史料的学术刊物，实质上成为全国近代史资料的一个权威收集整理中心。五十年代创办刊物并非易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仅出两期即难以为继。在相当窘迫的经济条件下，近史所学人着眼于长远，优先创办《近代史数据》，足见其重在夯实史料基础的苦心孤诣。《近代史资料》自一九五四年创刊至一九六六年停刊时共编辑出版了三五辑，且发行量相当大，成为全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近代史方面的必备参考资料，惠泽学林无数。同时对于篇幅较多，期刊无法容纳的专题史料，多以专刊形式出版，至文革前共出版《民报》、《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等专刊计十一种。
一九六○年前后，编辑组与数据与工具书组、翻译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课题组合并，成立「史料编译组」，由聂崇歧任组长，谢琏造、姜克夫任副组长。参与期刊编辑的有荣孟源、章伯锋、刘寿林、张振鹤等人，邹念之、孙瑞芹、张雁深、吕浦等均从事史料翻译工作，另有李宗一、段昌同、钟碧容等参与专题数据编辑。从人员、组织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史料工作。
二、由专题研究至通史撰着的研究取径。
建所之初直到一九五三年，近代史所的研究工作并无严格限定，「研究人员各自为政，可以说完全是自由式的研究」。兹将一九五○年个人研究专题简列如右。荣孟源：国民党史；刘桂五：清末立宪运动；王可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王禹夫：编辑俄语教程，中国共产党年表；牟安世：日俄战争；沈自敏：美帝侵华史；王忠：蒙古问题；唐彪：阅读并摘译「北京政闻」；刘明逵：中国大革命史；王佩琴：近代回教史；房鸿机：五四运动前一九○一至一九一九之思想史；傅耕埜、王涛：一九○一至一九一一之中国经济；禹一宁、刘伟、高大为、李朝栋：日本侵华史；陈振藩：国会问题；贾岩：通俗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研究者选择研究课题以自己的兴趣为转移，但总起来看又有着统一的计划与目标：「本所拟订新计划，集中全力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新计划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配合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二册（自辛丑和约至五四运动）的编写而进行的研究工作，第二部份为收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历史材料，准备撰述长编，第三部分为适合目前的需要而进行的专题研究。」
一九五一年近代史所的研究课题主要有：（甲）编写组：1、在中国境内的帝国主义战争──日俄战争；2、同盟会；3、第二次改良主义运动；4、满清统治集团的分裂；5、辛亥革命；6、旧民主主义共和国；7、军阀割据与混战；8、五四运动（乙）长编组；（丙）专题研究：1、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史大事年表；2、美帝侵华史；3、日帝侵华史；4、中国国民党史；5、中国回族史；6西藏研究；7、外蒙古独立问题；8、摘译法文「北京政闻报」；9、修改《中国通史简编》；10、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史》讲义；11、编写《欧洲近代革命运动史》讲义。是年十月，又将全所人员分成二组，甲组为革命史组，乙组反革命史组。甲组重点为工、农、军、统一战线，乙组重点为：1、经济（农业、工业）；2、北洋军阀；3、帝国主义；4、「四‧一二」以后的国民党。
一九五二年仍强调：「近代史研究所的基本任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以近代史的研究为重点」。一九五三年一月，中宣部对近代史所之计划提出意见，要求加强近代史专题研究。与全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相适应，近代史所建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分组集体研究制度。全所分为近代史组、现代史组、通史组、史料编辑组。近代史组分设三个组，第一组为经济史组，最初主要研究中国资产阶级，刘大年任组长，谢琏造任干事。第二组为政治史组，最初研究辛亥革命，荣孟源任组长；第三组是帝国主义侵华史组，后改为中外关系史组，北大历史系教授邵循正兼任组长。近代史研究所的科研设置规模初具。各组又进一步明确分工。以经济组为例，钱宏负责：中国资产阶级的发生、中国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董其昉承担：中国资产阶级的构成，樊百川负责：中国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张玮瑛负责：中国资产阶级在工业方面的活动，谢琏造负责：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关系，李瑚负责：中国资产阶级在商业银行、运输方面的活动。
一九五四年的工作方向主要为：「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专题研究，五年计划中选定《中国资产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辛亥革命》、《北洋军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侵华史》等专题，……，近代史资料的编辑和整理工作」，只有「少数人力继续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
一九五五年研究课题多达二十一个，不难看出：其一，集体研究有一定规划，个人专题研究热情亦颇高；其二，课题规划过于急促，大多为几个月，难以沉潜下来做深入研究；其三，同政治领域的批胡运动紧相配合，共有八个关于胡适批判的课题，占总课题数的百分之三十八，体现了意识形态对学术的引导与支配。
一九五六年则完全为集体研究的综合性课题（参见下表）。
一九五六年研究课题一览表
<table><tbody>课题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负责人及参加人数
起止日期
完成情况及推广情况
中国近代史
从一八四○至一九一九年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统合性的通史
范文澜、刘大年、及近代史第一、二、三组全体工作人员
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年
收集和整理材料及研究各段落的重点
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论述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三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情况
现代史组全体工作人员
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九年
分工完成一九一九年前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的资料收集工作
帝国主义侵华史
从一八四三至一九一○年帝国主义侵华史
近代史第四组全体工作人员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八年
计划完成第二编的总章和第三编前三章的初稿
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通史的综合著作
范文澜及通史组全体工作人员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八年
计划完成第二编和第三编的一部份
数据源：《中国科学院年报》（1956）
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近史所把原来的政治、外交、经济三个组打乱，重新合并组建为近代史组，由刘大年任组长。扩大了现代史组的规模，提倡「突击写史」。国家政治大跃进的急躁狂热不可避免影响到近史所的学术研究，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近史所的研究规划。
建国初首先建立近代史研究所，其最初目的就在于编纂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近代史所成立后，在深入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编纂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成为全所上下孜孜以求的目标。最初设想是集全所之力协助范文澜完成《中国近代史》，一九五二年仍强调「以编写中国近代史第二分册」为主要任务。此后每年的科研规划及种种努力无不以《中国近代史》的编写为中心而进行。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近代史所工作会议决定：由范文澜主编、刘大年协助编写《中国近代史》，具体分工为：1、一八四○至一八六四，范文澜、王崇武、钱宏、王其榘、王会庵；2、一八六四至一九○一，刘大年、谢琏造、张玮英、樊百川、李瑚、王明伦、叶倩云；3、一九○一至一九一九，荣孟源、刘桂五、何重仁、张振鹤、王仲、丁原英、赵金钰。预计全书100万字上下，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包括新的研究成果，体裁采取按年叙述，仿苏联通史办法。是年二月底，金毓黻在会议上甚至建议停辍其他任务，全力编写《中国近代史》。
近史所学人当时所擘画的实际上是一部包罗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刘大年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全所大会报告中说：「我们可以设想，找出三个人来主写近代史，并以每人配以若干助手，在二年内也可以写成。但本所不愿采取这一办法，我们要从更多的材料，把近代史中若干问题，弄得更清楚、更深入。在寻找材料和摸索很多的材料的过程中，来培养青年干部，这是非常必要的具体措施，因此编写的期限，不能太短，我们要求的标准，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今天开始写的近代史，为了期望把它写好，就是经过十年的时间也无不可」。
前此经过七年的资料准备，再期以十年磨一剑完成近代通史，在当时只争朝夕的社会氛围中已属难得的冷静。学术发展自有其规律，急于求成往往适得其反，当时的学人对此亦有所认识。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五月讨论跃进规划，尚预计两年半完成近代通史100万字；七月再讨论时，就提出一九五九年十月完成近代通史作为国庆献礼。一九五九年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一八四○至一九一九）分配由近代史所承担，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的撰着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当时近代史所人员将多卷本近代通史称为「大书」，而将《中国史稿》第四册称为「小书」，以示区分。近代史所的主要研究力量都为「小书」而努力，刘桂五、丁名楠、钱宏、何重仁、樊百川、张振鹍、刘仁达、金宗英等人参加编写，张玮瑛、王其榘、李瑚、王仲、王明伦、吕一燃等人提供数据、查对史实并写过部分初稿。历时近两年，《中国史稿》第四册于一九六二年十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回过头又继续「大书」的编着，第一卷的稿子已经有了，第二卷也有了相当部分，可惜这些书稿在文革中被毁。
近代以来，史学研究逐渐走向分科专门之途，专题研究成为通史撰着的必要前提。何炳松谓：「历史研究法的本身，先要分析，后再综合，显然具有分工合作的精神。……，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先努力去做专篇的著作，再去做通史的工夫」。贺昌群心目中的通史是「集各种专门研究的结论而总其成」。由近史所早期研究规划与实践不难发现其学术研究的基本取径：编辑史料长编、进行专题研究二者齐头并进，最终指向多卷本《中国近代史》的编着，以专题研究为基础再求综合贯通形成通史的思路相当明晰。
三、学术研究之组织
近代史所早期的学术研究之组织，有两个方面需加以特别注意：研究人才之罗致，集体研究之管理。
（一）、兼收并蓄，整合新旧
建国前，中国近代史难以获得与古代史相提并论的学术地位，相当有限的研究者也多是兼业为之。研究人才匮乏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近代史所的发展。充分利用所外的研究力量是近代史所早期重要策略。建院之初，中国科学院设置了学科专门委员，并拟与有关各机关学校及史学界方面人士，经常取得联系。近代史学科的专门委员名单如下：白寿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代理系主任）、田家英（中共中央宣传部）、吴玉章（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何干之（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副部长）、邵循正（清华大学历史系兼主任）、金灿然（出版总署编审局办公室主任）、胡乔木（新闻总署署长）、徐特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岗（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叶蠖生（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翦伯赞（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因科学院在呈报政务院的名单中仅列所聘院外之专门委员，故本院专门委员未入此名单）。
但专门委员会发挥的切实作用有限。一九五四年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学术委员会，包括：王崇武、田家英、刘大年、刘桂五、何干之、罗尔纲、邵循正、金灿然、胡华、胡绳、范文澜、荣孟源、黎澍等人（王崇武一九五六年去世）。其中所外学者七人，约占百分之五十四。可见「组织所外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队伍」是其努力方向。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三人，占百分之二十三，体现了某些相容并包的意味。所外学术委员热情颇高，如金灿然来函：希望「大力组织所外研究者，这种力量还在成长，很值得发掘」。金毓黻亦认为应进一步发挥所外学者的作用：「在现阶段里，中国近代、现代史的研究尚是最薄弱的一环，在本所是这样，在各高等学校也是这样 」，因此，「我要建议多请兼任研究员，并作将来改为专任的准备」。
范文澜采取兼收并蓄的策略，罗致了一些有相当名望的学者。他亲至聂崇岐家中，力邀他主持近代史所数据编辑室；此外，金毓黻、王崇武、张雁深、孙瑞芹等学者均被罗致入所。一九五四年春，范文澜托刘大年看望罗尔纲，并转达亲笔信云：「您到我们这里来工作，是近代史研究所的光荣」，可见其求贤若渴之心。一九六○年力邀中国近代史名家、所学术委员黎澍从中宣部调入近代史所，任副所长兼《历史研究》主编，「国内一些老辈学者认为近代史所『站住了』；国外学术界也有人谈论重视近代史所的『动向』」。范文澜极力争取调入李新，并致函刘大年：「刚才高教部干部司周过来，司晨来电话，说高教部同意李新同志来我所，但胡锡奎校长不肯放。胡这一关只好看中宣部是否能帮助我们的效果了。」李新终在一九六二年调入近代史研究所。
范文澜、刘大年作为代表新政权的近代史所领导，与金毓黻、王崇武、张雁深、聂崇岐、罗尔纲、孙瑞芹这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并无隔阂。王崇武在所时间不长，但据汪敬虞从李文治处得知，「他生前也经常对人感念近代史所学术空气的浓郁和范老与大年同志对他的关心和重视，使他有一个得以施展才华的学术环境」。罗尔纲能够数十年如一日进行太平天国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亦与范文澜等对他的信任和尊重不无关联。按周予同的分类法，金毓黻无疑属于史料派学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主要是一个史料学家」。金毓黻建国之初供职于北大文学研究所时，其中国史学史研究遭致冷落而心灰意冷；一九五二年入近代史所后欲修订并重版《中国史学史》，得到刘大年的大力支持。他此前的学术重点和成就均在宋、辽、金史及东北地方史，「一旦改研近代史事，便觉茫然失据，新知未立，旧闻已捐，成为妙手空空家徒四壁之人」；加之「苦于理论水平太低，几至不敢下笔」。这无疑都影响了他才能的发挥。
他努力进行唯物史观理论的学习，并得到近代史所同仁的帮助。一九五六年他代范文澜撰写《人民日报》所约纪念章太炎之文，完成初稿后向所内同仁征求意见，获益颇多。他在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二日日记中记载：「近来我受到范文澜先生之鼓舞，颇努力于读书及撰文章，虽自知水平尚低，标准尚差，但在其鼓舞之下，即无形有很大力量，使我努力向前。」在一九五六年的总结中写道：「今年所以撰文之多，是受到范文澜先生的鼓舞，本所同人的帮助」。范、刘等对这些传统学者的生活亦颇为关心。一九五七年二月金毓黻染病，二十一日「午后刘大年同志偕胡金同志来视余疾」。金患失眠症后，范文澜致函刘大年：「大年同志，刚才去看金老，……，他失眠严重，记起吴晗同志失眠是一位老医生治好的，请你打电话问问吴晗同志，请他介绍那位老医生，给金老治治看」。
唯物史观派学人建国后致力于追求史学更高的科学性而尤注重史料，在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主导下，中国新史学会整合新旧各派学者的力量，编撰大型史料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九五○年十月三日，翦伯赞、范文澜宴请金毓黻，邀其编辑《太平天国史料丛刊》，并答应出版他所编纂的《民国碑传集》。金毓黻欣然领命，并于次日撰写《关于整理近代史料的几个问题》，赴南开大学史学系做近代史料整理方面的演讲。建国后对史料整理的高度重视，可以说真正契合了旧派学人的治学路径，他们可以充分展其史料编纂、考辨之所长。范文澜、刘大年等对传统学者用其所长，金毓黻、聂崇岐、张雁深、王崇武、王会庵、孙瑞芹等旧派学人皆被编入史料组，在近代史料编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旧派学人大多对新中国有较高认同，虽经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之压抑而并未消沉，加之范文澜等与这些学者颇多共鸣，近代史所融合新旧史家较为成功。金毓黻对近代史研究所的挚爱在他的日记中时有所流露。他表示：「我往日喜作历史研究，但未能如愿，直至年届六十以后，进入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乃得称心如愿，因而视所为家」，认为「本所学术空气及环境甚佳」。这并非虚饰之词，在新的政权下，他无疑体现了一种可贵的主人翁责任感，就近代史研究所的建设发展多次建言献策，促进学术繁荣的拳拳之心可感。
（二）、培养青年人才
范文澜在近代史研究所正式成立之前，已然着手引进人员。当时近史所对有志于史学研究的青年学子有莫大的吸引力，被视为就业的首选之地。至一九四九年九月新进人员有：刘明逵、高大为、禹一宁（即来新夏）、陈振藩、王佩琴、刘伟、王涛、李朝栋、傅耕埜、王忠、沈自敏、房鸿机等十二人，其中多为刚毕业的大学生。至一九五一年底，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共二十八人：研究员六人，副研究员一人，助理研究员九人，研究实习员十二人。力量仍显薄弱。范文澜引进年青人才多有长远规划。他非常重视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注意物色有条件研究中外关系史的青年学子到所工作，沈自敏、丁名楠、余绳武、贾维诚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相继进入所内，成为近代史所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基干力量。一九五三年成立帝国主义侵华史组，沈、丁、余、贾四人为创始成员。随后三、四个月间，李明仁和张振鹍相继调入，被安排到帝国主义侵华史组。此后一两年间，组内又增加康右铭、潘汝暄等，侵华史组人材称盛。
通过引进知名学者无疑使近代史所研究力量得以大大增强，但是，金毓黻、聂崇岐、王崇武等学者毕竟垂垂老矣，且研究重心不在近代史领域。如金毓黻所言：「研究中国近代史为我国现阶段最薄弱的一环，其人数之少，本所及各高等学校上去不有例外。至于本所以研究中国近代史为主，由于高级研究员太少，因而力量薄弱显得更为突出，此则为不可掩之事实，亦为短时间无法克服之现象」。事实上，一九五七年近代史所除去老病和不常在所的研究员不过六人，副研究员共六人，助理研究员九人，而以年青的研究实习员居多。「全所将近一百人只有三十岁的平均年龄，应该承认这是新生力量最大的象征」。不言而喻，新生力量的培养为近代史所发展的重中之重。
对于培养青年，范文澜尤为注重：1、制定理论学习计划，自学理论；2.分配一定的具体工作，在工作实习中锻炼；3、注意讲解有关业务知识。刘大年还曾设想：「每月开读书报告会，报告每人心得和甘苦，彼此可以互相启发，有助于培养干部。由各组自定计划而不要过于严肃」，以促进新生研究力量的成长。概而言之，近代史研究所培养青年人才基本承袭建国前延安史学机构的培养模式，但又有所发展。这一模式要义有二：研究实习员给指导人作助手；研究实习员所研究的项目是指导人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在研究工作中培养和带动青年研究实习员。
金毓黻综合小组讨论意见而对此问题进一步提出建议：对研究实习员实行全部分配制，即明确规定某一实习员是某一研究员或副研究员的助手，某一实习员是协助某一助理研究员研究某一问题的成员。先由个人自报，后由领导通过研究工作会议一一规定下来。当时青年研究人员大多要求在研究上得到有效指导，包括指定题目、帮助制定提纲、指出看哪些理论书、从哪里搜集材料、指出在这个题目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应该发现哪些问题等。这一青年研究人才的培养制度贯彻落实似乎并不理想，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小组学习会上金毓黻即提出「培养新生力量未能符合要求」。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刘大年在报告中亦认为本所工作主要缺点在于「收集许多好干部，但成长不很快，特别是对近代史研究无基础」。
一九五四年强调学习苏联，其中有一项就是实行研究生制度和学位制度。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八日郭沫若院长在政务院第204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提出：「增设研究生处，负责指导全院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争取在一九五四年第三季度内招收第一期研究生 」。并制订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其中规定：研究生毕业后由中国科学院授予副博士学位。修业期限为四年，特殊情况延长不得超过一年。研究生论文选题应列为研究所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一九五五年整个中科院招收研究生五十名，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七人，近代史研究所占四人。一九五六年其简章上导师六人，专业方向九个，最终仅黎澍招收了康有为研究方向的喻松青（一九五七年三月入学）。当时对于招生考试非常慎重，阅卷工作亦极为细致，金毓黻曾记其事：「阅研究生试卷凡六、七日，至今日始阅完，又须与蔡君美彪交换评阅，此次阅卷颇为细心，以恐屈抑真才之故」。
五十年代中科院实行实习员制和研究生制双轨并行，一九五六年对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的培养结合学位、学术称号授予制度的建立做出了相应规定。近代史所的年青研究人员对于副博士学位相当热衷，以致于金毓黻在关于培养青年人才的建议中特别提出：「在他们（按：指研究实习员）思想和意识上，肃清想作副博士的念头，不肃清这一不合理的念头，就往往走向偏向，误入歧途，耽误了所应做的正常业务」。刘大年在全所大会上亦强调：「本所青年同志对副博士有兴趣，是应当的，但必须把这一要求汇成为一个力量，即是集中力量投到计划中去，才算正确」。副博士学位的授予，一方面给青年带来激励，但毕竟名额有限，难免有心理失衡者甚而影响到工作。
黎澍一九六○年调入近代史所后，分管干部培养工作。他对青年热心爱护，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间，黎澍派人赴全国各高校选拔学生。一九六四年近代史所共派出中南、东北、华北、西南、西北共五路人马，拿着中宣部的介绍信去各大学挑选优秀毕业生，从全国各地共挑选到三十多人。黎澍对这些招来的年青人非常重视，为他们制订学习计划，开列书单，加以辅导。这批研究人员后来多成为近代史领域的学术骨干。
范文澜的言传身教对于近代史研究所优良学风的形成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范氏早年师从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人，受到古文经学的熏陶及考据学派的严格训练。后来愤于国是陵夷参加革命，思想偏于激进，但本质仍是超然无求的一介书生。他告诫近史所同仁要淡泊名利，要有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的精神。「二冷」精神早在五十年代的近史所已深入人心。在狭隘阶级观点甚嚣尘上时，范撰文强调历史主义；在以论代史盛行时，范呼吁「不要放空炮」。他的这些文章言论在当时不啻石破天惊，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极左史学思潮。近史所同人较少陷入左倾政治的迷狂，如漆侠、蔡美彪等撰文强调历史主义，范氏的潜移默化之影响不可小视。范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处事有时亦不免过左之处，但近代史所同仁无不对其敬重钦服。漆侠被迫离所去天津师范教书后，「去所数年，未尝一日忘怀范先生，以为终有重得见知之日。以此知严、立二人之泣念武侯，初非无故，若漆君者，亦其类也。由是则范先生之深为人所念，可以深思而得之矣。」
（三）、集体协作
近代史所在新时期之前，强调集体著述。集体撰着模式是延安时期就已形成的传统，而且成效显著，体现了单骑掠阵难以比拟的优势。建所之初，研究人员在资料搜集整理方面集体协作，同时多依自己兴趣从事个人专题研究。这段时间迥异于建国之前的是专题研究相当兴盛，这固然符合毛泽东所强调由分析而综合的治史取径，亦可见史语所一脉史学的潜在影响。陶孟和总结时提出批评：「近代史的工作，需要加强计划性，并且要坚持计划；也需要加强集体性，过去个人写专题论文的工作法，没有能够表现出集体的力量来」。
集体写作模式之强化，诚与崇尚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关，苏联因素的影响亦不可忽视。据苏联经验，「如果不做集体工作，就不容易在理论上提高，要用集体工作来总结个人研究的成果」。「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形式：即依据研究题目的大小，组织不同情形的编辑委员会。如果研究题目很大，编委会内可以包括科学院内外各方面的有关的专家，由大家分章，分节起草，经过反复的集体讨论然后定稿。除此以外，每个人的专题研究在写成初稿后，广泛的吸收批评意见，这也起一种集体工作的作用。」「个人的研究一般要靠集体讨论」。此后，在学习苏联的思想指导下，尤重视发挥集体写作的整体优势。无须讳言，集体写作与个人研究二者存在矛盾，但并非绝对地不兼容，刘大年认为：「对于集体研究工作，必须在思想上加以重视，但决不能对每个人死板要求，因而限制了创造性」。「假如不发展个人研究，科学就不能发展，甚至等于取消研究所。」在一九五七年的全所会议报告中强调：「科学研究要依靠个人深入钻研，我们对集体研究工作，一定要照顾个人的专长和爱好，要把人个专长与集体工作和国家利益合结起来。我们的集体工作，不排斥个人专长，要把一切力量组织到计划中来，不这样做，就要走回各干个人的老路」。一九五八年一月，近代史组开会讨论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并对个人研究计划（五年）及长远方向进行讨论。
事实上，大型数据集的编纂出版，非集众之力难以为功。而诸如《中国史稿》第四册、《中国近代史稿》、《帝国主义侵华史》这种规模较大的著述，集体写作亦当为不二之选。严中平一九五五年致函刘大年请教近代史所集体编写的经验，可见近代史所这种模式当时有一定影响。而且，在研究成果出版时均视之为集体财富，多署有近代史所的名称，彰显出对个人名利的淡泊，对集体主义的推崇。集体撰着已经成为近代史所一个重要的学术传统，很多青年学者正是通过参与集体研究项目而逐步成长起来。一个研究所如果没有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大型著作，终归为一件憾事。因此，时至今日虽然其具体运作方法不拘一格，集体撰着模式仍未失去其合理性。
近代史所同时重视与其他单位的联系与协作。一九五三年在总结中指出：「我们工作中有些缺点，就是因为未与国家有关机构取得联系而受到了限制。最近这种联系加强了，如近代史研究所与高等教育部门。各所间的联系也应加强，如近代史研究所与经济研究所近代经济史组」，因与人民大学有共同渊源，二者联系紧密。一九五八年人民大学尚钺来函：「我们近代史组和现代史组决定在范老和您的领导之下，……，并结合在一起工作」，「我们近代史组集体的和个人的规划，也打算置于三所的雄伟规划之内」。一九六○年人民大学何干之意欲与近代史所协作写中日关系史，刘大年致信张维汉、黎澍：「我原来有一个想法：只要能够发挥学术界的潜力，对研究工作有利，这类工作我们应尽力促之，不要有所内所外畛域之见」。
肆、得失之检讨与省思
近代史所早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与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之地位及外界之期望，甚至与建所之初衷均有相当的距离，因而一度引起质疑与批评，「有人以为本所远不如某大学。今日之研学方法亦不如旧日」；刘大年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全所大会报告上亦坦言：「由于过去几年来只是打架子，未建立进行计划，又搞过几次政治运动，接受外来任务太多，以致分散力量和交不出账来。……，因而成绩不够显著。内部感到不满，外边也有批评」。而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后，学术研究万马齐喑，作为上百人的研究所，近代史所「一年的科研成果只发表了两三篇影响不大的文章」。如今检视近代史所早期的学术研究成果，固然有《中国史稿》第四册、《帝国主义侵华史》等标志性著作尚有可观，但专题研究多止于篇幅份量有限的论文，专著则难得一见。平心而论，与同一时期的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相较，亦有所逊色。其间之得失值得检讨与省思。
就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搜集整理而论，近史所的功绩堪与其研究重镇之地位相称，亦为海内外学界所认可。此一成就端赖于其兼收并蓄、整合新旧的人才策略。由于史料工作与现实政治相对疏离，而与聂崇岐、金毓黻、王崇武、张国淦、张雁深、孙瑞芹等所谓「旧派」学人的治学路径契合，这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其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以他们为主力的数据编辑室「平均每年编辑并翻译出版上百万字的数据」，勤谨高效自不待言。《中国近代史数据丛刊》之编纂，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亦贡献甚巨，虽然《丛刊》之编纂在唯物史观派近代史总体框架内展开，但对近代史料多方搜罗，勤加考辨，披沙捡金，充分体现了传统史料考据之特点。
由分析到综合、由专题到通史的总体思路，兼顾微观与宏观，整合史料与史观，就其基本理念及取径而论，这无疑是治史的正道。且初期各人所确定的研究专题，内容丰富，范围广泛，涵括了中国近代史的方方面面。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少专题研究计划因悬的过高，且急于求成，反致半途而废。而且，虽然当时近代史所学人对集体研究与个人撰述之关系不乏辩证认识，然而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却并非易事，容易陷于顾此失彼之境。因过于强调集体攻坚，个人研究不免常受抑制或被忽视，八十年代以前近代史所个人专著十分罕见，而一九五三年由近代史所调任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牟安世，却在五十年代连续出版三部专著，这一对照不由令人深长思之。个人专题研究的薄弱无疑不利于学术事业的繁荣，且使集体撰着通史类著作亦举步维艰，近代史所同人为之努力多年的多卷本《中国近代史》（后以《中国近代史稿》形式出之）终未竟全功，张海鹏先生数十年后反思，通史撰着效率低，「尤为重要的在于研究不够，资料不够。那个时候写通史，分工以后，每个人都是从头做起，……，每个人要写的话都要从收集原始资料开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弄，非常慢」。
就其种种规划与设想观之，显而易见近代史所学人意在增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科学性、促进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但这些计划设想在具体落实层面则往往窒碍难行，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无疑是根本原因。
首先，因过于强调学术为政治服务，一大流弊是使学者缺乏追求高深学问的动力，难以从根本上走出建国前普及重于提高的格局；同时近代史所学者的关注点逐步聚集于政治史甚至革命史，而未能拓展研究领域，建立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尤堪遗憾。实际上，「中国近代思想史」是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时期即已着手的课题，但近代史所在早期对近代思想史却未多措意，在时人眼中，近代思想史研究无非是批判唯心主义与宣传唯物论，应由哲学研究所来承担；刘大年等人虽曾热衷于近代资产阶级研究，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难以为继；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应该说在较高程度上契应了现实政治的要求，但在极左肆虐下亦被视为编写中华民族「挨打受气史」而成为批判的靶标。[毛泽东当初的指示是将近代史分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四大分支，由分析而至综合，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语境中，这一「最高指示」竟也无法落实。
其次，频繁的政治任务与政治运动使近史所学人疲于应付，缺乏足够时间沉潜于学问。由于近代史所渊源于延安，在整个中科院中政治地位非比寻常，是当时中科院唯一实行供给包干制的研究所。诸如「为各机关团体作有关中国革命史、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美国帝国主义侵华史等临时报告，又由出版总署编审局的委托审阅稿件，为文化部、外交部、学习杂志等机关提供材料，解答问题」等社会政治活动均需积极参与。陶孟和在一九五一年的总结中提到：「在过去一年里，近代史研究所参加所外活动很多，譬如，西藏文化工作团，就去了三个人，文化部去山东调查武训的历史，也有近代史所的人参加的，此外在北京并参加史学会的活动。因为有这些所外的工作所以所内的工作就未能按计划进行」。
在一九五一年底开始的中科院思想改造运动中，在政治上具先天优越性的近代史所研究人员亦理所当然成为主力。据刘大年回忆，思想改造运动「最主要的还是近代史所的人」，「近代史所的人，头一两年就是参加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等，业务上没做什么，别人也觉得近代史所就是该干这个」。参与社会活动过多，心有旁鹜，无疑亦影响到学术研究的成果。以致「一、不能按照计划完成任务；二、对于青年干部缺乏有计划的培养；三、临时工作太多，妨碍了正规工作；四、工作显不出成绩」。一九五三年底只完成计划研究工作的四分之三，一九五四年中科院对各所进行工作检查，近代史所有较多课题未能按计划完成受到批评。
学术研究与政治运动的矛盾难以纾解。范文澜尽量从一切不太紧要的例会、活动中脱身。他晚年多病，自谓「日暮赶路程，欲进足不前」，仍不稍松懈。范为专心著述让刘大年主抓所务，由于运动太多，刘大年「整天忙碌，顾此失彼，出了大力却收效有限」，复极力要求再给近代史所调一位专管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副所长。 范、刘无疑将学术研究做为近代史研究所的至关重要的工作，他们时时强调要「集中力量抓紧研究工作」，「坚持计划投入时间实现目前任务」，「推动其他工作，包括培干在内，必须先抓紧研究工作，如果对属于关键性的研究工作做得不好，就影响到其他工作都做不好」。即使在整风运动期间，范文澜仍强调：「我们必须坚持业务整风两不误的原则。参加大辩论自是大好事，是否可分批轮流去参加（每人参加的次数，看业务上需要的缓急），或选与业务工作影响不大的同志若干人去参加，请同志们考虑。将来算业务成绩账，总得能交出一些来才好」。
文革中近代史所军宣队一九七三年《关于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同志的结论请示报告》认为：刘大年「自一九五四年主持所内工作以来，……，在干部工作中，有些重业务，轻政治，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在坚持将学术研究置于首位的思想指导之下，近代史研究所形成了在当时颇难得的学术研究氛围。当政治环境宽松之时，学术研究工作就呈现兴盛的态势。但是无须讳言，文革十年自不必说，即便建国后的前十七年，频繁的政治运动亦给学术研究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学者们如履薄冰依然动辄得咎。刘大年晚年回忆：「那时运动多，经常要检讨，范老曾开玩笑说是在『检讨上学习兼行走』」。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对近代史所的学术发展影响深远。近代史所荣孟源因发表《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一文被定为史学界四大右派之一。刘大年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驳一个荒谬的建议》，对荣文加以批判。文革后刘在为荣着《史料与历史科学》一书所做序言中公开道歉。此事实有隐情需加厘清。荣文与金毓黻有关。金究心于民国史料整理，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其倡议应者寥寥，至一九五六年始遇到近代史所同仁荣孟源这位「气谊相孚」的知音。荣孟源联系马列学院马鸿谟等人，再度计划编纂《辛亥革命以来史料长编》。荣孟源那篇受到批判的文章，主要目的在于赢得学界对此项工作的重视。荣文提及：「我知道有人整理过辛亥革命以后的资料，因为这种工作不被重视，于是把工作中辍，把已经收集的材料束之高阁，使自己成为无所事事的所谓『潜力』」。
显而易见，这是在为金毓黻鸣不平，而荣文所提建议内容大体本于金毓黻的设想。事实上金毓黻随后亦在所内讨论会上被攻击为「学术思想上属于右派」，只因当时政治对他这样的旧派学人相对宽容并未受到更多直接冲击，但此后他亦承受巨大的思想压力以致一病不起。窃以为，荣孟源此文无意识下触犯了不小的政治忌讳，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在当时被纳入中共党史的轨道，荣文虽然仅提出搜集史料，但是这一时段国、共政权何为正统则颇棘手。荣氏将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同张作霖、阎锡山并列「各撰为录」，自然予攻击者以口实。
而刘大年的批判文章也有其背景。笔者获得范文澜手稿，摘录于下：「目前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多是论文──夹叙夹议的论文。我看，是指何干之、胡华等同志所写的现代史。荣认为这是用论文体裁写的。何、胡等著述，固然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但至少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写的，……，这里并无『代替一切』的问题，因为我们从来欢迎数据集，而且正在编数据集，有的是高低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是高，仅仅排编数据的是低。荣所说形式上似乎无的放矢，实际是要提倡用客观主义的史学来争夺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史学地位。所谓『有人说』『我认为』，狂妄之极，应严加驳斥」。对照刘文论点不难推测，范、刘二人就荣孟源文有过讨论。而且将荣打成右派还有更复杂的因素纠结其中，这些批判文章实乃形势所迫不得不为。
反右运动打断了近代史所自一九五六年以来呈现的良好态势，其筹备得颇具声势的一次全国近代史学术讨论会无疾而终，即可窥一斑。此次会议在一九五六年底就开始酝酿。金毓黻在给近代史所墙报所作新年献词中写道：「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九五七年度召开的近代史学术讨论会。我们要以最大的努力作好准备，我们要以组织者自居认为责无旁贷，我们要看作是一次具有考验性学术竞赛」。近代史研究所为这次全国学术讨论会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所有学术委员与中国近代、现代史学术会议筹备委员举行联席会议，讨论预定于一九五七年八月召开的中国近代、现代史学术会议的准备工作。与会者有潘梓年、范文澜、侯外庐、胡绳、严中平等三十多人。学者们认为：「我国近年来对近代、现代史的研究还很薄弱，无论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等领域都缺少系统的研究，全面的综合研究则更少。在研究方法上还有着浓厚的因袭观点，有些研究者缺少深入钻研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资料工作迄今没有引起所有研究者的重视」。而此次学术讨论会，就是要针对已有研究之不足，讨论今后近代、现代史的研究方向。自会议筹备以来的五个月中，收到全国各地史学工作者的论文逾四十篇。五十年代由近代史所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无疑是一件相当振奋人心的事情，很多人对此次盛会倾注了高度热情。笔者在近代史所档案室发现当时收到的论文稿件数十篇，踊跃参与者既有蒋孟引等已颇有名气的学者，亦有非专业研究者如安徽怀宁第一初级中学的教师。但是，由于反右运动忽起，此次近代史所全力准备的学术盛会不了了之，成为难以弥补的遗憾。
在五十年代学人看来，「学术为政治服务」似乎天经地义；新时期以来人们痛定思痛，又视学术与政治形同水火。与古史相较，中国近代史同现实更为切近，建国初期的近代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以学术参与意识形态的构建，政治与学术的互动关系体现得尤为鲜明。论者指出，政治对学术也存在正面影响，因意识形态需求之推动而结出学术硕果，在学术史上亦屡见不鲜。事实上，近代史所的创建及中国近代史学科「显学」地位的确立，固然有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更不可忽视其背后政治需要的强力支撑；近代史所研究课题的选择也受到现实需要的引导。但不可否认，政治与学术不能混为一谈，各自有其边界，学术固然不能脱离政治，但相对的独立性对于学术之健康发展而言无疑不可或缺；将学术作为政治的附庸，势必造成学术与政治的双重悲剧。
就近代史所的早期学术研究观之，政治因素颇有双刃剑的意味，其利弊均不可小觑。一方面，近代史所作为国家级史学研究重镇，居于制高点，占有较为丰富的资源，实具当时其他近代史研究机构难以比拟的优势；另一方面，政治又成为制约近代史所学术繁荣发展的关键因素。
如前文所述，近代史所早期在学术上有一定建树，尤其资料建设成就斐然可观；其严谨执着、不尚浮华的学风虽经文革浩劫仍不绝如缕得以传承。这些构成了新时期以来近代史所迅速发展的根本基础。不可否认，在泛政治化的时代背景下，近代史所学人并未放弃其学术追求，仍力图在意识形态诉求与对学术的坚守之间寻得某种平衡，这是它在学术上取得创获的根本原因。尤其是政治生态趋于健康时，近代史所也就展现出蓬勃生机；而面对左倾政治的巨大压力，学者们无疑处于弱势，他们往往只能选择沉默甚至屈从。对于他们的探索与奠基之功，须置于其所处的时代政治环境加以衡量，体会他们的艰辛，也体会他们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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