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在作为一个学科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古今中外的史家们曾就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提出很多观点与主张，然而，即便众多理论与方法各异，但在史料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认识上，绝大多数史家们的看法还是颇为一致的。如近代以来影响西方史学界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兰克学派代表人物兰克教授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据事直书，不偏不倚，如实客观。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史料进行批判检验，去伪存真，由此重现历史，亦由此历史学可以被抬入科学之列。受兰克学派影响至深的傅斯年更是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口号， [①]指出治史“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②]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虽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指导，但对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仍不敢忽视，如史学大师翦伯赞曾说，作为史学研究者应具备三个基本功，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三者缺一不可，其中基本知识讲的就是要“掌握基本资料”。[③]可以这么说，史料之于史学研究，就好似精美食材之于妙手大厨，没有好的食材，即便再妙手的大厨，也是万万做不出一道美味菜肴的。因此，对于史学工作者而言，史料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正是基于对史料重要地位的认识，笔者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于2004年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申请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民国外交史”时，将整理民国时期的外交文献放在了开展研究工作的首位。
出于政治等的原因，相较于其他研究学科，国内中华民国史研究属于起步较晚但进展迅速的学科。作为其重要分支学科，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走过了与民国史研究大致相同的轨迹。近些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大热，与民国史相关的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工作也获得跳跃式的发展，成果丰硕，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民国外交史资料的整理与出版。
由于历史原因，中华民国时期的政府档案分存于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地。在民国时期外交文献的整理与出版方面，两岸的档案文献收藏机关均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其中，台湾起步较早，曾陆续出版过一系列重要的档案史料，如：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辑，从1950年代末开始陆续出版的大型系列文献丛刊《革命文献》；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系列档案丛刊《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中俄关系史料（1917~1921年）》（全12册，台北，1959~1975年），《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中日关系史料》（全23册，台北，1974~2000年）；1981年出版的秦孝仪主编的大型档案文献集《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全七编，27册）；从2003年起由台北“国史馆”陆续编辑印行的反映蒋介石生平的大型编年体史料汇编《事略稿本》，以及“国史馆”2015年最新编辑出版的《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等等。上述这些文献集里都含有大量反映民国时期外交史内容的档案。
大陆方面，作为国内收藏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最为丰富的国家级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1981～2000年用将近20年的时间陆续编辑出版了一套大型档案文献汇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5辑，汇集了南京临时政府、民国北京政府、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档案史料，各辑按政治、财经、军事、教育、外交等分类，其中在第3～5辑中专设外交史专题，刊布了大量有价值的外交史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还与中国档案出版社合作，在该馆馆藏民国北洋政府各全宗档案中,集中选编具有利用和研究价值的史料2万余件，于2012年以影印方式出版了一部大型资料专集《北洋政府档案》，全书共196册（含索引8册），全面反映了北洋政府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与外交史相关部分主要集中于国务院与外交部的档案中。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的众多档案文献中，与外交史相关的还有《政府公报》（全240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国民政府外交公报》（全4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国民政府暨总统府公报》（全1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全8册，凤凰出版社，2011）、《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等等。
国内其他档案收藏单位或个人编纂的反映民国时期历史的综合类大型文献资料汇编的有天津历史博物馆编辑的《北洋军阀史料》（全33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章伯锋、庄建平主编的《抗日战争》（全11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等等，这些大型文献资料汇编也收录有许多外交史内容的档案与文献，其中，《抗日战争》第4卷为外交卷。此外，近年国家图书馆利用馆藏北洋时期的外交档案及刊物，影印出版了一套大型文献丛编《民国时期外交史料汇编》（全14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所收录的民国时期外交史料分为档案和期刊两部分。档案部分主要收录民国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包括驻外各使馆星期报告、外交文牍、外交部收发电稿、外交部参事厅收电簿、外交部条约司译件以及外交部存底之重要外交文献等。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陆续出版的反映民国时期外交史内容的专题类资料集和出版物也有很多，这里仅举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如《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全2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2012）、黄纪莲编《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1923》（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全3册，三联书店，1957、1959、1962），等等。
外文档案资料的选译成果也较为丰富，代表作品有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邹念之等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4），等等。
此外，两岸还编辑出版了大量与民国时期外交史相关人物的年谱、日记、回忆录，代表作如《顾维钧回忆录》《王世杰日记》《颜惠庆日记》等。
应该说，自1980年代至今的30多年的时间里，国内关于民国外交史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可谓成绩斐然，各类出版物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从而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的利用。即便如此，相比较而言，纵观目前各类反映民国时期外交史内容的各类资料集与丛书，学界仍缺乏一种足以全面反映整个民国时期外交史丰富内涵的资料汇编。国内学术界此前出版的以中华民国外交史冠名的资料集只有一部程道德等编辑的两卷本《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 [④]该资料集的编选当时只是为了因应大学教授外交史类课程之需而编纂的教学参考书，内容稍嫌单薄，难以胜任专业研究所需。因此，无论是从促进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角度，还是加强与完善资料建设的现实需要角度，编辑一部全面、系统反映整个中华民国时期外交历史的大型资料汇编已是大势所趋。
2004年，“中华民国外交史”项目正式立项，并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的资助。课题组成员主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的科研骨干构成，根据工作需要，课题组同时请了部分所外专家以及所内其他研究室的科研人员参与，课题项目的主持人为王建朗研究员。依据项目规划，该项目计划完成一部能够全面反映民国外交史最新研究成果，并体现研究者独到见解的多卷本大型学术专著《中华民国外交史》，与此同时，为确保即将完成的学术专著拥有高质量与扎实的史料基础，课题组决定由各专题负责人首先对各自研究领域的史料档案做系统的梳理与汇集，并在此基础上先编纂完成一部多卷本关于民国外交史的大型文献汇编。这便是我们编辑出版这部学术资料集《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以下简称《外交文献汇编》）的最初由来。应该说，编辑这部文献汇编的初衷首先是确保课题组在研项目《中华民国外交史》能高质量地完成，其次我们也考虑到了出版此类资料汇编在民国外交史资料建设方面的需要以及学术界对此类学术资料的社会需求。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课题组在资料集的内容确定、编纂人员的选定、资料搜集范围，以及编排形式上均采取了与以往多数资料集不同的做法，并进而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经过全体编纂人员断断续续历经近十年之功，加之出版单位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全体编辑们的辛苦付出，《外交文献汇编》最终于2015年12月付梓面世。总体而言，这部完成的学术资料集基本贯彻了课题组当初所设定的目标，具备如下几大特色。
首先，这部资料集具有较强的全面性特色。
为了给随后开展的《中华民国外交史》打下一个良好的史料基础，课题组最初所设定的目标即先对现有民国外交史资料做一全面与系统的梳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搜集与完善相关史料，最后分专题完成对所收集资料的甄选与编辑。在随后开展的工作中，课题组成员基本贯彻了这一指导思想，并如实体现在所编辑完成的资料集的定稿中。在最终完成的这部《外交文献汇编》中，所收录资料几乎囊括民国时期外交史领域的所有重大主题，涉及整个民国时期历届国民政府的对外方针与政策、外交体制的变迁、国际条约的签署与修订、所有重大涉外事件的发生及相关外交交涉、列强对华政策的变化等诸多方面。当然，本书所展示的全面性依然有其局限，受资料集容量所限及编辑者的见识及获取资料的能力不同，课题组成员所追求企及的只是一种相对的全面性，但这并不妨碍本书的这一特色。
其次，这部资料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特色。
《外交文献汇编》的专业特色主要体现在：（1）所有参与资料集编辑与翻译者均为从事外交史研究的专业人士，他们中的大多数同时也是大型学术专著《中华民国外交史》的撰稿者，并且所编选的资料内容基本与他们各自在学术专著中所研究的内容一致，如此可以确保所选资料的准确性与专业性。（2）本书采取了以时间为序，按照专题分节编排，并在前面加简单导读及说明的编辑方法。这一编辑方法具有较强的专业化特点，它一方面使编辑者在编选资料时可以以研究者的视角将外交史资料进行更加系统的梳理与准确的甄选，另一方面还可以极大地方便研究者对这套资料的查阅与使用。
最后，这部资料集具有独创性特色。
《外交文献汇编》中收录刊布了大量独有的档案资料，数量约占整个资料集的三分之一，主要由两部分构成。
其一，课题组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达成合作意向，由后者为本资料汇编独家提供了200余万字的馆藏民国外交史增补档案。这部分档案并未被纳入该馆此前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均为首次发表，主要内容如下。
1北京政府时期。此时期的资料内容涉及中国参加巴黎和会分类报告，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的会议议事录，新银行团与财政部的往来文件，中德断交后的租界问题，日本在东北的活动，北京政府关于“五卅事件”调查处理的内部文电，1925年“汉口惨案”的交涉文件，中俄关于中东铁路通车等问题的交涉，关税问题的交涉，中国与奥地利、芬兰、波兰、西班牙缔约交涉的相关文件，中法、中比、中日修约谈判的相关文件，民初以来中国与葡萄牙关于澳门划界悬案交涉的相关文件，上海会审公堂问题，鼓浪屿会审公堂问题的相关文件，等等。
2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按时段划分，可分为1927～1937年、1937～1945年和1945～1949年三个时段。其中，1927~1937年时段主要内容如下。
（1）国民政府外交概况与法令汇编，以及所有外交部部内工作文件。外交行政组织与法规方面，如：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国际联合会中国办事处组织条例、国民政府公布驻外领事馆组织条例、外交部公布护照条例、外交部公布重定外交官领事官资格审查委员会暂行规则等。外交综合报告方面，如：“国史馆”保存的北伐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之外交报告，以及外交部1929年3～12月工作报告、1930年1～12月工作报告、1931年1～12月工作报告和1936年4月工作报告、1937年1月工作报告等。这些报告按月划分，以独立事件为顺序，详录了各类外交事件及处理结果，极具价值。
（2）国民政府与国际组织及其他国家的相关外交活动。增补了国联相关史料，如国际联合会调查团报告书、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之经过。另外，新增了与日本、苏联、英国等国家双边关系的史料，如：国内反对日本出兵山东的电文，反对日本入侵的宣言，1930年中苏会谈前莫德惠与张学良等人来往电文，1932年中苏复交档案史料等。特别是在中英关系方面，此次增加的中英经济文化事业调查报告摘要一组史料，弥补了此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史料里中英两国这一时期内文化交往的空白。
1937~1945年时段主要内容如下。
（1）外交政策的制定、对时局的评估与判断。如：外交部对四强宣言草案的研究意见，四国会议问题的相关文件，世界和平计划的相关文件，晏阳初出国宣传的相关文件，太平洋学会中国代表团的主张，改进移民地位方案的相关文件，国际宣传处编译“苏联与战后世界”国际问题参考资料等。
（2）国民政府与国际组织及其他国家的相关外交活动。如：参加国联会议情形，出席《九国公约》签字国布鲁塞尔会议情形，四国会议及战后国际保安机构的相关报告，关于国际安全和平组织问题的各方意见，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及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的相关文件，美国邀请中国参加世界经济会议的相关文件等。
（3）中国与苏联、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印度、哥伦比亚、阿富汗、古巴、瑞典、阿根廷等国外交关系。
1945~1949年时段主要内容如下。
本时段增补资料时调用了国民政府（总统府）、外交部及资源委员会等全宗的档案，内容十分丰富也极有价值。
（1）外交概况：主要包括外交部各类法规及工作计划，如外交部1946、1947年度工作计划，外交部关于外人护照问题，内政部公布外侨留居及出境的相关规则等。
（2）政务：参加各类国际会议的文件，如中国派员出席世界工会大会、国际妇女大会、四国外长会议、巴黎和会、联合国筹委会等相关文件。
（3）侨务问题。有关管理留居外人与在华侨民事物及在外中国国民的文件，如顾维钧关于处理中国在英海员相关文件，保君建关于管理国外台湾籍人相关文件，行政院对德侨处理的相关文件等。
（4）增补了大量反映战后中日关系的史料。其内容包含国民政府对日和约决策的出台背景，中国战区日本官兵总联络部关于遣送日兵、日侨以及东北行营日侨俘管理处的相关资料，日方赔偿与归还劫物的相关资料，审判战犯的相关资料，如战争罪犯处理办法、审判办法、审判办法施行细则及审判条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工作报告，战犯处理报告书，各军事法庭战犯审理情况表，日本战犯名单等。[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为《外交文献汇编》独家提供的这批未刊档案，大大提升了本套资料集在学术上的利用价值。
其二，《外交文献汇编》的各卷编者分专题从美、英、法、日等国家的外交文献中选译了近百万字的重要史料并首次发表。这部分内容如下。
1、北京政府时期。《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921）中与辛亥革命前后中日满蒙问题交涉的相关文件选译，《日本外交文书》中与1907、1910、1912、1916年四次《日俄密约》相关文件的选译，《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中与英国对中国拒签巴黎和约反应的相关文件选译、与英国与国际新银行团关系相关文件选译，《英国外交文件集》（“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中与列强对“五卅惨案”的反应相关文件选译，《英国外交文件集》和《美国外交文件》（“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中与民国北京政府修约交涉相关文件选译，与英美关税特别会议对策相关文件选译，与罢免安格联事件相关文件选译，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和殖民地部档案CO129中与英国政府对孙中山南方政府态度相关文件选译，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中与商团事件相关文件选译，等等。
2、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英国外交文件集》和《美国外交文件》中与中英、中美关税新约交涉相关文件选译，《英国外交文件集》和《美国外交文件》中与中英、中美废除治外法权交涉相关文件选译，《英国外交文件集》中与中国收回威海卫租借地交涉相关文件选译，《英国外交文件集》和《美国外交文件》中与“宁案”交涉相关文件选译，《英国外交文件集》和《美国外交文件》中与宋子文1933年访问美英相关文件选译，《美国外交文件》中与美国对“天羽声明”反应相关文件选译，《英国外交文件集》和《美国外交文件》中与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相关文件选译，《法国外交文件》(“Documents Diplomatique Francais”)中与战时借道越南运输交涉相关文件选译，《远东委员会会议记录（1945～1952）》（“Records of the Far Eastern Commission,1945-1952”）中与战后战犯财产处置、审判战犯、对日索赔等相关文件选译，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中与战后英、美对日索赔问题相关文件选译，《美国外交文件》中与国共内战时期中美关系、魏德迈使团在华活动、司徒雷登使华、美国军事援华、中美教育合作相关文件选译，《英国外交文件集》中与中英商约谈判、香港海关与金融协定交涉相关文件选译，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中与“紫石英号事件”经过相关文件选译，《英国外交文件集》中与英国对国共争端态度及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文件选译，等等。
对于多数参与本套资料编辑的《中华民国外交史》编辑的课题组成员来说，《外交文献汇编》的编辑与出版只是完成了其科研工作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学术专著的撰写。令人欣慰的是，经过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多卷本的《中华民国外交史》的初稿撰写工作现已如期完成，目前正在进行出版前的最后修订工作，不久即将与读者见面。经过近13年的努力，课题组成员终于完成了对中华民国外交史的研究工作，通过即将出版的《中华民国外交史》这一大型学术专著，研究者对民国时期的外交历史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为详细与系统的梳理，并提出了各自独到的见解。
学术专著足以展示学者们对过往历史的认识，但资料本身也会说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套已出版面世、有着1000余万字体量的大型文献汇编，以其翔实的史料，也足以对民国时期的外交历史提供一种别样的勾画与叙说。
本文发表于张俊义、陈红民主编《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第7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
[①]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第3页。
[②] 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篇第二种）·史料与史学》，1945年11月。
[③] 翦伯赞：《关于历史学的三基问题》，《史料与史学》，北京出版社，2011，第12页。
[④] 即《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1~191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⑤] 关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增补的这批未刊文档的史料价值，该馆工作人员李宁曾撰专文做过详细介绍，且发表于2008年召开的第二届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参见李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中外关系新史料》，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国：政治与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648—6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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