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精美故事100篇之(7)——《臧哀伯:赃物岂能放太庙?》

原无/文

(公元前710年)

话要从宋国(在今河南省商丘一带)国相华督说起。华督一次出门,在路上偶然遇到了司马孔父嘉的老婆。那时的女人是不会轻易让外人看见面目的,一个原因应该就是害怕招惹是非。没有想到堂堂大司马的老婆也会因此出事,真是世事难料。国家的二把手看中了三把手的老婆,发现她“美而艳”便邪念顿生,而且敢肆无忌惮地伸出了脏手,可谓色胆包天。

华督回到家,一心想把同事的老婆抢走,苦思冥想,终于用阴谋杀死孔父嘉,并占有了他老婆。真相很快传到朝廷,宋殇公气得好几次都拍案而起,华督很害怕,担心有一天宋殇公会秋后算账。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来了一个恶人先下手,把殇公也杀掉了。

做了这么骇人的勾当,华督自然担心诸侯讨伐,连忙对周围的齐、陈、郑、鲁等国大把大把送礼。鲁国(在泰山以南,有今山东省南部一小部分,兼河南、江苏、安徽三省之一隅)国君鲁桓公接受了他送的郜(gào)鼎,并堂而皇之把它安放在太庙里,而对于宋国的是非,不再有一个字议论。大夫臧哀伯看不下去了,就向国君提意见。

他说:“做国君的,应当弘扬道德,压制邪恶,这样才能更好地管理和监察百官。如此努力还会有做得不足的地方,所以需要大力发扬美德给子孙后代做榜样。建太庙用茅草盖顶,车上用蒲席做垫子,祭祀的肉汁不加调料,祭祀食品不用精粮,是为了昭示节俭;区别使用礼服、礼帽、蔽膝、玉笏、腰带、裙衣、绑腿、鞋子以及冠冕上用的各式各样的带子和饰物,是为了宣示不同身份;使用玉器垫儿、刀剑套、佩刀刀鞘上的饰物、束衣革带、飘带、旌旗饰品等等,是为了表现礼数;在礼服上绣的花纹,是为了体现文采;在车服和其他有关器物上用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按天地万物的形貌绘出各种不同的形象,是为了证明物各有其用,而并非虚设;在车马和旗帜上系各种铃铛如钖、鸾、和、铃,是为了显示动辄有声;在旗帜上绘上日、月、星三辰,是为了宣扬光明。要坚持以德治国,就必需保持节俭的作风,维护泾渭分明的身份秩序,或增或减都要有节制。而且要以典章制度的形式规范下来,并公开发布出去,以此来管理监察众官员。这样,官员们才会有所警惕和畏惧,不敢违规犯纪。

现在您泯灭道德而纵容、助长邪恶,把人家用作贿赂的器物安放在太庙这样神圣的地方,还公开炫给大夫们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导向?如果大夫们也以此为榜样跟着这样做,那还能惩罚谁?可见,国家腐败衰落,全是因为掌握权力的官员先走上了邪恶之路;官员丧失了道德,是因为行贿受贿之风大行其道。还有什么比把赃物放进太庙更纵容贿赂的歪风呢?周武王带领正义之师打败与人民为敌的殷商后,把九鼎迁到洛阳,还有仁人义士非议他,现在这样违德乱礼怎么能行呢?”

可惜的是鲁桓公没有那么英明,哀伯的一番苦口婆心之言从他的左耳朵进去后,没有稍作停留就从右耳朵里溜走了。哀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

春秋精美故事100篇之(7)——《臧哀伯:赃物岂能放太庙?》

孟云飞书法

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非礼也。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 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kuò)席,大(tài)羹不致,粢(zī)食不凿,昭其俭也。衮(ɡǔn)、冕、黻(fú)、珽(tǐnɡ),带、裳、幅、舄(xì),衡、紞(dǎn)、纮(hónɡ)、綖(yán),昭其度也。藻、率、鞞(bǐnɡ)、鞛(běnɡ),鞶(pán)、厉、游(liú)、缨,昭其数也。火、龙、黼(fǔ)、黻(fú),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yánɡ)、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qí)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选自《左传•桓公二年》)

原无,本名吴志民。远祖籍贯春秋虞国,可怜的国君因为贪点小财,把江山就拱手交给了晋国。此后便成了晋地山西的子民。据说在明代,祖先从大槐树下迁移到河南上蔡,从此成了蔡民。1995年硕士毕业,落蹄中原某市,倒进媒体,成为躬耕的”卧槽马‘’,一晃二十余年,即将骈死于槽枥之间。曾以吴工平之名连缀一本《非礼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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