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风桥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神秘，更为神秘的是，在这个普通的小巷里，20世纪40年代曾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组织——苏联情报机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支苏联军事顾问团来中国帮助抗日。1940年，以毛斯科夫斯基、施克雷巴为首席顾问的苏联顾问团相继驻西安胡宗南的第三十四集团军总部（后改为第一战区长官部、西安绥靖公署），王敦瑛担任首席顾问中文翻译兼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1943年春，苏联军事顾问团回国后，王敦瑛奉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首任驻中国大使）的指令，留在西安，成立情报组织，搜集日军及国民党方面的情报，利用顾问团留交的电台直接向苏联情报机关报告。但没有了军事顾问团的掩护，由王敦瑛直接使用电台和莫斯科联系是非常危险的。于是王敦瑛向他的顶头上司罗申建议，为他派遣从事电台报务工作的助手。罗申经和我党协商，决定由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派两名电台报务工作人员赴西安。经过考察，决定派刚结婚不久的杨才（化名夏中和）、龙文英（化名钱瑾）夫妇承担这一任务。王敦瑛在西安经过反复考察，把情报联络点和电台位置选择在玄风桥34号。夏中和夫妇以经营小商店作为掩护开展工作，夏中和为“掌柜”，钱瑾为“店员”。由于他们夫妇早年参加革命，没有做生意的经验，再加上都是四川人，容易引起敌特怀疑，应王敦瑛的请求，陕西地下党介绍中共地下党员张自刚（又名张岗）参加情报组，以“店员”身份协助夏做生意并作掩护工作。
王敦瑛通过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绥靖公署）高参、参谋等交往获取情报，并与当时民盟领导人和中共地下党员交换情报。情报由王敦瑛搜集到以后，经译电员兼交通员李儒珍处理，交由夏中和发报，发报时钱瑾和张自刚负责警戒。此期间，国民党特务机关与情报组一直存在着侦察与反侦察的斗争，惊险局面多次出现。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先生解放后回忆：“在特务充斥的西安，此种工作是十分危险的，但王敦瑛看起来还是处之泰然，无所畏惧。不过曾有一次，他来看我，神色紧张，说中共在西安的电台被破获，特务还在到处搜查……” 1948年春的一天，王敦瑛参加绥靖公署总理纪念周会，会上胡宗南因特务机关不能破获不明电台大发脾气。会后绥署参谋娄某告诉王敦瑛：“前些日子测向台发觉东大街附近还有一部不明电台，但始终找不到线索，所以主任（胡宗南）发脾气了。”特务的搜查已在小商店附近进行，形势非常严峻，王敦瑛向莫斯科报告后，停止工作并隐藏了电台。此后通过地面交通向苏驻兰州领事馆传递情报直到西安解放。解放后，王敦瑛先后担任西北俄文专科学校（西安外国语大学前身）副校长，陕西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系主任，1979年6月去世。
王敦瑛领导的苏联情报组织在西安潜伏了六年多，由于王敦瑛和陕西地下党有密切的联系，解放后，这一情报机构一直被认定为中共地下组织。笔者前些年对这一情报组织进行了考查论证，并到玄风桥实地查看访问了几次，当年的34号到底在哪里，已无人知晓，但通过屈武、伍修权及罗申等人的回忆可以确认，它作为苏联情报组织这一点是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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