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的美国，种族主义十分猖獗。中国移民受到公开的嘲笑，经常出现在不利的报纸漫画中。德国人的刻板印象是在啤酒厅里闲逛。非洲裔美国人被描绘在贬低人的广告中。爱尔兰人——当时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他们是“白人”——也受到了虐待。
在1845年至1855年间，有150多万人离开爱尔兰前往美国，他们是马铃薯饥荒的幸存者，这场饥荒导致100多万人在他们的家乡丧生。他们贫穷、饥饿、生病，来到波士顿、纽约和其他东北部城市，挤在狭小的公寓里，在艰难的条件下开始新的生活。
爱尔兰移民的困境因他们受到白人(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新教徒)的恶劣对待而变得更加复杂。美国现有的无技能工人担心他们会被愿意以低于现行工资水平的工作的移民所取代。企业主担心爱尔兰移民和非洲裔美国人会联合起来要求增加工资。
结果，当地人对涌入的爱尔兰移民并不友好，因为他们认为爱尔兰移民争夺的资源有限。仅在波士顿，1847年就有37000名爱尔兰移民来到这里，使该市人口增长了30%以上，使就业、配给、住房和人口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
爱尔兰移民不仅被许多美国白人视为闯入者(考虑到历史上对印第安人的对待，这是一个讽刺)，而且这些移民在一个主要是新教徒的国家里是天主教徒。宗教上的差异扩大了分歧，许多爱尔兰移民不会说英语也是如此。今天听起来可能很奇怪，爱尔兰移民不被认为是“白人”，有时被称为“由内而外的黑人”。
在19世纪中后期出版的漫画和广告中就有这种歧视的证据。历史学家Noel Ignatiev在他1995年出版的《爱尔兰人如何成为白人》一书中写道，爱尔兰人经常被描绘成不同于更广泛的白种人和盎格鲁-撒克逊后裔。爱尔兰移民，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有着野蛮的、类人猿般的特征。甚至伪科学也参与其中。詹姆斯·雷德菲尔德于1852年出版的《比较面相学》对爱尔兰人和狗的面部结构进行了比较。雷德菲尔德接着说，由于他们的外表，爱尔兰人有一种兽性，使他们残忍和胆怯。
雷德菲尔德写道:“在爱尔兰人中，这种共性最自然地体现在挖土上。”“他们的身体很脏，他们自己住的泥棚里养着猪。如果你像主人对待他的狗那样严厉地对待他们，他们就是好仆人;可是，你一想和它们亲近起来，它们就跳到你身上来，用它们的脏爪子抓你的干净衣服，好像你不比它们强似的。”
这种仇外心理——害怕被认为是不同的人或事——是由“一无所知党”的成立所助长的，这个美国政党起源于1849年，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不断壮大。该党成员普遍反对天主教，尤其是爱尔兰天主教徒。他们担心爱尔兰天主教徒将接管美国，并有可能把教皇提升为该国的统治者，用宗教命令取代世俗法律。
虽然爱尔兰移民在美国面临压迫，但他们也参与其中。许多北方白人认为非洲裔美国人和爱尔兰人是平等的，但许多爱尔兰移民很快接受了“白人”身份，成为压迫非洲裔美国人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将其作为更好就业的途径，将阶级主义和种族主义交织在一起。
历史学家阿特·麦克唐纳写道:“一旦爱尔兰人获得了这些工作，他们就会确保黑人被拒之门外。”他们意识到，只要他们继续与黑人一起工作，就不会被认为有什么不同。后来，随着爱尔兰人在劳工运动中崭露头角，非裔美国人被排除在外。因此，我们有一个悲惨的故事，一个受压迫的‘种族’，爱尔兰天主教徒，学会了如何合作压迫另一个‘种族’，美国的非洲人，以确保他们在白人共和国的地位。”
长期以来，美国的种族关系一直很复杂，苦难和歧视并不是零和博弈;例如，爱尔兰奴隶制度的神话虽不可信，却经久不衰，至今仍在互联网上流传。今天，很难想象在那个时代，皮肤白皙的爱尔兰后裔不被认为是白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种族的定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可能和皮肤色素沉着一样，根植于阶级、劳动、经济和恐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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