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像救火,救過這頭救那頭”,你是否也身處“422”家庭?

李恩的家庭是典型的“422”模式,上有四個老人,下有兩個小孩,全部靠夾在中間的年輕人支撐。她從沒想過自己的中年危機會在三十多歲到來,“每天就像救火,救過這頭救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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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像救火,救過這頭救那頭”,你是否也身處“422”家庭?

▲電影《桃姐》劇照。

新京報記者 王雙興 實習生 陳浩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李世輝

李恩(化名)父親做完癌症手術出院的第二天,又被送回了急診室。格林巴利,一種李恩從沒聽說過的疾病,會致使病人四肢癱軟,呼吸都顯得吃力。

那天李恩還沒有出月子,她站在醫院走廊裡,看到護士把父親從急診室推到ICU病房。父親原本挺強壯,一米七出頭,140斤,直到65歲依然沒有白頭髮,朋友說他看上去像40多歲。而如今,躺在病床上明顯消瘦,閉著眼睛,一動不動,身體上連接著五顏六色的管子。

李恩控制不住,哭了。幾年後,她還是會想起醫院走廊的消毒水味兒,和那一瞬間的無助和痛苦。

李恩的家庭是典型的“422”模式,上有四個老人,下有兩個小孩,全部靠夾在中間的年輕人支撐。李恩如今38歲,辭職在家,依然會覺得顧此失彼。

像李恩一樣的人,即將進入不惑之年,父母也到了退休、養老的年紀,缺人、缺錢、缺時間,父母的養老困境漸漸凸顯出來。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說,由於人口流動、單獨居住導致代際分離,以及贍養、照料脫離,他們註定是養老困難最大的群體。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養老”被提及的次數上升到十次。養老成為兩會代表、委員們的熱點議題。商務部部長鐘山在記者會上表示,我國人口老齡化在加快,據有關方面統計,現在每年大概要增加800多萬老齡人口,為這些人口提供養老服務,有很大挑戰。

突如其來的壓力

2016年4月12日,李恩生了二胎。

此前生活還算完滿,讀書、求學,不算費力地考上浙江大學;離開故鄉嘉興到北京,認識了來自河北的丈夫;事業順遂,夫妻二人在北京買了房,定居下來;老公從原公司的總監崗位辭職創業,前景明朗;大女兒漂亮聰明,快要讀小學了……

原以為生活會按照既定的軌跡繼續向前。沒想到變故突然到來,二寶出生後沒幾天,李恩的父親來北京探望外孫,順便檢查身體,查出了胃癌。

那一年父親64歲,剛剛退休四年,一直喜歡旅行卻因為要照顧心臟病的母親未能成行,從浙江到北京算是為數不多的遠行了,卻緊接著躺倒在病床上。

託關係、動手術,都還順利,卻很快因為格林巴利被送進了急診室。父親肌肉無力,又因為感染髮燒到將近40度,接下來的一個多月時間裡,他都住在ICU病房。

“每天像救火,救過這頭救那頭”,你是否也身處“422”家庭?

▲住院時,李恩的父親瘦到不足100斤。受訪者供圖

丈夫正處於創業關鍵期無法脫身,叫來幾個朋友幫忙安頓,大部分的照顧工作都靠尚未出月子的李恩。她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打車去醫院,問問醫生情況,然後返回家中給孩子餵奶;中午再去醫院探望父親,然後回家休息;晚上把孩子託付給婆婆,再去醫院……北醫三院附近堵車嚴重,那段時間,李恩幾乎多數時間在路上。

到了6月,父親狀況依然沒有好轉,血氧飽和度降到60%(正常值為95%-98%),醫生找到李恩,問要不要做切管手術。

“我爸才做完癌症手術不久,又是重症肌無力,再加上心臟有點問題,血壓也有點高,情況特別不好。平時的小病症,一到這個時候全都變成致命的大問題了。”李恩說。醫生告訴她,做完切管可以幫助呼吸,延長生命,但是從父親的身體狀況來看,後期很有可能難以脫管,“像電視裡演的那樣,以後可能就要躺在ICU。”

那時候,病床上的父親已經要靠打腎上腺素維持生命體徵。沒有兄弟姐妹可以商量,李恩想了一天多,還是難以作出決定:切管,意味著生命延續,意味著3000元一天的ICU治療費,也可能意味著狼狽的晚年;不切,“好像要放棄自己的爸爸一樣”。

猶豫不決,李恩最終到病床前,趁父親清醒,詢問了他本人的意願。

父親搖頭。

父親手術的消息一直瞞著母親,直到醫生下了病危通知書,李恩才把母親接到北京。

家人聽從醫生的建議,給父親買好了壽衣。沒想到的是,他的血氧濃度竟然慢慢上升,心臟停跳的情況也再沒發生,出乎意料地轉危為安了。

父親身體有了起色,一個多月後出院了,又到康復醫院住了一個月。之後的一年,李恩為了方便照顧父母,在自家小區裡租了一套房,讓他們暫時生活在北京。

“刷卡刷到對數字失去概念。”李恩回憶,那兩年,父親的手術費和治療費一共花費了四十萬元左右,異地報銷額度有限,幾乎三十萬元要靠自己;加上後期的康復治療、請護工、租房,一共花費大約四十萬元。

“還好家裡有些存款,父母也有退休金和積蓄,所以經濟上倒是還行,要是再碰上金錢的問題,那真得瘋了。”李恩說。

“每天就像救火”

去年8月,父親的癌症復發了。放療無效,家人再次做了最壞的打算,幸而醫院有免疫療法的項目,父親符合條件,得以免費獲得治療。

如今李恩每週帶父親去醫院打針,每兩個月檢查一次身體。“打到這個療法沒有效果之後,就再也沒有其他辦法了。”

其他的時間,李恩的大部分精力還要放在兩個孩子身上。女兒八歲,讀小學二年級,課餘生活幾乎被培訓班填滿。“女孩子不能沒特長,舞蹈班要報一個吧?我家小孩喜歡畫畫,她想學你不能阻止吧?不學樂器擔心樂感不行,想了想得學個鋼琴吧?除了這些,數學課得繼續報著吧,語文課偶爾要聽聽吧,英語也不能落吧?”李恩掰著手指數。前不久她發現,朋友家的小孩,光英語就報了四個班。

兒子不到三歲,在上幼兒園,需要花的心思也不少。每個月開家長聯絡會,必須要父母親自去才行,愛人沒時間,只能李恩去;幼兒園的作業都需要家長協助,以前經常做手抄報,現在,PPT也從娃娃做起了。

一頭是身體不好的父母,一頭是少不更事的小孩,李恩從沒想過自己的中年危機會在三十多歲到來,“每天就像救火,救過這頭救那頭。”

“每天像救火,救過這頭救那頭”,你是否也身處“422”家庭?

▲出院後,李恩給父親請了護工。受訪者供圖

王山(化名)是貴陽的一位心理諮詢師,像李恩一樣憂心忡忡的中年人總會出現在諮詢室裡,他們皺著眉頭落座,把一堆一堆的壓力和焦慮傾倒出來。王山說,獨生子女面臨的父母養老困境有相似性,一是人手和精力不足,二是經濟壓力大,三是心理負擔重。在去年的226個諮詢案例中,涉及養老問題的佔36個,它們和職業規劃、夫妻關係、子女教育等纏繞在一起,擰成讓情緒爆發的導火索。

其實,1987年出生的王山也是獨生子女,他畢業於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當時打算留在武漢。找到工作的那天,他給家人報喜,父親在電話裡說:“注意身體,一個人不容易,有空回來看看。”

王山站在馬路邊,“情緒立馬崩潰了”。想到父母萬一生病無人照顧,他最終放棄了武漢,回到老家貴陽就業。

父親曾經因為胃潰瘍,把胃切除了三分之二,幹不了重活;2009年,49歲的母親又遭遇了中風,留下偏癱後遺症。

母親住院時,王山旁觀過不少別人家的心酸故事。有的父母生病了,怕身處幾千裡外的孩子奔波,自己一個人到醫院治療;有的檢查出了癌症,只剩一兩年壽命,但在子女電話問候時回答說:都是小病,並無大礙,放心工作。

“大量城市獨生子女的父母養老將面臨家庭內部‘人手不足’的情況,如何為他們提供高質量的養老服務,是國內養老行業需要做好的準備。”全國政協委員袁亞非自去年兩會提出養老提案後,今年繼續聚焦養老。他覺得,養老是全社會的民生問題,需要政府、社會、企業多方面的配合和協同。

2013年,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預測專家王廣州運用人口抽查數據和計算機仿真模型估算,2010年全國獨生子女總數在1.45億左右,2015年將達到1.76億。

王山希望得到的幫助是,政府提供養老的基礎設施,但他也會提前做好個人規劃和準備。如今,這個三十歲出頭的年輕人一邊照顧父母,一邊開始琢磨自己健身和保險的事兒了,和朋友們聚在一起,也會聊到自己未來養老的問題。“等我老了就和比較好的朋友抱團養老。我經常照顧病人,太知道缺人是什麼滋味了,送去醫院、辦手續、照顧,是精神和肉體上的雙重煎熬。”王山說。

老年人的養老探索

年輕人王山的養老設想,在幾千公里外杭州,被老葉付諸了實踐。

2017年6月,69歲的老葉在微信上看到消息,一對住在杭州郊區的老人發起“抱團養老”,以每個月1100元和1500元的價格招募六十到七十歲的同齡人共住,為住進養老院的晚年做預習。

“抱團養老”的地方在杭州市餘杭區瓶窯鎮港東村,恰好是老葉愛人年輕時下鄉的地方,兩個人很快報了名,成為第一批入住者。

別墅有500多平米,三層樓中分佈9間臥室,陸陸續續住進退休了的幹部、電信工、媒體人。老林曾經是銷售員,愛人是印刷工,和別墅裡的其他老人一樣,經歷了“文革”、上山下鄉、建設兵團,都是被歷史大潮裹挾著向前的一代人,七八十年代,生下第一批獨生子女,幾十年後,成為了“不靠子女養老的第一代”和“大規模住進養老院的第一代”。

老葉的兒子1978年出生,正趕上剛剛起步的計劃生育政策。如今他在電視臺一檔綜藝節目工作,四處奔波,非常忙。“最多一個月回一次家,有時候兩三個月見不到人,可能逢年過節回來看一下,或者開車路過時回來一下。”老葉說。他習慣了這種狀態,也不期望子女在身邊養老。

老葉身高一米八,強壯,但愛人身體不好,她在20年前患過癌症,切掉了一邊乳房。同時又有高血壓和糖尿病,身體是最讓家人放心不下的事。

在郊區的別墅裡,幾位老人同吃同住,一起聊天散步打麻將,關心糧食和蔬菜。去年年初,老葉去泰國旅行,愛人一個人在房間裡,突然心臟不適,最後是同住的老人們幫著叫車、攙扶,送去了鎮上的醫院。曾經,住在別墅二層的一位老人摔傷了腿,也是其他人幫忙照顧、擦洗,他們彼此稱呼外號,一起度過子女不在身邊的“準養老”時間。甚至有不少媒體和學者造訪,將其作為一種新型養老模式進行報道和研究。

“每天像救火,救過這頭救那頭”,你是否也身處“422”家庭?

▲別墅內7名老人的合影。前排左一是老葉。新京報記者 陶冉攝

不過,住了一年後,老葉和愛人還是決定離開。別墅所在的港東村距離市區四五十公里,附近沒有大規模醫院,有時120來了,村裡人封建覺得不吉利,救護車又只能停在村外,等病人過去。老葉擔心自己和愛人有一天身體出現意外得不到及時的救助,在2018年6月搬回了市區。

退休的這些年,老葉的生活重心迅速轉移,很多時間被用來考察養老院。除了“抱團養老”的方式,他還考慮了其他養老模式。

四處考察之後,最讓老葉心動的是一處建在風景區的養老社區,風景好,交通便利,還可以到北京、三亞、成都等地候鳥式居住。社區裡有三甲醫院,醫務人員和護理人員隨時到位,鋼琴廳、舞蹈廳、游泳池,“反正你想有的它都有。”老葉逐戶敲門打聽了一下,裡面住的老年人基本上是大學教授等知識分子。不過,讓老葉咋舌的是高額的收費:前期投入200萬的保險,常規收費兩人每月1.3萬,不包含伙食費和護理費。

政府主導的杭州福利院收費符合老葉的心理預期,兩人共收費三千,他去看了看,環境不錯,條件都好,但年齡門檻把老葉和愛人拒之門外了:只有75歲以上才能入住。老葉又考察了市區周邊的幾家政府和民營企業合辦的養老院,大多隻對轄區內的老人可以放寬條件,轄區外的老葉們,依然被“75”拒之門外。

後來,老葉聯繫到了自己的一位老同學,對方在一家區辦養老院當會計,稱“已經和院長說好了,可以隨時過來住”。老葉欣然,去參觀,發現伙食便宜但看著沒什麼食慾,養老院在市區但房子很小,裡面的老人許多是行動不便或者有智力障礙的,被全封閉地管理在不大的空間裡。老葉難以接受,無果而歸。

“個人的養老院費用太高,公辦的養老院年紀不到,所以我們現在就出於一種不上不下的尷尬階段。”老葉感慨。

“目前需要養老的人群又屬於‘未富先老’的一代,他們的支付能力不足,也就造成了目前不斷增長的養老需求和購買力不足之間的錯配。”袁亞非說。

當傳統的“養兒防老”思路不再適合新的時代,居家養老不再是最佳選擇,而機構養老又讓老葉們撓頭,北大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總結:“家庭養老獨力難支,社會養老捉襟見肘。”

他和老葉一樣,看到了機構養老的重重阻礙:公立養老機構床位供不應求,民辦養老機構還缺乏市場信譽和公信力,機構養老的市場價格被不斷推高,同時,養老機構的內部管理水平與服務品質還有待提高。

尚未找到合適的出路,不過老葉覺得暫且還好,他和老伴剛剛70歲,尚能自理,還能騎自行車出去買菜,跳個廣場舞也沒什麼問題。不過,“以後幾年是個未知數,會怎麼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

何去何從

對未來沒有把握的還有李恩。

如今,父母和她生活在一起,慢慢調整面對疾病的心態,也在慢慢適應新的生活環境,以及南北方的口味差異。以前,李恩的父母也考察過老家當地的養老院,和許多獨生子女父母一樣,他們秉承“不給孩子添麻煩”的原則,為自己的老年生活想好了退路。沒想到一場大病突如其來,只能成了“老漂族”。

“每天像救火,救過這頭救那頭”,你是否也身處“422”家庭?

▲李恩的母親。受訪者供圖

獨生子女父母的養老困境,陝西省政協委員魏緒倉接觸過許多。他是陝西省人民醫院血液病研究室主任,工作過程中,一邊觀察實驗室裡的疑難細胞,一邊打量醫院裡形形色色的人群。

大概兩三年前,他關注到一些病床上無人照料的老人,上前問候,對方家裡多是獨生子女,孩子忙於完成工作、照顧家庭,遇上父母生病,只能行色匆匆地往返於工作單位、家和醫院之間,甚至在父母的病床前缺席。

一位59歲的老人讓魏緒倉印象很深,她因為心血管疾病住院。愛人去世了,兒子在西安一家民營企業搞研發,不好請假。這個34歲的年輕人只能在每天下班後急急忙忙趕來,給母親買飯、清洗,然後交代同病房的陪護家屬幫忙照看一下,就急急忙忙離開,回家照顧自己的小孩。

老人的隔壁床住著一個同齡人,家裡有兩個子女,輪流照顧病人。老人看著對方在病床上含飴弄孫,心裡難受得緊,尤其是在病痛造訪時,越發無助。和魏緒倉講起這種孤獨感,老人直掉眼淚。

“娃不來,她孤零零一個,覺得心酸;娃來了,看娃累,她又覺得心疼。”魏緒倉說。

還有一位六十多歲的老人腎臟長了腫瘤,住院準備手術切除。愛人也是病人,患了腦梗。30多歲的兒子只能兩頭跑,既要伺候住院的母親,又要照料癱瘓的父親,後來實在忙不過來,手術剛剛做完,給母親辦了提前出院。

“城市居民大多有醫保,經濟壓力不是特別大,主要問題是無人陪護和心理危機。”魏緒倉說,老人住院時如果沒人陪護,檢查、取藥、買飯、洗衣服以及辦手續家屬簽字,都不方便。醫院醫務人員沒有足夠時間,而請護工每月至少3000到5000元。“而且,子女照顧和別人不一樣,心情好了,從醫學角度講免疫機能好,病好得快。”

魏緒倉和四五十位獨生子女的父母交流後,提交了《我省應儘快出臺獨生子女帶薪護理假相關政策》的提案,建議陝西省出臺獨生子女護理假相關政策並予以立法,天數參照已實行省份最長20天、最短10天確定。

袁亞非認為,實施獨生子女父母護理假制度,有利於增強獨生子女家庭養老保障能力,但在具體落實時,要有配套的保障措施。

有人擔心護理假增加企業成本,最終難以實行。魏緒倉在提案中補充:相關部門可通過稅收調節等方法,消除或減輕企業額外增加的人力成本。應有具體部門如工會或民政部門,負責監督各企事業單位的落實情況,一旦發現有違反相關法規現象,由勞動監察部門出面進行懲處。

“精神危機方面,建議出臺護理假。在經濟上,希望可以給獨生子女父母增加經濟補貼。另外,希望可以在社會層面,多一些志願者關愛,讓他們活得更加體面和幸福。”

穆光宗認為,養老社會化是必然趨勢,國家要提供福利養老、社會養老、公益養老和慈善養老,共築養老安全網,同時重點發展社區居家養老,居家養老模式需要跟社區助老支持緊密配合起來,降低空巢老人、獨居老人的養老和照料風險。

2018年春天,一張標題為《獨生子》的攝影照片在互聯網上得到廣泛傳播。照片上,一個身穿藍色T恤的年輕人坐在兩張病床中間,左手邊躺著母親,右手邊躺著父親,兩位老人消瘦,頭髮花白。

儘管攝影師在後來接受採訪時稱並不確定年輕人是否是獨生子女,但這張拍攝於2013年的照片還是獲得了大批共鳴,網友們感慨父母的衰老悄然而至,也感慨獨生子女在父母養老面前的壓力。

李恩和照片中的年輕人有著近乎相仿的經歷,一想到自己有心臟病的母親和身患癌症的父親,她總是忍不住嘆氣,又笑著開解自己:“至少目前是平穩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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