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白宮內外出現了以往只能在美劇中見到的情節，總統與其身邊的人陷入告密、猜忌和不信任的混亂中。《紐約時報》以匿名現任官員名義刊登的批評特朗普文章更是把劇情推到了引爆點。
這一狀況看似具有突發性，實則早已埋下必然性。為什麼會產生這些“內亂”？自特朗普上臺後，在對外實施強硬單邊主義的同時，對國內政客和官員也難容“異己之見”，這打破了美國政治傳統，讓很多人不舒服;特別是他在打破政治傳統的過程中，還動了這些政治精英的“奶酪”，讓他們在經濟利益上受損。
近期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特朗普因與中情局前局長布倫南就安全許可問題唇槍舌劍，宣佈可能對美國的安全許可制度進行大幅改革，從而引起美國很多前高官不滿。時間再往前回溯，也曾出現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因為安全審查不過關而導致安全許可降級的現象，甚至伊萬卡也曾面臨安全許可降級的風險。安全許可其實折射出體系內“特權”在美國政治中的重要價值，也是當前美國國內政治博弈的重要籌碼。
美國的安全許可制度由來已久，安全許可被分成多個級別授權給美國官員甚至是一些私人公司。在安全許可制度當中，美國總統依法享有最高的知情權，只要總統認為其有必要知情，任何政府機構或軍方機構都需要無條件予以配合。 除了總統之外，其他享有安全許可的人員依據自己的資歷、職位等享有不同權限的知情權。
不過要獲得美國的安全許可並不容易，需要通過一系列的安全審查，對其許多私密信息進行審核，才能獲得相應級別的知情權。隨著工作的調整，知情權也會有相應的變化。筆者認為，安全許可在美國政治精英圈如此被重視主要出於三個方面原因。
首先，對於美國一些高級官員而言，離任後依然享有一定的安全許可，儼然已成為美國的政治傳統。一些美國高級官員特別是情報官員即便離任之後，也可以享有一定的安全許可，以便為其繼任者提供諮詢或展開其他工作。一般而言，只要不出現犯罪等不良現象，這一待遇基本上不會被剝奪。因而離任後依然享有一定的安全許可，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是個人聲譽的一部分。此前布倫南之所以表態要起訴特朗普總統取消其安全許可，也提及了個人聲譽受損問題。
其次，相對於個人聲譽而言，安全許可也可以為離任官員獲得實際利益。美國的“旋轉門”制度使得離任官員不用過多擔心長期下崗。 對於這些“下崗再就業”的前官員而言，如果依然享有一定的安全許可無疑會被高看一眼，身價大增。離任官員大多會轉入智庫、遊說公司等部門，其強大的人脈關係、政界經歷等會成為其獲取新職位的重要優勢。
曾經有數據統計表明，國會職員通過“旋轉門”進入遊說公司，年收入增長3-7倍，但如果其國會原上司離任，其平均年收入會減少24%。由此可見，在“旋轉門”制度中，人脈資源對收入的重要影響。而在人脈資源的背後，則是對政府信息知情權的價值體現。換言之，安全許可給了離任官員重新尋找飯碗的便利。更有甚者，利用安全許可的便利，在媒體上不斷刷存在感甚至是大出風頭。所以，抨擊現任政府的弊端也成為導致美國安全許可博弈的重要原因。
第三，有利於維持政客的“熱度”。對於美國的諸多政客而言，“旋轉門”是美國兩黨輪流坐莊的必然產物。不過如何確保“旋轉門”與美國民主制度相輔相成，遊說公司、智庫實際上成了美國民主競爭的緩衝地帶。要想保證自己在政府之外待久了不會涼下去，實際上還是需要一些政客始終對現任政府的政策保持關注。但畢竟人走茶涼，黨派競爭使得前官員要了解現政府的政策還是存在一些障礙，而安全許可帶來的便利就顯得彌足珍貴。
總的來看，作為美國的一項政治傳統，美國的安全許可制度何去何從已處在十字路口。對於與美國政治傳統有些格格不入的特朗普來說，取消一部分前政府高官的安全許可，似乎成了他手中樹立威信的工具，但在美國國內也引發了強烈反響。在8月底，已有近200名前美國國務院、國防部官員，加入先前由情報機構人員所發起的聯署行列，譴責特朗普做出的這一決定“扼殺言論自由”。
一方面，這些人不乏為自己利益考慮的私心;另一方面，安全許可制度若運用得當，也是保證美國政治制度良好運轉必不可少的積極因素之一。該制度合理之處也顯而易見：一是可以縮短政權更迭的適應期，“旋轉門”使得官員們有退有進，安全許可能保證他們對美國政策的影響從未離開，也便於他們東山再起之後可以儘快開展工作;二是可以保持良性競爭的壓力，民主競爭也需要知己知彼，安全許可有時也是在野黨監督執政黨的體現，使得黨派之間保持一定的透明度。
(作者是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教授，原文發表於環球時報http://opinion.huanqiu.com/hqpl/2018-09/12971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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