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斤高粱面---王念夫
1958年秋天，我在胡襄中學上初中，在我入學的第一年，我父親背上長了一個大瘡。我原來並不知道，父親和母親都沒有給我說。直到父親躺在床上不能動了，母親給父親上藥時我才知道父親有了病。
那是在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從胡襄中學回到家，看見母親正在給父親擦背部，這時我看見父親的背上有一塊年糕大小又紅又爛的大瘡。父親側著身，母親正用自制的小刀在父親的瘡上一戳一戳地割爛肉，父親也沒有呻吟。母親看見我回來了，說：“看恁大（叫父親的稱呼）長了個瘡。”父親聽見我回來，用顫抖的聲音問：“小X回來啦，餓不餓？”我“嗯”了一聲說不餓。我問母親：“娘，咋不給俺大上醫院治治？”母親“嘿”了一聲說：“上哪治吔？城裡咱摸不到，也治不起，小柴莊（我們臨村）的治瘡的柴先生也去了去起臺公社衛生院啦，這是我找他包的藥。撒了幾回了，才有點好轉。這會吃不好，長得慢。光吃蘿蔔紅薯，沒有淨米淨面的，也不長肉，好的慢。”我聽著，緊緊地咬著嘴唇，眼裡禽著淚花。當時我一個十幾歲的學生，在那個時候能幹什麼呢？
我們村離起臺公社衛生院16里路，那時候農村都是土路，下雨時泥濘難走，晴天時塵土飛揚。農村除了手推車就沒有其他交通工具了。我們家我是老大，還有弟弟、妹妹，爺爺也有病，奶奶年齡大了，父親別說去城裡，即是去公社衛生院也是困難的。只有母親步行十幾里路去公社衛生院給父親包藥了。
儘管家裡困難，父親和母親還是讓我上學的，第二天我揹著一籃子饃又回到了學校。
等到星期六再回到家時，父親還是去了起臺公社衛生院，聽奶奶說是父親發燒了，要不行了，母親向生產隊裡說了，隊長派了幾個人用軟床當擔架把父親送到衛生院去了。我知道後沒有停留，直接又去了韓樓衛生院（公社衛生院在韓樓村）。從胡襄中學到家，從家又到衛生院，我整整餓著肚子走了35里路。到衛生院裡在一個大房子裡找到了父親，父親和母親一看我去啦，心痛地說，小X你咋來啦？餓啦吧？那還有快紅薯你吃嘍吧？我也實在餓了，就吃了一塊紅薯。至於父親吃的什麼，我沒有忍心問，只聽母親說恁大啥時候能吃點糧食麵就好了。真是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我把母親的話牢牢地記在了心裡。
我從公社衛生院回到了家裡，奶奶給我裝好了一小袋子十來斤紅芋乾麵（學校裡食堂可以給學生代熘饃，也可以交面發饃票，用饃票買饃），於是我揹著面從家裡又返回學校了。
到學校後，在教室裡準備去食堂交面時，聽見了在我後排坐的吳天民同學說，我這雜麵真捨不得交給食堂（農村話“雜麵”就是高粱面），交了也是吃紅芋乾麵饃。真是又應了“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這句話。我想起了母親說的“您大要能吃上雜麵病就好的快”的話，我立刻走過去，向吳天民說，換給我二斤雜麵吧，反正你都是交到食堂，啥面都一樣。就這樣，我換了吳天民的二斤高粱面。當時我真想把吳天民的十來斤高粱面都換過來給我父親吃些時候，可是我還要吃飯呀，少了二斤口糧，以後的幾天只能吃半飽了。
我換了二斤高粱面後，想趕快給父親送回去。就去找班主任趙春明老師請假。趙春明老師是河南固始縣人，說話有點信陽口音。我小時候感情很脆弱，好哭。見了趙老師還沒有說話就吩吩嗤嗤的哽咽起來。趙老師問我怎麼啦？我把父親有病吃不上雜麵，我給吳天民換了二斤高粱面想給父親送去的事向趙老師說了。趙老師慈祥地說：“那哭啥？準你假，回去吧！”
我揹著二斤高粱面從胡襄學校出發，直向起臺公社的韓樓衛生院走去。因為不知道路，我走走問問，40里路我走了一天。路上，我淌著水過了幾條溝河，又遇到幾條狗追趕咬我。40里路，對我這個十三四歲的孩子來說，真是在走“兩萬五千里長徵”，
我到衛生院後，由於連累帶嚇，見了父母親又哭了起來。父親問我咋又回來了？我說給你送雜麵哩！母親拿著這二斤高粱面，像得到了寶貝似的，說這回好啦，您大可吃上淨米淨面啦！這回病就好的快啦！父親問我咋弄的雜麵？我說是用我的面向同學換的，父親凝重的臉沒有再說什麼。母親對我說你走時拿幾塊紅芋吧，這幾天也不能餓著呀？
第二天，我揹著幾塊紅芋就又去學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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