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
一位美国女教师，请学生们吃茶，
突然正颜厉色地——
孩子们，你们将来都得学南开学校的张伯苓。
假使中国多有几个张伯苓，中国一定会强的。
1916年10月，
张伯苓应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
对教友们作了一次讲演。
他讲到国民对国家的责任时，
说了一句语惊四座的话——
中国不亡吾辈在！
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
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
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
当时年仅十六岁的张学良，被深深震撼了。
他意识到，再也不能沉缅于游乐，
而应为国家和社会做些有益的事。
从此，他以师傅之礼，以待张伯苓。
“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
这不吹，也不是谤，
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伯苓！”
这是 1946年，张伯苓过70大寿时，
老舍和曹禺合写的献词。
一
张伯苓，名寿春，1876年生于天津。
父亲以教私塾为生，无钱供其攻读科举，
张伯苓只好报考不用缴纳学费的北洋水师学堂。
1894年，
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
就在张伯苓毕业的那年，
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大败，
再没有军舰供他受训。
于是，张伯苓只能回家等候。
一年后，他来到海军练习舰“同济”号，
成为学兵军官。
就是在“同济”舰上，
他亲身经历了最难忘的一次意外事件。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1898年7月，
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
正在占据威海卫的日军，按约应当撤出，
以便清政府接受之后，再行转让给英国。
这一交接仪式，定于在威海卫举行。
张伯苓所在的通济舰，护送清廷大员前往。
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
升起中国的黄龙旗。
第二天，又降下中国的黄龙旗，
第三天，升起英国的米字旗。
接收的清兵一字排开，每人穿一件破旧坎肩，
衣前写一个"兵"字，背后写一个"勇"字，
而衣服更是杂七杂八，不是过于长大，
就是过于短小，士兵个个面黄肌瘦，
精神萎靡。
他们除了手中的大刀，多半还怀揣烟枪。
降旗的清兵更是不堪入目：
蓬头垢面，两肩高耸，慢吞吞走出来，
降下挂起不久的龙旗……
而英军恰恰相反，一个个身材魁伟，
穿戴威严，列队行进，
步伐整齐，神采飞扬地升起英国地米字旗，
那神情就像在战场上接受乞降者签字画押。
印象鲜明，对比强烈。
张伯苓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接收和转让仪式，
亲眼目睹列强瓜分中国，气愤填膺。
就是这人生中第一次刻骨的意难平，
使得他决心脱离海军。
张伯苓痛感——
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
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
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
“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成为他一生的信念。
那一年，他二十二岁，风华正茂。
服役时期的张伯苓
二
1898年11月，张伯苓回到天津，
执教严修（字范孙，被称为“南开校父”）家馆。
严修，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
后来被称为“南开校父”。
他主张废除科举制度、改革旧式教育，
倡导西学和倡导女学，
他还是袁公袁世凯非常尊敬的“君子之交”。
袁公全家入驻中南海后，
他为子女聘请的家庭教师，就是严修。
在子女的教育方面，袁公对严修言听计从。
后来，袁公的四子克端、五子克权、六子克桓、七子克齐、八子克轸，
入天津新学书院读书，选择老师乃至安排课程，
都是严修亲自过问。
初看，严修与张伯苓，是很不相同的两类人。
在年龄上，张伯苓比严修小16岁。
同时，严修出身盐业世家，家境殷实，
而张伯苓出生时家道已然中落。
最重要的是，严修旧学深湛，进士出身，
是天津有名的严翰林。
而张伯苓水师学堂毕业生的身份，
在当时社会并不被视为正途。
只因一个是中国最后一代士大夫中的开明者，
一个是中国最早一批受新学教育的知识人，
怀有一腔报国之志，就是他们合作的基础。
在严馆的英文教学，让初出茅庐的张伯苓，
有了用武之地。
同时，也让严修对这位青年才俊肃然起敬，
很快，他发现张伯苓的才能不止于此。
一天，张伯苓与严修交谈中，
说起自己在海军的经历。
他与同僚打赌，
目测海上一座山与舰船间的距离，
有人说是八里，有人说是十里。
张伯苓讲述了他的验证方法——
姑前行视历若干时，船与山得四十五度角，
再以速率算之，则得里数矣。
严修听后，感叹这真是“颇悟算理”。
几天后，张伯苓就在严馆开始教授算学。
他在水师学堂接受过西方近代科学的专业教育，且成绩优秀。
课堂上，张伯苓不仅明于西学，而且谙于教法，
深入浅出，灵活生动，
常常结合生活实际，加以引导。
这样生动的教学方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体操，是张伯苓在严馆教授的另一门课。
据严馆学生陶孟和回忆，
张伯苓将上水师学堂时做体操用的哑铃和棍棒，
画出图样，让木匠定做了，给学生们练习。
当晚清的知识分子还是一袭长袍马褂、
一步三摇时，
张伯苓就要求严馆的学生进行跳高、跳远、
踢球、赛跑等各项体育锻炼。
那时没有体育设施，他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木椅，
上面架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杆，
作为跳高的横杆，
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
撩起长袍的衣襟，学跳高。
这在当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见之举。
更令严修敬重的，是张伯苓的气节。
1900年庚子之变，
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大劫难，
天津首当其冲。
在兵燹（读作“冼”，因战乱而造成的焚烧破坏等灾害。）中，
严宅成为一座避难所，收留了“三十余姓，
男女老幼三百数十人”。
张伯苓也举家来到严宅，并利用他的英文专长，
应对洋兵骚扰，帮助严宅脱困，
保障了宅中300余人的安全。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
建立起殖民统治机构——都统衙门，
他们看中张伯苓的才能，想聘他为翻译。
但张伯苓拒绝合作，凛然不就。
张的决定，赢得了严修和天津士绅的尊重。
1901年4月，受战争影响，
一度停课的严氏家馆，重新开馆复课。
张伯苓仍教英文、算学，
并逐渐成为严馆教学的组织者。
三
1903年，严修与张伯苓，同去日本考察教育。
张伯苓对日本教育的发达极表钦佩，
特别是他把日本教育与日本富强作为因果的判断与思考，
深得严修的赏识。
1904年，一所由严氏、王氏两家学馆
合并的“私立中学堂”正式成立。
那一年，张伯苓28岁，意气风发。
校舍是修缮后的严家馆，
共有两间教室和一间很大的罩棚。
罩棚，是上合堂课和全体大会时使用的。
引人注目的是，简陋的校舍，
居然摆放着一批从日本进口的教学仪器。
第二年正月，学校更名为“私立敬业中学堂”。
这年夏天，一直在天津推动新政、
积极支持新式学校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袁世凯参观了这所学堂，
给予很高评价，并当场捐助白银5000两。
经过两年艰苦创业，学校声名鹊起；
各省学子，纷纷负笈投考。
正当旧校舍无力接收越来越多的求学者之时，
天津士绅郑菊如带来了雪中送炭的捐献：
一块十余亩的空地！
张伯苓用这块空地，
从德国人手中换取城西南名叫“南开洼”的一块空地。
1907年初，学校迁入新址。
9月22日，新校舍落成典礼暨学校成立
三周年纪念会隆重举行，
学校定名“私立南开中学堂”。
1919年，私立南开大学成立。
张伯苓的人生，与“南开”连在了一起。
南开的事业，
就在这片叫“南开洼”土地上拓荒、
耕耘，发展、壮大。
从盐碱滩建起闻名全国的一所大学，
靠张伯苓到处托钵化缘，一砖一瓦挣来。
有学生提出，
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
张伯苓回答，
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在抗战前30余年发展中，
张伯苓为南开系列学校募集数百万资金，
仅南开大学资产就增长到近三百万银元。
他自己分毫不沾，捐款一一登记建账，
账目完全公开化，可以随时查阅。
上世纪20年代，
张学良曾请张伯苓出任天津市市长。
但张以离不开心爱的教育为由，婉辞谢绝。
张学良决定到张伯苓家中拜访，
他的汽车在天津市区转了好半天，
才在一个晒羊皮的胡同里找到了张宅，
看到的只是三间普普通通的民房。
张学良不禁感叹——
偌大大学校长居此陋室，非我始料！
张伯苓公私分明，从不枉花学校一分钱，
即使公事花钱也是省了又省。
他到北京公干，通常都是坐三等车厢，
住前门外最便宜的旅馆。
对于困难学生，他却舍得资助，
学校会计室总有他的欠账挂单，
他的校长薪资入不敷出时，
只好暂借校款以行周急济困之举。
张伯苓作为一校之长，
公正清廉，以身垂范，
使南开成为抗战之前全国公立、私立大学中，
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最好的学校之一。
这也是抗战爆发后，
南开有资格与北大、清华两所国立名校，
比肩而立、合组西南联大的一个原因。
严修、张伯苓等在美国考察教育时合影（前排：居中为严修，右为张伯苓）
四
1937年7月初，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著名学者胡适、
陈岱孙接到通知，
去庐山牯岭参加“国是谈话会”。
被邀请与会的，除军人外还有政界、学界、
实业界及新闻界人士。
蒋公蒋介石宣布对日全面抗战，
并表示，中国只有抗战，更只有抗战到底。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
在天津，
日寇籍口南开大学窝藏所谓“反日亲共”分子，
7月28日悍然炮轰南开大学。
教学楼秀山堂、木斋图书馆、学生宿舍，
刹那间毁于一旦。
坊间流传，日军摧毁南开，
因为“南开”二字暗喻“面南而开”，
是为帝王之业。
殊不知，“南开”二字，
取自于那块名叫“南开洼”的空地。
一个国家，最宝贵的是文化；
而摧毁一个国家国民的心智，
首先摧毁它的文化传承。
法国作家都德，
写于1873年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
描写普法战争后，法国战败，
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
普鲁士占领阿尔萨斯地区后，
强迫当地学校改教德语。
爱国的法国师生，上了最后一堂法语课，
表现法兰西人的爱国情怀。
无独有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日军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
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此后，
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
开始了对东北人民
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期间，日方强迫东北当地学校的学生，
学习日语。
还有，上世纪20年代时，
张元济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
他认为有必要建立一所公共图书馆，
于是在上海著名的“涵芳楼”藏书馆基础之上，
由商务印书馆出资11万余两，
在其总厂对面的宝山路，
新建一座五层的铜骨水泥大厦，
取名东方图书馆。
1926年，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
1930 年，东方图书馆已成为国内藏书量最大的图书馆，
实藏普通中文书268000余册，
外国文书东西文本计80000余册，
凡古今中外学科学术上必需参考书籍无不大致粗备。
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
商务印书馆所在的闸北成为中日两军争夺的焦点。
1 月 29 日上午 10 时许，
日机向位于闸北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总厂房投弹数枚，
引起猛烈爆炸。
火势凶猛，浓烟滚滚，
至傍晚，该馆的五层大厦被焚毁一空，
30 余年来苦心搜罗的中外图书杂志，
包括大量的孤本、珍本、善本图书，全部化为灰烬，
十里开外的法租界竟也飘落下焦黄的《辞源》、《廿四史》等书籍的残页……
战火使商务印书馆“三十余年来致力我国文化事业之基础尽付一炬，
物资上精神上之损失均极重大”。
这是自 1860 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以后，
中华文化宝库的一次空前的大浩劫。
这场灾难，并不是意外的“误炸”。
表面上，日方轰炸商务印书馆的理由，
是它成为“闸北中国军队主要防御地”。
实际上，它的真实用心，
正如其上海派遣军司令盐泽幸一在事后所表示的那样，
“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
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文化机关焚毁了，
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日方侵略者的居心叵测，由此而见。
接上文，8月，在牯岭参加完茶话会到南京后，
蒋公又约张伯苓、胡适、梅贻琦、陈布雷、
陶希圣等人在黄埔路官邸午餐。
张伯苓一开口就老泪纵横——
南开被日军炸掉了，自己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
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
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
南开算什么？
蒋公见状当场表示——
南开为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那年，张伯苓61岁。
南开被炸，是他人生第二次刻骨的意难平。
花甲之年的他，坚信——
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
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1904年，张伯苓就筹建中学事宜致严修函
五
南开、北大、清华三校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的方案，
是三位校长与教育部磋商后决定的。
教育部指定张、蒋、梅为长沙临时大学常委，
杨振声为秘书主任。
长沙临时大学的校址位于长沙韭菜园，
主要租借圣经学院和涵德女校，
另有湖南省政府拨给的原清朝军队的49标营房。
长沙圣经学院，
是1917年由美国内地会传教士葛荫华创办。
西南联大首届毕业生汤衍瑞回忆——
圣经学院是全长沙、全湖南最讲究的建筑，
其主要建筑是一座钢筋水泥雄伟的四层大厦，
楼下是学校的办公室，底层作为防空避难所，
二、三、四层是理学院和法商学院的教室。
大厦是坐南向北，在大厦的两侧东西相对各为三层建筑的楼房，
供北平图书馆办公及做教职员宿舍。
在这三座楼的前面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四方形院子，
铺着整齐碧绿的草皮，
草坪四周种植很繁茂的树木，每逢晴天，
男女同学们课余都喜欢在草坪上或坐或卧享受日光。
49标营房是男生宿舍，旧式的木板楼，
年久失修，一人走路，全楼皆动。
同学们开玩笑，自称“标客”。
底层比较潮湿，排满双层木床，
光线尤其暗淡，楼上光线稍好。
学生一律睡地板，下起雨来，
多处漏水，只好在被子上蒙块油布，
枕畔支柄伞，方能“高枕无忧”。
就在学生搬进四十九标营房不久的一个上午，
三位常委由杨振声陪同巡视宿舍。
北大校长蒋梦麟看到宿舍破败，
设备又极其简陋，认为这会影响学生身心，
不宜居住；
张伯苓则认为国难方殷，
政府在极度困难中仍能顾及青年学子的学业，
已属难能可贵，而且学生正应该接受锻炼，
有这样的宿舍也该满意了；
梅贻琦原是南开张伯苓的学生，未表示态度。
蒋梦麟听了张伯苓的话，就说——
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宿舍里。
张伯苓很不高兴，针锋相对地表示——
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
张伯苓说这话，和他的经历和教育主张有关。
他希望年青学子在艰苦的条件下，
顽强奋斗，不屈不挠。
张伯苓（前排右一）与南开大学矿科创办人李组绅等
閱讀更多 佳易博覽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