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是華人脫口而出的吉隆坡關鍵詞。擁有造城傳說的華人在吉隆坡生活到第五代，仍無法找到公共空間和城市個性。
正是晌午。吳德芳開著奔馳S300來到幾里地外的威記小炒飯店。
一道客家炸肉，一條石斑魚，一份炒蛋，外加一份白飯，這就是這位62歲的馬來西亞“金鑽王”宴請賓客的一頓便餐。“這客家菜正宗實惠，老闆又熟，我常來。”
吳德芳是多美金鑽珠寶機構的創辦人兼董事主席，祖籍廣東梅縣，生於馬六甲，屬於大馬第二代華人。他先後被封為“拿督”和“丹斯里”，這是馬來西亞對商界或政界要人的特別封賜。
2700萬人口的馬來西亞，馬來人佔六成，是第一大民族，掌控大馬政治，華人近三成，是最大的外來民族，掌控大馬經濟，印度人等為第三大民族。
在吉隆坡，有300萬華人，吳德芳不過是其中苦難成長與艱難創業的一分子。
葉亞來造城
“沒有葉亞來，就沒有吉隆坡”，作為“吉隆坡王”、大馬城邦的造城者，葉亞來的傳奇被廣為傳頌。
葉亞來，生於1837年，廣東惠陽淡水人，他只讀過兩年私塾，17歲也就是1854年（清咸豐四年），他揣了18個銅錢跑到馬來西亞，先後當過礦工、店員、廚師、小販，甚至保鏢。
1857年，87名華工駕著小船，沿馬來半島西海岸溯巴生河而上，在巴生河與鵝麥河的匯合處，發現“錫米”——錫礦砂。這以後，馬來西亞依靠錫礦業和橡膠業蓬勃發展，英殖民政府大量引進華工，有的則被“賣豬仔”到南洋做苦力。
“馬來諸邦之維持，專賴錫礦之稅入……錫礦之工作者，首推華僑。彼等努力之結果，世界用錫之半額，皆由半島供給。彼等之才能與勞力，造就今日之馬來半島。”有史料如此記載。
“其實早在漢朝，華人就開始來馬來西亞，唐宋年間更盛，只是多數來了又回，因為中國人有句古話：落葉歸根。”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華總）副會長黃漢良說。
“那時採礦都是幫派，今天來看有點接近黑社會，葉亞來就是一個幫派領袖。”《星洲日報》副總編輯鄭丁賢說，來馬來西亞的福建人控制了漁業和交通，廣東客家人控制了商業。
到1869年，32歲的葉亞來出人頭地，被當地蘇丹冊封為華人“甲必丹”，統管“泥濘的河口”吉隆坡的行政事務及錫礦廠。但他仕途並不順利，經華工採礦，慢慢有了碼頭、商店和街區的吉隆坡小鎮，因為當地土侯爭奪礦稅而內戰頻仍，1870年至1873年間，吉隆坡兩次失守三度被焚，礦井倒塌、店鋪遭劫、民居被焚、人心思散。
葉亞來向雪蘭莪當局籌措低息貸款，恢復錫礦生產，並安裝蒸汽動力抽水機，提高錫礦開採率，隨後又增添採礦工具、維修作坊、採石場、磚瓦廠及錫礦碼頭、貨船等配套設施。但1881年的1月，吉隆坡發了大火，220多間房屋被燒，12月發大水，90多間新建商店和住宅被沖垮。10年裡，吉隆坡首富、行政長官葉亞來像只忙碌的螞蟻一樣一次次為重建而努力。
吳德芳與葉亞來的經歷極其相似——光著腳丫上小學，騎著單車賣菜上完初中，開金飾店，同樣遭遇過令其產業倒閉的大火，也遇上過股東拉走人馬另起爐灶的困境，然而，華人身上普遍具有的堅韌與對惡劣環境的適應力，最終讓他闖過難關，開創出一個金鑽王國。福建有句俗話說得好：“十個離鄉背井者，六個生存，三個身亡，一個回鄉。”
葉亞來在48歲那年積勞成疾英年早逝，但他一直是華人心目中的“吉隆坡王”和開埠功臣，今天，細心的人會發現吉隆坡有一條“葉亞來街”。
但是，直到1957年，馬來半島擺脫了葡萄牙、荷蘭及英國先後數百年的統治，在當地約定俗成的人民等級劃分仍是這樣的：享有“Ketuanan”（主權）地位的是馬來人；次等的“pedatangasing”（外來者）是華人及印度人。大馬華人的身份逐漸從“移民”變成“居民”和“公民”。
“到現在，大馬華人已經到了第五代，第一代華人還有少許，大概八十多歲了，大部分人是第二代、第三代。”黃漢良說，華人最早來大馬開礦、辦橡膠園、從事海外貿易，有相當一部分華人還成為手工業者，如裁縫、鞋匠、金匠、銀匠、雕刻師、鎖匠、畫家、泥水匠、織工等。從事農業、園藝和漁業的華僑人數也很多。之後，華人朝工商服務業轉型，辦銀行、搞金融、開餐館、做旅遊。
從1970年起，由於馬政府實施馬來民族和原住民優先的“新經濟政策”，規定公司資本組成馬來人為30%，非馬來人(主要是印度人和華人)只能佔40%,外國資本不能超過30%,以實現“種族經濟平衡”。到今天，華人在銀行業僅存大眾和豐隆兩家銀行，但約80%的馬來西亞中小企業仍為華人主導，“華人掌握經濟”或“華人都是頭家、有錢佬”成為許多人的固有印象。
一座城與一群人
在吉隆坡，你很容易在電視上看到粵語臺裡的港臺片，很容易在報攤買到華文報紙，也很容易在雙子塔撞見自稱在“雲頂”賭場失手、向你討要路費的“大陸游客”。
當然，你也很容易會在飯局上看到，華人因為印度人在一旁用手抓飯而心存芥蒂，起身挪到另一個位置。華人的後裔多能說一口流利的馬來語、英語、粵語，但他們的普通話並不太好，有時連中文名字都很難寫全。
但是，這一切已經難能可貴，因為馬來西亞是海外華文教育做得最好的地方。在這裡，有1280所華文小學，60所華文獨立中學，3所華文大專院校，它們的背後，是馬來西亞華人華團通過100多年的抗爭與堅持的文化碩果。有研究者認為：“不誇張地說，190年來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完全是一部華人傷心史與抗爭史，是一部中華語文曲而求生的心史。”
1981年的“小學新課程事件”即可佐證。當時，馬當局以新課程為名，規定除語文外的所有小學課本均必須用馬來文編寫；規定音樂課必須50%是馬來歌曲，另外50%是馬來歌曲翻譯的華文歌，因而引發華人社會的強烈抗爭。
“多元化”，是黃漢良、吳德芳、鄭丁賢脫口而出的吉隆坡關鍵詞，一是族群多元。二是信仰多元，回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印度教並存。三是語言多元，英語、馬來語、普通話、粵語、客家話、閩南話共生。黃漢良說，匯豐銀行當時準備在中國內地開26間分行，結果26名經理都是從馬來西亞請過去的，這26華人經理又懂英文又會漢語。四是美食多元。“二十四小時都有各式各樣的美食，馬來本土菜、中國菜、越南菜、緬甸菜、印尼菜、菲律賓菜應有盡有，大馬華人出國一個星期都想回來，為什麼呢？因為懷念這裡的美食，這邊很多的小吃。”吳德芳說。
吉隆坡是座“堵城”，每天在路上堵一兩個小時是家常便飯，如果遇上下雨則更頭疼，因為這裡平均每四個人就有一輛車，有的家庭幾乎人手一輛。原因是馬來西亞買車可以零首付，而且汽油便宜，再加上城市公交系統不夠發達，想在郊區住宅與市區公司間自由穿梭，就只能買車代步。“如果你問10個吉隆坡人，有9個人會告訴你，他最討厭的是吉隆坡的交通。”鄭丁賢說。
據不完全統計，印尼約有1000萬，馬來西亞約有七八百萬，泰國約有2000萬，新加坡約270萬。在泰國，你很難分辨出誰是華人，因為他們民族融合度極高，通過不斷的通婚混血，華人表徵不再明顯。但在馬來西亞，華人更多是與華人或印度人結婚，因為一個較大的障礙是，馬來人多信回教，回教規定，通婚者必須皈依回教並改名，而且只能食用清真食物，一旦離婚，也只能與回教徒再婚。
在馬來西亞，華人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表達利益訴求的三個主要渠道是華人社團、華文報紙和華文學校，華人的選票在政黨競爭中擁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華文報在馬來西亞的角色，可能跟在內地和臺灣是純媒體不一樣。我們扮演了很多的社會角色，比如文化傳承，灌輸整個族群、民族的價值觀，把華人團結起來。”鄭丁賢說，《星洲日報》目前是馬來西亞最大的華文報紙，日發行量達40萬份，報社有1200人，有近80%都是華人僱員。
“在舊中國，從商者不可得到的權貴社會地位，在海外反而成為成功的主要途徑。商→富→貴→權，成為新的成功。”馬來西亞華文報的一篇報道分析道，大馬華人以家庭利益為精神依據，華商也以家庭營業為主，家庭成為企業的根本資金與管理單位，成功商人多出身家族企業的“學徒”制度。
“不可靠”外人的家庭傳承，使得很多華人企業不能永續經營，轉售或被收購成為逃不過的“宿命”，“分家”、“內鬥”、“富不過三代”成為家道中落的致命傷。
鄭丁賢的苦惱在於，吉隆坡缺乏公共空間，很少公園和圖書館，沒有文藝中心：“這座城市的人民沒有辦法去到一個同樣的地方進行交流和對話，從而沒有辦法塑造出城市的個性。”此外，性在馬來西亞一直是一個禁忌，許多根本和性扯不上關係的時尚雜誌，如果出現幾張現代藝術照或電影插圖，模特的隱私部位很可能會被審查機構用粗大的黑筆塗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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