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巴列维国王被迫流亡海外，绵延近3000年的伊朗君主制度寿终正寝，而这场革命的始作俑者，就是后来的伊朗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
霍梅尼
霍梅尼生于1902年，祖上有印度血统，父亲也曾在印度学习工作多年，深受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影响，因此取名为：赛义德.甘地。赛义德回到伊朗后，成为了当地的阿亚图拉（伊斯兰什叶派的宗教头衔，可以理解为博学的人），由于他仗义执言，经常为当地百姓争取利益，1902年被地主雇人杀害。
霍梅尼的母亲同样出身于神学家庭，但她在霍梅尼父亲被害不久也去世了，年幼的霍梅尼只能和虔诚的婶婶生活在一起。
幼年的霍梅尼没有机会上学，只能跟着当地毛拉学习古兰经，稍微年长些又去到伊斯法罕求学，十九岁那年，霍梅尼在阿拉克拜哈依埃里为师，次年师徒一起来到库姆，并在此开启了毕生的事业。
霍梅尼在祷告
库姆距离德黑兰只有一百多公里，是伊朗什叶派的圣城，许多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神学，年轻的霍梅尼花了十年时间研究伊斯兰伦理学、信仰学、神学、哲学和法律，三十岁的时候，他已经是当年小有名气的神学教授，在他的教导下，许多学生投身神学事业，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后来成为中东地区著名神学家。
教学之余，霍梅尼还不断著书立说，他一生完成三十多部神学著作，在这些书里，他大肆抨击巴列维王朝，认为是他们造成了伊朗社会的各种问题，不仅如此，霍梅尼对进入伊朗的西方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深恶痛绝，认为这些不良风气带坏了伊朗年轻人。
霍梅尼的观念为他带来了大批拥趸，也引起了伊朗王室的关注，据后来披露的历史文献显示，上世纪40年代，霍梅尼的相关资料就进入了德黑兰王室，巴列维王朝开始密切关注他，关于他的一举一动都被记录下来。
晚年的霍梅尼
1961年，伊朗什叶派领袖博罗吉尔去世，由于他生前没有指定接班人，伊朗内部围绕宗教领袖展开一场斗争，巴列维王朝希望通过指定一位温和派阿亚图拉来继承衣钵，从而缓解宗教压力，但霍梅尼明显更具声誉和威望，最终，教会高层人士选择了霍梅尼。
刚刚上台的霍梅尼正面临伊朗自上而下的“白色革命”，巴列维国王希望通过这样一场类似土改的运动环节国内矛盾，推动国家工业化，但这场不成功的运动却引发了伊朗更大规模的 动荡。
而霍梅尼却看到了机会。
1963年新年，霍梅尼号召信徒们不要庆祝，并在此后开动宣传机器，猛烈抨击伊朗王室。为了避免引发骚乱，巴列维国王逮捕了霍梅尼，但迫于压力，不久又释放了他，同时警告他：除了自由、独立和外国势力这三点，你什么都能讲。霍梅尼回答说：除此以外，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伊朗民众纪念霍梅尼
教徒们出于安全考虑，希望他依据他地，但霍梅尼拒绝了，他对信徒们高喊：我准备让刺刀穿透我的心脏，但我绝不向暴君屈服。
当年六月四日，信徒们在霍梅尼的煽动下，对当局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冲击，狂热的信徒冲向街头，打杂商店，烧毁汽车，冲击政府机关，甚至把不带面纱的妇女用石头当场砸死。
霍梅尼再次被逮捕，并流放到土耳其，但他在土耳其只带了11个月，就转到了伊拉克。其时伊拉克因为库尔德人问题和伊朗闹的不可开交，萨达姆认为，霍梅尼可以成为他与伊朗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
双方的友谊一直维持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霍梅尼什叶派的身份，与伊拉克掌权的逊尼派矛盾渐深，伊拉克担心霍梅尼的到来，会引发伊拉克内部的教派冲突，加之巴列维王朝频频示好，1978年，霍梅尼被驱逐出境。
印有霍梅尼头像的伊朗钱币
此前一年，霍梅尼的儿子在伊朗国内突然死亡，坊间传闻他是被伊朗政府害死了，由此引发了大规模骚乱，许多国家因此害怕霍梅尼到来影响与伊朗关系，所以拒绝霍梅尼入境。
最终，政治嗅觉灵敏的法国接纳了霍梅尼，并给了他一份旅欧签证，允许他继续从事反政府的事业。巴黎由此成为伊朗革命的遥控中心。
1978年底到1979年初，伊朗局势恶化，霍梅尼在巴黎的宣传人员不断把他的讲话传到伊朗国内的清真寺，许多青年教徒将他的讲话录制下来，打印成传单语录到处发放，最终引发了伊朗社会剧变，军队在宗教渗透下保持中立，失去权力的巴列维王朝黯然下台，同年一月三十一日，霍梅尼返回祖国，就任伊朗最高精神领袖。
霍梅尼的胜利可以看做是伊朗矛盾激化的产物，巴列维王朝晚期虽然采取了一些行动来缓解社会矛盾，但这些措施并没有受益到占伊朗绝大多数人口的普通民众身上，土地改革后，伊朗农业人口急剧下降，从75%降低到30%，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但工业化却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报酬，这些人成为社会动荡的主力军。加之社会上层腐化堕落，无力解决面临的问题，社会矛盾愈发严重。
霍梅尼纪念邮票
比起物质领域的变革，精神领域的冲击更加严重，伊朗是传统的伊斯兰国家，宗教底蕴深厚，巴列维王朝上台后大力推行世俗化，希望借此肃清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为了驱离伊斯兰教，巴列维国王不惜耗费巨资纪念波斯王朝成立2500周年，以分割波斯种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希望用民族主义代替宗教意识，打击伊斯兰教在伊朗国内的影响。
巴列维的激进做法遭到了宗教群体的强烈反对，作为传统深厚的国家，伊朗下层民众对宗教认同感很高，贫困的生活更是增加了他们对宗教的皈依感和认同感，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他们无力反抗，只能回过头来，从文化传统中寻找出路，这更像是社会变革时期社会思潮的一种回流，在传统国家转型期并不罕见，遗憾的是，巴列维王朝没有意识到这种思潮背后隐含的危机。而霍梅尼却抓住了机会，将民众的不满引向政府，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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