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歲的周安林（家譜顯示為周敦頤27代孫），帶著我滿城“尋訪”周敦頤。
在衡陽城轉悠，就像在周敦頤家走親戚：濂溪街（今司前街）以北，濂溪巷以東佔地30餘畝，是周敦頤的外公鄭燦的故宅鄭家大院；周敦頤的舅舅鄭向嫌吵，就在城西鳳凰山下的西湖建成南北長1000米、東西寬800米的園林，現在衡陽市外國語學校所在地，就是花園的一部分；現在拆建於濂溪文化園內的周子祠，原本位於衡劭（衡陽至邵陽）驛道旁，是周敦頤避暑賞荷讀書的地方——史料記載，周敦頤家就是半個衡陽城。
而著名的石鼓書院，則是周敦頤的鄰家，距離鄭家大院不過600多米。
作為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的石鼓書院，和衡陽城中諸多與周敦頤有關的歷史遺蹟的共同點是，都毀於1944年6月，那場中國抗戰史上敵我雙方傷亡最多、正面交戰時間最長的“衡陽保衛戰”。
47天可以毀滅書院的建築，但書院的千載歷史和人文精華，並不會煙消雲散。
書院都不愛建於鬧市區，畢竟只有安靜的地方才能讓心思活絡的少年郎修身養性，好好讀書。所以，嶽麓書院在嶽麓山上，白鹿洞書院在五老峰下，嵩陽書院在嵩山南麓，同樣，石鼓書院也在石鼓山。
石鼓山拔地而起，突兀江心；但說是山，海拔才69米，面積僅4000餘平方米，與人們想象中巍巍然的名山相去甚遠。古人說，這座山不僅形狀像鼓，水拍擊山時發出的聲音也如同鼓聲，所以將其命名為石鼓山。這座不起眼的小山，因為石鼓書院而名揚天下。
衡陽一直到唐代都不是什麼好地方，一個佐證是，衡州刺史多為朝廷貶官。衡陽方誌有關學校的記載，也僅有唐玄宗天寶年間（742~756）的衡山縣令陸氏所辦的廟學——廟學就是縣學，因為沒有學舍，只能借廟宇為講學場所。這所學校得到了杜甫的讚賞，他在《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一詩中寫道：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
詩人喜歡誇張，但衡陽真正的大義，即將到來。
石鼓書院的前身——唐元和年間（806~820）的“李寬中秀才書院”，為李寬所建。元和三年（808），李寬從家鄉隴西來到衡州，在石鼓山結廬讀書。他曾經得到當朝宰相的賞識和舉薦，仕途相當坦蕩，卻無意入仕。這個選擇很是正確，歷史上少了一個平庸的官員，卻多了一個名傳後世的書院。
最初的石鼓書院只是李寬及其後裔自己唸書的地方。他的後人幾代宦遊，加上唐末戰亂，荒煙蔓草的年頭，書院也一樣沉默。
當李氏後人再次回來時，戰亂已經讓衡州城面目全非。詩人們吟詠過的古城、城牆、城門、城樓已經蕩然無存。石鼓山自然也難以倖免，山上建築損毀殆盡，李寬中秀才書院也成為一片廢墟。於是，宋初太宗至道三年（997），李世真重建書院。
宋代是中國文人文化的高峰，也是書院最幸運的時代。有宋一代，石鼓書院發生了兩件大事——朝廷賜額和朱子做記，前者是頂級官方認證，後者是學術權威站臺。
宋太平興國二年（977），宋太宗趙光義賜“石鼓書院”匾額，不到60年，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朝廷更實惠，不但再賜匾額，還頒賜了學田，這讓書院在地位和經濟上都到了保障。石鼓書院從此日漸興盛，名揚天下。
到了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石鼓書院再次重修，兩年後竣工，朱熹受邀作記。朱熹是學者，也是官員，這兩個身份讓他成為一個身體力行的書院建設愛好者。他在《石鼓書院記》中尖銳地指出，“抑今郡縣之學宮，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德行道義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直言“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
朱熹被譽為理學宗師，而在他來到石鼓書院前100多年，周敦頤就已經去世了。這位理學的開山鼻祖，才是衡陽城裡最明亮的少年。在周敦頤面前，朱熹都得恭恭敬敬地喊一聲祖師爺。
周敦頤為“北宋五子”之一（其餘四人為邵雍、張載、程顥、程頤），在這個聽上去有些像偶像組合的團體中，周敦頤牢牢佔據C位。清代學者黃宗羲在《宋儒學案》中寫道：“孔子而後，漢儒止有傳經之學，性道微言之絕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論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端數元公之破暗也。”
元公為周敦頤諡號，他的理學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他提出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動靜、主靜、至誠、無慾、順化等理學基本概念，為後世的理學家反覆討論和發揮，構成理學範疇體系中的重要內容。
而在衡陽的17年，是少年周敦頤打下學術基礎的最重要時光。
周敦頤的父親在他5歲時就去世了。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7歲的周敦頤和姐姐弟弟跟著母親依附居於衡陽的外公鄭燦。鄭燦家是標準的學區房，出大門沿著城牆走800步，出瞻嶽門，就到了石鼓書院。
對照一下時間表，周敦頤剛到衡陽時，距離宋太宗賜匾石鼓書院47年，距離下一次宋仁宗賜匾11年，這正是石鼓書院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當時沒留下學生花名冊，但按照就近入學的原則和家族聲望的加持，少年周敦頤在聞名天下的石鼓書院唸書是完全有可能的，甚至是一種必然。
鄭氏為衡陽望族，舅舅鄭向官至朝廷龍圖閣學士。在中國的民間故事中，這樣的開頭大部分會發展成嫌貧愛富的警世劇，但鄭向沒有走上這條路，而是成就一段愛甥如子的千古佳話。
稍大一些的周敦頤，開始在舅舅家的私學地西湖讀書。因為外甥喜愛蓮花，鄭向在湖中遍植白蓮，為了能讓外甥風雨無阻地看蓮花，還建了一個愛蓮亭——此亭亦毀於衡陽保衛戰。古代衡陽八景，其一即為“西湖夜放白蓮花”。晚至明朝，愛蓮亭畔還有“講易臺”遺址。
15歲時，賞了幾年蓮花的周敦頤遵舅命，在愛蓮亭寫下了《愛蓮亭說》，當地人認為這是他後來的名篇《愛蓮說》的“草稿”。外甥文章好，鄭向見了更加歡喜，為教育族中子弟，刻碑立於愛蓮亭。
而“寵甥”的最高境界是，宋制五品以上官員子弟可以蔭補，鄭向官至三品，也有兒子，卻讓周敦頤蔭補入仕，這也是宋代以舅父名義蔭補的第一人。
今日的西湖面積大不如前，隱在一處公園內，成為衡陽市民的休閒場所，打牌的有，跳廣場舞的更多，十分熱鬧。湖中有一座少年周敦頤的石像，這是唯一讓外地人能把這裡和周敦頤聯繫起來的東西，只是湖畔再無瀟灑著文章的少年郎。
大部分人知道周敦頤是因為《愛蓮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從文章揮就的那一天起，就成為後世文人的自我期許。學界一般認為，《愛蓮說》寫於宋嘉祐八年（1063），是47歲的周敦頤任虔州通判時，在於都（今江西贛州）一次與文人雅士的聚會中所作。不過，周敦頤的後人認為，《愛蓮說》孕育于衡陽，而衡陽城的百姓也願意相信，起碼腹稿是在衡陽西湖打的嘛。
周敦頤從24歲開始官場沉浮，先任洪州分寧縣（今江西修水縣）主簿，28歲提任南安軍（治今江西大餘縣）司理參軍，31歲任郴縣（今湖南郴州市甦仙區）縣令。38歲時，周敦頤從桂陽（今湖南郴州市汝城縣）縣令調任大理寺丞，終於成了京官，49歲任永州通判，52歲從邵陽調任郴州知軍。
在湖南兜兜轉轉，宦遊人生，周敦頤每次都會經過衡陽，看望親朋故舊。縣府志有他“讀書、講學”的記載，但至於講學於何時何地，因何事與何人，則語焉不詳。
在擔任郴縣縣令期間，周敦頤最突出的政績就是辦學。二程的父親程珦，比周敦頤大十幾歲，而且也官至大理寺丞，在南安與他結識。兩人交談後惺惺相惜，不僅結為知己，程珦還把兩個兒子程顥、程頤都送至其門下受業，貢獻了上文提到“北宋五子”中的兩子，理學一脈由此生生不息。
在今天石鼓書院的大觀樓，設有七賢木刻像，祭祀歷史上對石鼓書院作出過卓越貢獻的7位先賢，他們是：李寬、韓愈、李士真、周敦頤、朱熹、張栻、黃斡。
石鼓書院舊有七賢祠，前身是明永樂年間（1403~1424）衡州知府建的韓張祠，紀念韓愈（韓愈是史載登臨合江亭第一人）和張栻；成化年間（1465~1487），又加進去了朱熹。宋代理學與書院教學融為一體，石鼓書院有了“東南三賢”的朱熹和張栻，卻沒有在衡陽生活多年的理學鼻祖周敦頤，文化人看不下去了。萬曆十五年（1587）左右，賢達呼籲，朝廷准奏，周敦頤入祀石鼓書院。漸漸地，加的人越來越多，到7人成團，遂名七賢祠，一直延續至清。
中國古代的著名書院大多命途多舛，硝煙一起，往往難以保全，但石鼓書院灰飛煙滅得更為徹底，畢竟它遭遇的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現代化戰爭。
在一本名為《石鼓書院》的書中，收錄了歷代碑刻文獻選錄，一眼望去，標題中出現最多的兩個字是“重修”。最後一篇寫於2007年，最後一次重修是2006年。但願最後一次被毀是1944年——1944年侵華日軍為打通大陸交通線，在6月23日至8月8日，以10餘萬兵力對衡陽城發動瘋狂進攻，在石鼓山投下大量凝固汽油彈，石鼓書院被徹底摧毀。
此後，書院一直未能恢復。據說1998年，國家郵政要發行“古代書院”一套4枚郵票，曾來石鼓山考察，卻只見園囿，不見書院，地上偶然露出半塊殘磚斷瓦，早就分不清是誰家院牆，郵票取不到任何圖像資料，於是不得不放棄。
現在我們看到的書院是2006年6月奠基，2007年9月正式竣工的，仿清代格局，恢復了山門、書舍、武侯祠、李忠節公祠、大觀樓、合江亭等建築。在石鼓書院之巔的合江亭遠眺，眼前是煙波浩蕩的蒸水與湘水。湘水自右，蒸水自左，俱至亭下，合為一江而東。
關於石鼓山，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在《水經注》有記載：“鼓鳴則有兵革之事。”這裡大部分時候是讀書的地方，但有時候，也是刀光劍影的地方。相傳曾國藩在衡州創建湘軍水師，就是在這片水域訓練，景區的講解員言之鑿鑿：“這裡是中國海軍的搖籃。”
俱往矣。清人範鶴年曾在石鼓書院留下一副楹聯：“心遠地自偏，問草廬是耶非耶，此處想見當日；江流石不轉，睹秋水來者逝者，伊人宛在中央。”幸好，先賢遠去，書院猶在。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蔣肖斌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19年02月15日 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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