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有朋友在微拍堂上拍了一組賀年卡，這組賀年卡都是寄給董樂山及其夫人凌畹君的，其中有三張卡片是在董樂山先生去世後寄給董夫人的，主要是表達哀思和悼念之意。董樂山先生所翻譯的書對我影響比較大，記得《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是八十年代讀的，對於當時僅從課本上學到這段歷史的我而言，所起到的影響不言而喻，而《1984》對每一個讀過該書的人來說，都會引起一些共鳴並感到震撼的。八十年代末還買過一本三聯版的董先生的一本《譯餘廢墨》，至今還放在我宿舍的書架上。因為這樣的原因，也就拍下了這組賀年卡，並且價格確實相當便宜。
董樂山先生於1999年元月16日在北京去世之後，不在京的親朋好友或者晚輩們通過各種方式紀念董先生，安慰董夫人，這組賀年卡中就有董夫人凌畹君的妹妹凌貫虹女士夫婦於1999年2月3日寄出的一張，也有《大公報》的王渝女士夫婦於1999年2月寄出的一張，其中身處美國的凌貫虹女士在賀年卡上主要表達的是對姐姐的關心，希望姐姐在處理完董先生的後事之後能到美國“休整和調劑”一下。
還有一張應該是董先生的一個叫“亞非”的學生或者晚輩所寫的，內容是：
董老師，我們會永遠懷念您的！我們會和凌阿姨常去看望您的！董老師，您是一個光榮的自由人！我愛您！
“光榮的自由人”，或許這是對董先生一個最恰當的評價，比之“著名學者”、“著名翻譯家”等等的稱號更讓人敬佩。董先生一生大部分時間生活在一個不自由的時代裡，而在這個不自由的時代裡他又是一個最不自由的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去勞動改造，文革中又被下放到農場，即使在這樣一個惡劣的環境下，他仍然能夠保持著一顆自由的心，不隨波逐流，從他在六十年代初選擇翻譯《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就可以看出他一直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在這本書中文版公開發行的1979年時，董先生在《公開發行記》一文中寫到這本書在世界範圍內歷久不衰的原因：
它之所以能夠如此，有種種原因，題材吸引注意是其一，當時歐戰雖然已結束十五年，但希魔造成之創痛猶在，世人痛定思痛，不論是過來人或後輩，一般的心理莫不都有一點好奇，或者說有一點想吸取教訓，要知道歐洲為什麼竟然遭到如此浩劫。
或許，董樂山先生的看法正是他當時要翻譯這部書的想法，他是想通過這本書告訴世人，納粹的極權政權是如何建立起來，又是如何禍害全世界的。他對極權的痛恨在翻譯《一九八四》時更是強烈地表現出來，他在《奧威爾和他的》一文最後寫到：
奧威爾反極權主義鬥爭時他對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的必然結果。他相信，只有擊敗極權主義，社會主義才有可能勝利，因此揭露極權主義的危害，向世人敲響警鐘，讓大家都看到它的危害性——對倫理的破壞，對思想的控制，對自由的剝奪，對人性的扼殺，對歷史的捏造和篡改……——是何等的重要。如果聽任它橫行，在不久的將來，人類社會將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事過境遷，也許這個年份幸而沒有言中，但是書中所揭示的極權主義種種恐怖在世界範圍內也不能說已經絕跡。二十世紀是個政治恐怖的世紀。二十世紀快要結束了，但政治恐怖仍然陰魂不散，因此《一九八四》在今天仍有價值。
能夠在一個極權時代堅持著反極權的思想，這本身就是一種自由，光榮的自由。董樂山兒子董亦波先生為《董樂山文集》（四卷本）寫的序言《與命運抗爭》中寫到：
董樂山一生為人狷介耿直，不屑權貴，高風亮節，面對長期的政治歧視和迫害從不屈從，而是用自己的筆和辛勤的勞動去堅定地捍衛一個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尊嚴和社會責任，表現出了巨大的道德勇氣。
試問在那個時代有幾個知識分子能夠做到這些？更何況是一個長期被迫害的右派分子。董樂山先生還是中學生時（四十年代初）就參加了中共的地下組織，對這個組織及其所建立的政權曾經有過期盼。在他晚年時曾對他的侄子董森林說：“二十世紀是黑暗、恐怖、殺人和專制的世紀……我一生的理想已付之東流”，並且臨終前留下遺囑，骨灰不留在中國。董亦波在《與命運抗爭》中最後寫到：“1999年3月的一天，董樂山的家人將他的骨灰帶離祖國。他在這片土地上的使命已經結束。”
董樂山先生的墓地在加州山崗上的一個陵園裡，坐東朝西，面朝太平洋，遙望著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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