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被称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在清朝官方文件里，张之洞自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忠臣，他的谥号“文襄”也正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在许多清朝遗老看来，张之洞却是个包藏祸心的奸臣。例如梁鼎芬就曾流泪痛骂国张之洞，在他看来，清朝之所以灭亡，张之洞不无“功劳”。毕竟发动武昌首义的湖北新军就是张之洞组织建立的。
那么，张之洞是否真像晚清遗老所言的那样“包藏祸心”呢？2002 年春, 日本女子大学的久保田文次教教授突然拿出一本尘封已久的日记，其中内容极具颠覆性——张之洞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曾想运作自己当皇帝。
这本日记的主人来自宇都宫太郎，乃是日本参谋本部派往中国长江流域的军事情报人员。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末, 曾前往湖北面见张之洞, 商谈中日联交事宜。宇都宫在湖北待了很久，其职位虽不甚高, 却能预闻机要, 甚至列席参谋本部的元帅会议，有掌握机密的权力。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以此为借口大举侵华，并攻陷了北京城。仓皇间，慈禧太后紧急向东南地区的大员们求援，要求他们勤王。慈禧急疯了，但作为封疆大吏的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等人却没疯。他们为了保护东南地区免遭列强入侵，祭出“东南互保”政策，宣布对北方战事持“中立”立场。因此华北炮火连天，但东南地区却一如平常，甚至出现了地方大员与列强官员把酒言欢的奇景。
虽然当时日本是八国联军中的一员，但张之洞却仍对该国保持友好态度。更惊人的是，宇都宫在日记中指出，张之洞似乎想策划湖广独立，自己当皇帝。关于这一点，宇都宫在其1900年6月28日的日记中记述道：
“张某曾有言, 天子蒙尘既久, 清国处无政府之际, 不得已, 欲联合南部二三总督于南京成立一政府。
而这一情报的来源，是张之洞亲信钱恂亲自给他透露的。
东南互保示意图
所谓“东南互保”，只不过是一种“战时中立”政策，和另立中央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对此，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刘坤一，都不得其情，更别说在逃亡途中的慈禧、光绪母子了。
在割据称王方面，张之洞走得非常远。根据宇都宫太郎7月6日所记, 张之洞还希望日本派军事顾问来指导军事行动。同时, 还大肆购买枪支弹药, 加紧训练新式军队, 准备以武力为后盾平息可能到来的镇压与反抗。
对于宇都宫的说法，日本外交档案是有佐证的。例如，日本外务省档案曾记载，张之洞于庚子年春夏之交, 派长子张权, 带领部下吴元恺、张彪、纪堪荣等重要将官, 前往日本考察军事, 购买武器, 并加紧与日方联络。
此外，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曾报告称:
张之洞总督之子张权, 率湖北省武官此次对本邦进行军事视察兼游历, 本日乘坐“ 博爱丸” 启航。同时还有留学生十五名……
令人瞩目的是，在这15名留学生中，还有一位我们相当熟悉的人物——黄轸。黄轸是何许人也？他便是革命先驱黄兴的原名。由此看出，张之洞背着朝廷，派出一个由自己长子率领的军事考察团赴日, 是一个不寻常的举措。
张权在日本待了4个月，待到慈禧、光绪西逃山西，庆亲王和李鸿章已然稳定北方大局之后，张之洞才召回了张权。很显然，慈禧、光绪若不死，张之洞称王的梦想只是做梦。
张之洞称王之说，除了宇都宫的日记作为佐证外，张之洞与自立军的诡异关系也堪作为旁证。所谓自立军，是谭嗣同挚友——唐才常组织的起义军。与同盟会的革命军不同，这一支军队从属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致力于铲除慈禧，建立以光绪为核心的君主立宪国家。
当时自立军主要在湖北、湖南一代活动，发展于张之洞的眼皮底下。对于这样一支“大逆不道”的力量，张之洞却采取“不理不睬”“听之任之”的态度。对此，唐才常曾认为“张氏似非全无好意者”。也就是说，张之洞并非自立军的敌人。而张之洞的一些部下，也纷纷投入自立军门下。
在近代史学者孔祥吉看来，张之洞是在有意利用自立军。若张之洞称王，自立军便可成为现成的武装力量。然而当慈禧稳定于西安后，张之洞便凶相毕露，将唐才常等人一并处死。
由此可见，张之洞是一个狠辣、以利益为上的政客。他时刻注视着时势。在明面上，他是大清的忠臣，公忠体国的国之柱石。但在暗地里，他却两头下注。例如庚子之变后，张之洞营建湖北新军，他任凭新军被革命党渗透得千疮百孔，却仍岿然不动。
很显然，张之洞明白满清必亡无疑。因此他纵容革命党在新军内部发展，当反清起义爆发，也可利用革命党保证自己的权位不变。而这一切，却全为1911年的武昌起义做足了铺垫。难怪反清首义能在湖北成功。因此，孙先生说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革命者”，是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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