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名气不大的曾巩入选唐宋八大家,名气比他大很多的范仲淹,司马光都选不上?

于无声处34


诚邀。

首先要明确,“唐宋八大家”指的是是唐宋时期八位杰出散文家的合称。最初是明初朱右编选了《八先生文集》,后来唐顺之又有《文编》一书,选了这八个人的文章。再后来嘉靖年间一位叫文学家茅坤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抄》,这便是我们现在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和曾巩。

再来说说曾巩,这些人中貌似曾巩相对于其他7位名声弱了些,就像题目说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没评上八大家,为什么曾巩入选了呢?

其实这是后人的误解,首先是散文不像诗词歌赋那样能在民间流传很广,他更多的是在知识分子中相互比较和发展的一种文体形式,而曾巩在诗词上倒是没有很多经典作品,其他几位里面比如苏东坡,他的诗词就写的很好,所以知名度更高一些。再一个就是曾巩在仕途上,也没有像苏东坡,欧阳修等留下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看起来似乎默默无闻。

但曾巩其实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自然淳朴,自成一家。他的老师是欧阳修大家都清楚,有一个小故事:

苏东坡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主考官欧阳修读了他的文章觉得写的太过瘾了,汗都下来了,并且想当然地认为这么好的文章一定是他的弟子曾巩写的,本来要给第一,结果为了避嫌,给了个第二名。

所以,可见曾巩的确文章水平很厉害的,他的文风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平实质朴,温厚典雅,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王安石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苏轼认为:“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朱熹也推崇他“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青年小圣说


我是文开石,我有靠谱的答案。

中国人自古喜欢搞排名。

动辄就出来个”N大XX“,不过九成九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或者因为某个契机、某个人的一句话而间间流传。

这种N大,既不是真实水平比拼,更不是名气大小,多数也不是权威,不是评选出来的。

四大名著就是把流传最大的四本合称,198几年才正式有这个说法。

就像四大美人直接真人加传说都有。

”唐宋八大家“怎么来的?

明初朱后(1314-1376)遍了《八先生文集》。

唐顺之(1507—1560)在《文编》一书中也选录了这八个唐宋作家的作品。

明朝中叶古文家茅坤(1512—1601)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和编选,取名《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0卷。“唐宋八大家”从此得名。

就是这么回事,三个文人先后把这八个人列为八先生,合编在一起而已。

为什么选这八个人,和编纂人的所处历史环境关系更大。

以明代“前七子”、“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垄断文坛,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散文创作中抛弃了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既成传统,走上复古的道路。影响所及,致使一些文人学者在散文创作中一味以模拟秦汉古人为能事,其作品成为毫无灵魂的假古董。

作为前后七子的反对派而出现的,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他们强调唐宋作家的散文作品是学习和继承秦汉古文优秀传统的典范,应该加以提倡,并着手编选和刊行唐宋作家的散文选集。

由于这八位作家的文学观点比较接近,都主张实用,反对骈体,他们的散文创作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因而“唐宋八大家”一经提出,便为后人普遍接受,成为文学史上的专有名词。

试猜诸人入选和落选原因。

曾巩

所谓名气不大是见识太短。他是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少年时“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资质警敏聪慧;成年后,因文才出众,备受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曾巩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主张先道后文,极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他的学术和文章,生前已传誉遐迩,身后更盛名不衰。曾巩散文作品甚丰,尤长于议论和记叙。他的议论文立论精策,不枝不蔓,纡徐曲折,从容敦厚;记叙文则思玫明晰,俯仰尽意,精练生动,耐人寻味。

司马光

更让一般人熟悉的是”砸缸“和”资治通鉴“。他的成就和精力主要放在修史和从政上。文采不错那是因为肚子里学问太大。而且他也没把精力放在文学上,写文章更注重实用性,所谓“务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自我评价都是“至于属文,实非所长”。

范仲淹

和司马光类似,重心在于政治。主张文章是政治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风俗的醇厚讹薄、国家的兴衰成败。在经世济时思想的影响下,范仲淹反对宋初文坛的柔靡文风,提出了宗经复古、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范仲淹的文章,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


文开石


在唐宋八大家中,人们更熟悉另外几个人,比如韩愈,柳宗元,比如苏轼,欧阳修,比如王安石。他们不但官做的大,而且都著述丰富,尤其每人都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名词,至今仍然慰籍人们的心灵。他们每个人都多才多艺,学识渊博,所以才能成为唐宋八大家。

曾巩相比他们,就逊色得多,虽然他的著述更加丰富,著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等等,而且散文写的也非常好,但是在质量上并没有多少脍炙人口的诗篇和文章,我们在学生时代几乎没有读过他的作品,他的官当的也不大,只是个太子舍人,也没有突出的政绩,可是为什么他被推为唐宋八大家呢?

为什么象司马光或是范仲庵这样的名臣却没资格成为唐宋八大家呢?无论文学上的成就,还是政治上的作为,曾巩都不如司马光,司马光仅凭《资治通鉴》就足以压倒唐宋八大家,何况司马光还有著述,又是当时的文坛领袖。范仲庵在文学上的成就,仅一篇《岳阳楼记》就有资格进入唐宋八大家之中。何况范仲庵的词也非常有名,他又是一个政治家,改革家,再加上词人和散文家,这还不够唐宋八大家吗?

我认为这二人也应该入选唐宋八大家,不过呢,说起唐宋之间的文坛大家,又何止八位,八十位也有,为什么只此八人呢?这就要问问唐宋八大家是怎么来的了。原来明朝有个人叫朱右,他编了一本书叫《八先生文集》,书中搜集的正是这八位(唐宋八大家)的著述,认为这八个人的水平代表了唐宋的最高水平。

不但如此,后来又有一个文人叫茅坤,他又重新编撰了《八先生文集》,名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共一百四十四卷,隆重推出唐宋八大家。这本书很有名,很权威,所以以后人们就习惯性地称这八人为”唐宋八大家“。需要说明的是:这仅仅是一种说法。并不代表这八个人是唐宋间最有才华的文学家,前边说过,象司马光和范仲淹等人丝毫也不逊色于这八人。

至于曾巩,虽然他在散文方面稍逊,但是他文学功底的深厚,知识的广度上均超过了其他人,他除了精通散文和诗词外,如表,疏,礼,律,传,学,典章,制诰,金石,跋尾,碑文等等他都精通,所以把他列入”唐宋八大家“,也是实至名归,几百年来人们都是认同的。


用户5861741武占忠


这里要确认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曾巩名气不大,列入唐宋八大家,不合适吗?另一个范仲淹、司马光等人为何没有进入唐宋八大家行列?

首先,曾巩名气不大,这是有很强的宣传效应。我们不太了解曾巩,是因他的诗文不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诗文流传广,与其他唐宋七家相比也不如。就拿课文为例,曾巩的诗文几乎没有收录过。而我们普遍的人读过的古代诗歌和散文少之又少。曾巩在他的时代还是名声大噪的。

其次,范仲淹、司马光没有列入唐宋八大家。我认为,一方面唐宋八大家都是散文家,范仲淹司马光散文并不见长;另一方面范仲淹、司马光虽然在文学上很高,但他们的身份标识主要还是政治家。


羽书迟


唐宋八大家,又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他们是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入选的理由是他们在散文上的杰出成就。

唐宋八大家中,名气最大的是苏轼,名气最小的是曾巩。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曾巩的作品名气不大,而其他七人都有脍炙人口的佳作,可能会让人对曾巩的入选产生困惑。

名气的大与小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名气代表着作品的普及度的,名气大表示作品普及度高,反之名气小代表作品的普及度低,但是名气小并不表示作品的水平不高。若按名气来评判曾巩是否应该入选唐宋八大家,这其实犯了逻辑的错误。

曾巩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其在散文上的成就极为出众。王安石曾说道:“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苏轼亦赞扬道:“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刘熙载在《艺概》中写道:“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这些文学大家的赞扬,从侧面反应出曾巩的散文水平极高。

曾巩最为擅长记体散文,其中的名篇有《墨池记》、《学舍记》。后人编写散文集时,曾巩的记体散文入选篇目一直居高不下。

如果你没有读过曾巩的散文,但以现在的名气来判断曾巩是否应该入选唐宋八大家,这有欠考虑。

司马光和范仲淹的名气很大,但是司马光的主要精力在于修史,不以文学自矜,他评价自己道:“至于属文,实非所长”。范仲淹名气最大的散文是《岳阳楼记》,但就散文风格的多样性和整体性来看,曾巩略胜一筹。


阅读与思维


在我国,“唐宋八大家”指的是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位散文家的合称。


他们八人都是名气很大的文人,暂且不说韩愈和柳宗元,那么为何名气不小的范仲淹和司马光没有入选“唐宋八大家”呢?

事实上,“唐宋八大家”之所以称之为“唐宋八大家“,是因为他们倡导了“古文运动”。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苏轼称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在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骈体文得到兴起,而唐朝中期,韩愈和柳宗元兴起了一场“古文运动”,反对骈体文,提倡古文。韩愈提倡学古文,习古道,柳宗元等人支持这一说法,并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

到了宋朝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些文人,极力推崇韩、柳,掀起一次新的古文运动。一面反对晚唐以来的不良文风;一面提倡继承韩愈的道统和文统,强调文道统一,道先于文的观点,也形成了一种风尚。


有人提出曾巩声名不显,名声不如范仲淹,司马光,但还是入选了“唐宋八大家”,这是错误的观点。曾巩是宋朝有名的文学家,是宋朝古文运动的骨干核心人物,他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史书对他评价极好。《宋史·曾巩传》称他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又称其文“纡除而不烦,简奥而不悔,卓然自成一家”。

范仲淹虽然有名,但是范仲淹文学成就的基础点在政治,他的散文虽然有复古精神,但是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服务政治,另一方面他的诗词忠于生活符合时事,但是相对于“唐宋八大家”的立意稍逊一筹;司马光文学上也是有一定地位的,主要是因为负责编撰《资治通鉴》,但是那是一部史书,相对于复古的“古文运动”而言,没有多大关系。


唐宋八大家对古文运动的推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三苏等五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虽然范仲淹,司马光在文坛上负有盛名,但是还没有达到文坛领袖和文化运动核心,所以没有入选“唐宋八大家”也是必然的。


源稚生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位杰出散文家的合称。他们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和曾巩。这些人中论官职,论诗文作品的名气,应该说是曾巩最低。唐宋是我國诗词古文最繁盛时期,人才辈出,连李白,杜甫,以及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没评上八大家,为什么曾巩入选了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曾巩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学生,受到恩师赏识力荐。二是与八大家来历有关。最初是明初朱右编选了《八先生文集》,后来唐顺之又有《文编》一书,只选此八人文章。嘉靖时古文家茅坤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鈔》,‘唐宋八大家’便从此固定下来。有人说曾巩是混进来的,其实不是。曾巩是古文运动和骈文改革中骨干,他写的散文非常严谨,见解突出,文字精炼,是那一时期骄娇者。诗作也很不错,只是与其他大家比有差距,缺乏流传千古的名作。


用户泰和



“唐宋八大家”又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注意了,是在散文方面有突出成就或者造诣很高的八个人,而并非是谁的名气大就应该是谁。

唐宋八大家中有两位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这两人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而再看宋代的六个人: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

“唐宋八大家” 的名号源于明代,明代时有人编书选文,选了优秀的八家文章,唐宋八大家的名号由此而来。

范仲淹是一个很厉害的词人,创作了很多豪放词作,虽然在散文方面有非常经典的《岳阳楼记》流传至今,但其实范仲淹对于散文的贡献可能不是那么突出。

再看司马光,司马光主编了《资治通鉴》,可以说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但是同样的道理,八大家是散文八大家。


半卷残红


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人称南丰先生。官至中书舍人。曾巩是诗人,主要成就是散文,史书记载:“为文原于六经,而散文风扬追司马迁,韩愈,但比较朴实沉着,所发议论醇正,笔力上下驰骋,愈出愈工,所著有《元丰类稿》五十卷,《读元丰类稿》四十卷,《外集》十卷。”他的文章笔力雄厚,层次井然,气势挥宏,说理醇正,亲切有味,劝戒学习,对典章制度,了然于胸,而且收集的诗,律,论,传,学,序,书,记,制诰,表,疏,礼子,碑传,本朝政要,策论,金石录跋尾排列,行状,碑文,志哀,挽词等,填补了宋朝史籍,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是他的散文,继承了先人的朴实雄厚文风,不倘浮华,开创了务实的新风,故把他列入唐宋八大家。


狼烟一九三一


“唐宋八大家”在明代末期才被标举成名,从明初朱右所选的《八先生文集》,到明中叶唐顺之所纂《文编》,选取的都是此八家的文章。最后到明末茅坤选辑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因在旧时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随之流行起来,后代治文者都以此八家为宗。

于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就被定为“唐宋八大家”。其中苏轼、苏辙、曾巩是有着“千年科举第一榜”的北宋嘉佑二年的及第进士(乙等)。

“唐宋八大家”指的是唐宋八位散文家,而不是诗人、词人、政治家、史学家。曾巩在现代的名气不大,只是由于他的文章几乎没有被选入语文课本,记忆中只有一篇《墨池记》,还不是必背课文。课堂上接触得少,自然就觉得名气不大了。

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评价曾巩文章“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钱钟书先生也说过:”在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的诗歌远比苏洵父子好,绝句的风致更比王安石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曾巩的名气不是不大,而是我们见识不够罢了。

范仲淹一生政绩卓著、晓畅军事、文学成就突出,西夏人称赞他“胸中有十万甲兵”。他的文章,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作品以政疏和书信居多。因而他的文章主要贡献是在政治领域。况且,我们熟悉范仲淹,多是因为《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司马光的文化成就主要体现在学术方面,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了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他自谓“至于属文,实非所长”,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修史和从政方面。

因而,曾巩的名气很大,他具备入选“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水平。范仲淹和司马光的名气也很大,只是专攻的领域不符合“唐宋八大家”的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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