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赋人权”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大重要学说，这一观念深刻影响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并融入到西方社会之中。
有关人的权利从何而来这一问题，“天赋人权”是如今最为主流的观点。不过在西方思想史中，除了“天赋人权”之外，对于此问题的回答还有“人赋人权”。我们都听说过“天赋人权”，但你知道什么是“人赋人权”吗？
著名的思想文化史学家何兆武教授在其关于西方思想史的随笔集《杂草集》中，以较为通俗简明的语言为读者介绍了“天赋人权”和“人赋人权”以及两者的区别与联系。
何教授认为，卢梭和柏克分别是天赋人权论与人赋人权论的两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因此他从这两位思想家入手讨论“天赋人权”与“人赋人权”。
何兆武教授
天 赋 人 权
卢梭作为法国大革命的最重要的理论先驱者，其有关的基本论点主要在《社会契约论》一书的第一卷。这些基本论点并未怎么展开深入的发挥，而且本质上全属形而上学的先天观念，所以根本就没有而且也不需要有什么事实的佐证。
《社会契约论》开宗明义就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的枷锁之中”，所以人就应该打碎自己的枷锁，夺回来自己已被剥夺了的权利；因为“人不是奴隶，而是一切的主人”。还说“一个人无偿地献出自己是无效的，只因为这样做的人已经丧失了自己健全的理智”。
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放弃、不能献出的权利，“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这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而且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一切行为的道德性”。
所有这一切全都是“想当然”、理应如此，是无需加以实证的。天赋““自然”和“人性”，在原文中只是一个字（nature,natural）。自然是绝对的，是故人性就是绝对的。是故人的一切权利就是绝对的。这种推论方式好像是一泻而下，水到渠成，其间毫无牵强附会或扞格难通之处。
20世纪之初，中国“自然权利”一词翻译为“天赋人权”，其间的涵义便似稍有出入了，不过那用意却是可以理解的。天赋人权是针对神授王权而言的。历来王权论者的论据都是“奉天承运”“天子受命于天”，于是人权论者便提出人民受命于自然的旗帜来与之相对抗。
卢梭
卢梭的天赋人权论是纸面上的理论，到了20年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就把它法典化为一套实践纲领，虽则两份典型的文献都脱胎于启蒙哲学的抽象原则。
1776年的《独立宣言》首先就擎出一面旗帜：人权乃是“大自然的法与大自然的上帝之法所赋予人们的”，接着就声明“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自明的，即一切人被创造出来都是平等的，他们被他们的创造主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1789年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的前言，可以看作是天赋人权论之集大成的一篇总结，其中不仅吸取了美国《独立宣言》与宪法的精神，而且还包括了孟德斯鸠、洛克、伏尔泰、卢梭、百科全书派和重农学派各家的启蒙思想。
它宣称国家或社会乃是“自由与平等”的各个个人的结合，人们结合在一起形成国家或社会，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天然权利（天赋人权）”。原文中说：“
一切人都生来是、而且永远都是自由的，并享有平等的权利”。卢梭仿佛是预感到必定会有人以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理由来反对他，所以他声明：“我是探讨权利和理性，而不是争论事实。”他并不问事实如何，而只问道理应该怎么讲；因为事实如何并不能证明道理应该怎样。
《人权宣言》
人 赋 人 权
正如卢梭所预料，果然有人反对“天赋人权”。向天赋人权提出异议的是19世纪的历史学派。历史学派论点的来源之一，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的柏克。
这场历史演变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以更浓缩的形式和更快速的节奏演出的。清末的西学阵营代表人物严复早年就宣扬过卢梭，入民国后他在思想转变之余又写了一篇《民约平议》的文章驳斥卢梭。从而引起过一阵学术思想界的争论。
柏克是坚决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他迄今之享有盛名主要是由于他写了一部《法国革命论》。我们所称之为人赋人权论的，并不意味着人赋人权就是不自然的。（天赋和自然在原文中都是同一个字。）
相反地，它也是自然的，它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国家、社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种种风尚、习俗和法律，都是由自然演化而形成的。这样形成的传统，反过来就不断地在培育着和塑造着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我们的权利是谁给的？卢梭的回答是天赋的；柏克的答案是人赋的，是人类历代智慧的结晶所赋予的。人权的观念就是在这个传统之中滋育的和成长的。这个传统在柏克眼中是神圣的，所以我们必须敬爱它、学习它，向它那里去寻求指导。我们的权利并非生来就是现成的，而是由传统所塑造的、所形成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人赋人权。
柏克
柏克由于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原则，通常被人视为“保守派”。他虽保守却并不顽固，他同情美国革命，他抗议爱尔兰天主教徒遭受英国当局的迫害，并且抨击英国总督统治印度的黑暗和腐败。
然而他在法国大革命中所看到的，却只是骄傲、狂妄、贪婪、野心、残酷和阴谋诡计。当然，毫无疑问的是，人世间总是会有各式各样的丑恶现象的。在一个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这些丑恶一般不至于大量涌现，可以当作是不正常的状态。
但是一到剧烈动荡的关头，一切丑恶就有机会纷纷冒出头来。这本来是十分自然、不足为奇的事。但是大抵上凡是这样的关头，守旧者总不免要诉之于美好的传统来反对激荡的变革。柏克也不例外。
法国革命的狂潮一起来，把一切传统的秩序都冲垮了。没有秩序，自由就谈不上有任何保障，结果只会是一盘强暴和混乱。因此柏克认为，唯有传统才能为传递和延续提供了最确切的原则，同时又决不排除改进的可能。
但现实世界中总是好与坏、善与恶相互掺杂并交织在一起的。如果一味追求纯之又纯的完美理想，其结果反而只能是自欺欺人，并且可能会导致专制和腐化。其实柏克也忽视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暴力行为虽然最终是通过人的品质和德行、思想和心理而表现出来的，但它却又有其更深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原因。
柏克过分强调传统的力量与作用，也正有如启蒙哲学家们之过分强调理性的力量与作用一样，都不免失之于一厢情愿。
法国大革命
结 语
柏克和卢梭虽然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立场，但在一个根本点上两人又是一致的。两人都是充沛的热情更多于严密的理智，两人都是浪漫主义思想的先行者，两人都美化了自己的理想国，也都美化了人性。
而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则在于，柏克是面向着传统，而卢梭是憧憬着自然；柏克是以现实生活进行论证，而卢梭则是以法理进行论证。
到了19世纪历史学派的兴起，便有学者专门以历史事实去驳斥天赋人权论。不过，单凭历史事实并不能就证伪法理学的原理，正有如单凭法理学的原理并不能就证实或证伪历史事实一样。双方是在不同层次上和不同的思维轨道上进行操作的，所以双方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可以判断是非的共同基础。
历史学派并没有驳倒自然法学派所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然法学派也并无法否定历史学派所提出的事实。双方的真理，
在各自的出发点上都是“自明的”，但也都无法进行证实或证伪。无论是“天赋人权”还是“人赋人权”，都有理论支持者，都无法“战胜”对方。本文观点资料来自
《杂草集：西方思想史散论》
《杂草集：西方思想史散论》
作 者：何兆武 著
何兆武先生关于西方思想文化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深刻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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