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放（1899-1974），安徽怀远县南乡高塘镇（据清末怀远地图：高塘镇应为高塘村、高塘寺，属洛河镇，靠近寿县，1948年划归淮南)）人，家父业商，经济中等，怀远县立高等学堂肄业，安徽省立第一师范毕业。
1922年9月，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年1月，国民党决定创办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中共各地组织选派党团员参与军校的筹办工作，并推荐党内外有志革命青年才俊报考。由于北方还是反动军阀统治，招生的推荐和选拔都是秘密进行。中共安徽的党组织在柯庆施等的领导下，非常活跃，安徽籍青年积极踊跃报考黄埔军校。曹渊、许继慎、杨傅泉、王逸常等，他们多曾在安庆的省第一师范学校、省甲种工业学校就读，并加入中共，由安庆中共党组织选拔报考。也有的是国民党推荐的，孙天放、彭干臣的推荐人之一就是老同盟会员管鹏。
孙天放赶到上海时，报名、初试时间已过，非常懊恼。与此同时，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办的培养文化方面的革命人才的学校——上海大学，是素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之称，而在上海大学学习有很多安徽老乡、同学，著名的有王步文、徐梦秋、薛卓汉，也有许继慎、曹渊等因参加学生运动遭反动政府通缉逃亡到上海，正在上海大学旁听，也被中共推荐报考黄埔军校。其中天长人、共产党员胡允恭已报了黄埔军校，但胡的老师兼党组织的领导人瞿秋白坚持要胡允恭留下来做学生工作，孙天放得知胡允恭已不去黄埔复试，决定为了革命，冒名顶替，赶到广州，以胡允恭的名义，改名胡天放报考，被复试录取，进入黄埔军校一期第三队学习。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又改回原名。孙天放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聆听孙中山先生讲演，拥护联俄联共三大政策，立志挽救国家危亡，他选择加入中共。
1924年11月孙天放毕业，后派任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一团(团长何应钦)第三营少尉见习排长。1925年1月，任中尉排长，1926年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第五十九团少校营长。先后参加了第一、第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
1926年3月，蒋介石转向右倾，炮制了中山舰事件，5月又推出整理党务案，规定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员跨党参加国民党的必须公开身份，并且要求他控制的黄埔军校和第一军的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共产党，要么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在这种情况下，孙天放选择退出共产党。对此事，时任《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记者的胡允恭在后来撰写的《关于黄埔军校和中山舰事件》一文写道：“与此同时，(蒋介石要共产党在第一军的跨党的党员限期全部撤出)，蒋介石又搞了个企图分化共产党的阴谋。他公开发表谈话，说共产党已退出第一军，如果哪个宣布退出共产党，我们就重用他。李之龙听了蒋介石这番话，就公开声明，说他愿意退出共产党，接着第一军的一个副官孙天放也声明脱离共产党。”
1927年4月，孙天放因清党投奔武汉，当时的武汉汪精卫的国民政府还未抛弃革命面貌，孙天放任第二十六师第七十七团中校副团长，而团长正是著名的黄埔一期的共产党员蒋先云。5月武汉国民政府发动第二次北伐战争，七十七团开赴河南，经过连续奋战很快把奉军逼退至许昌、堰城附近的临颍。临颍之战，七十七团作为二十六师的先遣部队，负责攻击北门。而敌人在北门外的三里头、五里头、史庄、银庄一带就驻有两个团，挖战壕据守，有的地方还埋有地雷。当尖兵连前进到史庄八百米处，是一片平坦的麦田，毫无地形掩护，敌火力极强，弹如雨下，尚未冲到二线，尖兵连即伤亡三分之一。蒋先云立即带一、三营增援，不幸中弹重伤不治，蒋团长阵亡后，并肩战斗的副团长孙天放带领士气激扬的官兵继续猛烈冲锋，一举突破史庄。第七十七团首先攻入临颖城，正面十二师也同时突破守敌，从而取得这场激烈战斗的重大胜利。孙天放也因功接替蒋先云的职务，在战火中代理团长。当年6月，他因清党离开部队避居上海。
1928年2月，孙天放到第三十三军学兵团任中校副团长，12月任第九十六师上校参谋长，旋因涉嫌共产党被迫离部。1929年1月出任新编第三旅第五团中校副团长，11月率部兵变失败再次避居上海，1932年1月出任江苏省保安处中校科长；次年11月为上校团长。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凭借其海陆空强大的军事优势，妄图迅速占领中国最大的经济都市上海。中日双方共有约10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本身持续了三个月，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2个旅团20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最精锐的中央教导总队及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及148个师和62个旅80余万人。
会战初期，江苏省保安团担任长江南岸江阴、浏河地区的江防。后因战事胶着，主力部队兵力损耗严重，10月11日晚，孙天放团长率江苏保安团奉命赶至战场补充八十七师二六一旅，受命为第二六一旅副旅长。八十七师是最早参与淞沪抗战的国军精锐部队之一，此时正在与日寇进行上海市区关键屏障大场镇的争夺。他决心坚守淞沪之战的最后防线，痛击日军，以身报国。刚刚接收完毕，矮个子陈颐鼎旅长在一片竹林中耐心地给保安团官兵介绍敌情，正说着，传来大场东面阵地被日军突破的消息，东面阵地由五二一团防守，情况紧急，陈旅长命令保安团立即投入战斗，向日军侧翼发起攻击。孙天放亲自持枪率领全团奋勇冲锋，与日军反复肉搏，终于夺回了五二一团的阵地，大场重又回到中国军队手中。但全团经此一仗，大部牺牲，只剩下400余人。大场四周一马平川，中国守军凭借四周坚固阵地防守，可是敌机狂轰滥炸，枪炮终日不停，守军伤亡一万六千余人，补充兵力四次，经过了七天七夜血战。后因增援敌军源源不绝，大场终于失守。
淞沪会战后，日军锐气遭到了重创，其狂妄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和“抗战必亡”论也彻底破产。
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又打响，孙天放任副旅长的国民党二六一旅刚从上海撤离出来立即投入南京保卫战。10日，日军主力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几处同时进攻，战斗十分惨烈。午后，日军炮火猛轰光华门，城墙被炸开两处缺口，日军蜂拥而入，情况万分危急。陈颐鼎奉命率领二六一旅官兵前往通济门、光华门增援城墙上的守军，阵地得以巩固。至夜，二六一旅挑选敢死队坠下城墙，将潜伏在城门洞内的日军及盘踞在通光营房内的日军全部消灭，光华门及通济门一线乃转危为安。11日，日军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工事大部被毁。陈旅长和副旅长孙天放协力同心，率二六一旅余部顽强抗击，以惨重伤亡之代价守住了阵地，使日军未能前进一步。12日中午，日军像潮水般涌来，友部全部壮烈殉国，雨花台失陷。陈旅长因与师部失去联系，就请副旅长孙天放向邻旅查询，孙派联络参谋刘平去邻近的教导总队马威龙旅指挥所了解情况。刘平回来报告说，增援的广东部队第八十三军已整队撤离太平门，开往东北方向，马旅长亦向左侧靠拢。陈、孙正副旅长面面相觑，如坠入云里雾中。过了好长时间，陈旅长对孙天放说：“天放，劳你大驾，带上一些人，亲自到左翼铁路附近视察一下吧，了解了解情况，好下决心。”孙遵嘱前往，至13日零时许，自和平门骑自行车回来，告知南京已失守，守军纷纷向下关撤退。陈旅长只得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会，还特邀第二六○旅旅团长参加，在决议上签名，以示大家同负撤离阵地之责，成功撤离。后来才知道师长已在头一天没通知下属部队就先溜了。南京保卫战结束了。五天战斗过程中，上级未召集过一次会议，未部署过战斗方略，未下达过任何战斗令或撤退令，可谓是糊里糊涂的保卫战。孙天放虽率部突围成功，但面对这种窝囊的悲情败退，悲愤莫名。
1938年10月，孙天放任江苏省保安处上校高级参谋。
1939年12月晋升陆军步兵上校；次年1月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苏北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韩德勤)副总指挥，11月任江苏省保安处少将处长；1941年考入陆军大学参谋班；1944年10月任江苏防空处少将处长。
1945年，孙天放任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并以八十九军代军长身份出席对日受降仪式，次年1月任江苏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苏州警备司令，任内缴捕湖匪汉奸胡肇汉的人枪。内战爆发后，孙天放誓不沾手同胞鲜血，故称病退役定居镇江市。
1949年初，孙天放在沪以等候张治中北京和谈为由，拒绝阖家去台湾。6月，江南解放，孙天放向上海市人民政府登记身份，8月被作为国民党战犯解送苏州解放军教导团学习，1950年转押北京功德林及秦城监狱等“战犯管理所”，1951年被当地人民政府以反动军官身份处决（有的资料说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枪毙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江苏省人民政府宣布孙天放为错杀，无罪平反。（柴昭宁：《黄埔一期的蚌埠人- 孙天放》，淮河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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