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一件諸位幾乎不能想象的事情，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假如你清晨起來，站在日壇路往東看，是能夠看到太陽從“地平線”上冉冉升起的壯麗景象的。
說“地平線”略顯誇張，但也差不了太遠，因為那時北京很少有高層建築，就連五六層的板樓都很少見，居民的住宅多是平房。從建國門橋往東，像樣子的建築也就是友誼商店和國際俱樂部，此外就是一片片平房，那時根本沒有“國貿”這個地名，北京人只知道那個地方叫大北窯，往南有很多工廠，黑黢黢的煙囪倒是不少，一根根地對著天空，從早到晚吞雲吐霧，為每天的日出伴舞似的。
我有一張照片就是那個時候照的，媽媽抱著身穿白色毛衣的我，身後是異常乾淨也異常空曠的長安街，道邊樹是隻有兒臂那麼粗的小樹苗，以至於二十年後，我坐9路公交車去上班時看到那些樹，不無得意地想：“嗯嗯，你們是看著我長大的，你們也是我看著長大的。”
照片的背景是國際俱樂部和友誼商店，不知道為什麼，從小我就覺得國際俱樂部是一座米黃色的琴房，高大敞亮的窗戶裡永遠在彈奏著最美妙動人的音樂，而友誼商店在當時不是隨便誰都能進的地方，因為購買裡面的商品只能用外幣或外匯券，一般市民連“大團結”（10元人民幣的簡稱）都沒有幾張，進去只能乾瞪眼。我們家那時雖然就住在馬路對過，但從來沒有過進去的意願。
我真正喜歡的，是國際俱樂部和友誼商店後面的那個世界。
從日壇路沿著白楊掩映的林蔭道一直往北，穿過使館區以後，就到了日壇公園。那時，這裡是一個相當清雅的場所，一到夏天的傍晚，遊人比蜻蜓還稀少，我追著一隻蜻蜓，穿過覆著琉璃瓦的拱形大門，繞過雕紋精美的朱欞華表，跑過鬱鬱蔥蔥的古樹掩映著的配殿，一直跑到小廣場上，坑坑窪窪的磚石地面凹凸不平，但跑起來很少絆倒和跌跤，我時常爬到正中間那個“大土堆”上蹦蹦跳跳，卻不知道這種行為是何其膽大妄為的僭越，因為在古代，這裡是只有皇帝和禮部官員才能登臨的地方。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這句話出自孔融的《論盛孝章書》，原話為“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表達的是孔融對歲月流逝和自己天命之年的感慨。今年恰是日壇公園建成並接待遊人五十週年，而元旦一詞的字面之意，本又是一年初始、太陽初升的第一天，應該說說記憶中的日壇公園吧。
清代對日壇的兩個重要改動
日壇始建於嘉靖九年，《明嘉靖祀典》中記載：“禮臣率欽天監正夏祚等，會看朝陽門外三里迆北錦衣衛指揮簫音地，東西闊八十一丈，南北進深八十一丈，堪建朝日壇。”嘉靖皇帝同意了這一規劃後，工程開始施工。日壇的整體佈局與建築設計，參考了中國古代的陰陽五行學說，由於祭拜的對象為太陽，故壇內各建築的長、寬、高等尺寸之尾數皆為陽數（奇數）。
建成當年，“春分，於朝日壇祭奠大明（太陽神），隔年，帝親自祭祀。”皇帝由北天門步行至具服殿，通過神路進入壇臺祭祀，此後又定下規制：甲、丙、戊、庚、壬年，皇帝親自登壇祭奠，乙、丁、己、辛、癸年派遣禮部官員祭祀，祭日時，壇上正位設金版，用紅字撰寫大明神位的字。此規制延續到清代，祭祀程序更加具體，《大清會典》記載“卯時，玉用赤壁，禮神制帛一，色為赤。犧牲用太牢，樂為七奏，舞為八佾，祝版為純硃色紙，祭器均有陶瓷，色赤，祭服御大紅禮服……”從這段記錄不難看出，這是一場主色調為紅色的祭典，恰與紅日相配。
乾隆年間的北京風物名作《日下舊聞考》中，詳細記錄了日壇那時候的建制：“壇方廣五丈，高五尺九寸，壇面用紅琉璃，階九級，俱白石。”
清代對日壇在建築層面上也有兩個很重要的改動：一是將具服殿從壇的西南角移建於西北隅，二是將壇面的紅琉璃磚改鋪了金磚。金磚可不是純金的磚頭，而是一種專供皇家御用的鋪地方磚，規格有三種：一尺七寸、二尺和二尺二寸，都是正方形，顏色純青，細如端硯，敲之會發出金屬般的聲音。我兒時戲耍於“大土堆”上時，這種金磚肯定已經不在了，但日本學者中野江漢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步入日壇時，不僅見過，也許還用手指敲擊並聽過其鏗鏘之聲。
《北京繁昌記》中的日壇古詩
清末，面對各種內憂外患，清政府自顧不暇，祭日活動從潦潦逐漸了了，日壇也就逐漸衰敗，棕薦庫、鐘樓相繼遭火，祭祀用的禮器也被盜，民國期間遭到軍隊佔用，西天門、北天門外的照壁被毀，西北部被附近居民當成了墳地，滿目淒涼，乏人問津。
那時先農壇已經開放為城南公園，天壇雖然還未以公園的形式開放，亦已經可以自由出入，散步者多，且附近開了很多小飯館，各種導遊用盡手段拉客人賺錢，這讓時任北京聯合通訊社記者的中野江漢相當掃興，相比之下，“日壇人影稀疏，遊客可以獨佔這個廣闊的且歷經了明清兩代天子親祭的聖地”，更讓他喜愛，他覺得這裡是超越了俗世的靜寂場所，適合搖曳手杖遊走吟嘯，也可以會見摯友飲酒暢談，“此乃人生之一興哉”！
中野江漢在《北京繁昌記》一書中，記述了自己遊覽地壇的一次經歷。他從朝陽門出城，在東嶽廟前穿過右側的舊衣市場，朝南走後向東轉，即可抵達日壇的北門——“拜訪日壇的人由北面的三座門進入為宜，入門兩側有門衛居住的小屋，未經許可一概不得入內，倘若門上了鎖，輕釦門扉會有人開門。入門後向裡走，西北角可見一片殿宇，繼續朝東面繁茂的樹林裡行進，林中設有祭壇。壇的構造呈方形，西向，一層壇，壇面以金磚鋪砌，四面設九級漢白玉石階。”
按照中野江漢的記載，日壇當時的西門外殘留著破損的焚帛爐，此外，無論井亭、神庫、神廚、宰牲亭，“蓋已腐朽”，而樂器庫、祭器庫、棕薦庫等，竟成了軍械庫，雜亂無章地堆滿了曾在此地駐守的軍隊的工具。
中野江漢在文末錄下了一些和日壇有關的古詩，其中大部分都是些歌君頌聖的陳詞濫調，唯一讓後人看了惆悵滿懷的，是勞之弁的一句“九厭告終歸颯緩，金烏已射古垣紅”，夕陽雖好，已是黃昏，壇宇雖在，已近殘敗，怎不教人黯然神傷？
日壇祭臺的高度為什麼不協調？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日壇的壇臺區域損毀已經十分嚴重，幾乎成為一片廢墟。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決定建設和重修日壇公園，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關懷和指導下，1969年的10月，日壇公園正式建成並接待遊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日壇公園又開始了大規模的擴建工程，增加了池水亭臺，增植了花草竹柏，於古樸典雅的傳統風格之外，更顯得綺麗靈秀。
鮮為人知的是，我國著名古建園林學者王仲奮先生在1985年日壇擴建完工後，做過一次“名偵探”，推理了一道謎題——日壇祭臺的高度為什麼不協調？
王仲奮先生當時是從西欞星門步入，第一眼看上去“感到祭臺特別高，石階也格外陡，看上去不大協調，上下臺階很費勁”，似乎與古制不符，他拿出隨身攜帶的米尺量了一下，壇高1.89米，邊長為16米，石階每級高21釐米，超出常規尺度約二分之一，這是怎麼回事呢？他回家後查了一下《日下舊聞考》和《大明會典鈔略》，發現按照明清營造尺（每尺32釐米）換算，壇的邊長與高度都與史書中記載的規制相符，他又查閱了著名建築學家單士元先生所著的《明清天壇史料》，發現壇廟的規制所用之尺，其他都用營造尺，但高度用的是周尺（每尺23釐米），由此換算的話，日壇祭臺的高度應該是1.3米，石階每級是14釐米，這樣看上去就不會不協調，上下臺階也不會費勁了。王仲奮先生說：“由此可推理，日壇祭臺重修時，其高度可能是依照史料所記的規制尺寸，按明清營造尺量度換算選定的，而不是按周尺量度換算的，所以造成現高度超出原高度約二分之一，形成比例失調。”
王仲奮先生的考證，絕大部分遊人是不知道的，比起頤和園、天壇、故宮和北海來，日壇始終是“小眾”所喜愛的地方，但也正因為遊人稀少，我和小夥伴們才有了足夠奔跑、蹦跳、喊叫，讓童年的能量無限釋放的快樂空間，只是玩兒得無論多晚，我終究還是要回到我的大雜院去。
從大雜院到日壇公園
著名作家常利民先生說夠得上大雜院資格的院子應該具備三個特點：一大二老三雜，“大”是指得有佔據的空間和氣派，上房下房，東西廂房，青石臺階門樓子什麼的，“老”是指得有些歷史見過些世面，“雜”是指住戶多，嘴雜手雜成分雜關係雜——按照這個標準，我童年住的大雜院只佔據了一大和三雜，是不夠資格談“老”字的。
按照父親的叫法，我們那個大雜院是個“趟院”，就是南北相對的三趟平房，每趟六戶人家，圍在一個大院牆裡。房子是七十年代中期新建的，院門在最東頭，朝南，緊挨著院門的是廁所和只有一個自來水管的池子，居民們用水只能排著隊去接，水池子旁邊有一排花架子，除了喇叭花之外，還有人種了貓耳朵豆。兩趟房屋中間的道路約有五六米寬，起初還挺乾淨的，後來家家戶戶都在門口蓋起了小廚房，於是通路就狹窄和髒亂起來，尤其早晨上班時，推著自行車出去難免磕磕碰碰的，但那時的北京人特別講文明禮貌，一句“勞駕”或“對不起”可以防止和化解一切糾紛，院子裡從沒聽過吵架罵街的，更別提動手打架的了，到了傍晚，滿大院的鍋碗瓢盆交響樂，還有咔嚓咔嚓在搓衣板上洗衣服的聲音，聽起來特別富有生活氣息。
我家住在大雜院中間那一趟的最西頭，一共只有十二平米，是父母結婚時跟單位申請下來的，除了一張床、一個大衣櫃、一個小書架和兩張木頭椅子，沒有別的傢俱，而我的玩具也始終只有一把可以打塑料子彈的木頭槍。
兒時的許多事情，我已經記不大確切了，但有一樁在腦海裡卻特別清晰，就是我每次半夜醒來，總會看到父親披著件外套，坐在臺燈下吭哧吭哧地寫稿子，那麼小的一間屋子，攏著那麼小的一豆燈光，很像是山洞裡的一簇火苗，微弱，但讓人感到溫暖。
我並不知道，那是父親最彷徨也最勞累的時期之一，他大學畢業後來到一所新聞單位工作，由於缺乏工作經驗，很長時間他連書寫消息和通訊的基本格式都沒有掌握，更不知道去哪裡找到新聞線索，而領導要求嚴格，動輒斃稿，這給父親巨大的壓力，他只能靠著日以繼夜的努力，拼命寫稿，反覆修改，但仍然進步緩慢。
“那個時候我每天推著自行車出了家門，站在長安街上特別迷茫：到底我的路往下該怎麼走呢？”後來，父親這樣告訴我。
也許那時的許多青年都有這樣的困惑吧，但那個時代的偉大之處，也正是無論怎樣迷惘，只要埋頭努力向前，終究可以闖出一片天地，實現自己的夢想。在臺燈下夜夜筆耕的父親，後來終於成就斐然，而我們家的生活也越來越好了。1983年，我們從大雜院搬到了西三環花園村的樓房，臨走前不久，父親“嘿兒嘍著”（讓孩子兩腿分開坐在自己的頸肩處）我去了一趟日壇公園，拍了幾張照片留念，其中一張我叉著個腰站在修葺一新的曲池畔，池水中一對兒石雕的騰飛天鵝，迄今仍在。
再一次走近日壇公園，已經是二十年後的事情了，那時我也在媒體工作。有一次我去首都兒研所採訪，旁邊就是日壇公園。是個傍晚，夕陽給紅色的垣牆刷上一層流金，裡面傳來歌聲和胡琴的聲音，門口進進出出的遊人比過去多了許多。我在門口站了一會兒，終於沒敢進去，有些時光，最怕打擾：走進去，或許只能見到歲月的碎片；不進去，那個追蜻蜓的小男孩，就還在，還在日壇和大雜院之間的那個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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