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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南京陷落后，武汉也成为国府“临时首都”，蒋介石等军政大员都坐镇武汉，指挥抗日战争规模最大的武汉会战，日军企图借此一役彻底征服中国，结束战争。蒋介石也想打出个像样的战绩，好弥补下自己由于无能指挥致使上海南京失守的罪责。
所以，武汉会战同样残酷血腥，最终国军付出伤亡40万人代价，粉碎日军速战速决征服中国的迷梦，自身也因伤亡过重，不得不再次放弃武汉，撤往重庆，一时间武汉三镇码头上轮船如堵、帆船如鲫，装载着重要军工设备、机关物资、逃难军民向长江上游转移。堪称“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蒋介石见自己算盘又一次落空，不得不频频作秀，做出“坚守岗位最后一刻”的姿态，迟迟不肯撤离，害得其他军政大员撤也不是，不撤也不行，宋美龄更是夫唱妇随，只好待在炮声隆隆的武汉。
最后国防部长徐永昌不得不下达最后“通牒”:委员长啊委员长，武汉现在已经混入日本特务，您再不走我就要派兵架着你走了，您的安危不是您一个人的事啊，是国家大事啊！（马屁拍的义正辞严）。
这时蒋介石才“不得不”答应撤离，可是这时确实有些晚，和读者现象的不同，蒋介石在抗战初期并没有专机，多是航空公司飞机，现在早就飞的一架不剩。这下国府有些慌了，仔细祥察才获悉汉口机场有架美国飞机可用，蒋介石宋美龄慌慌张张坐上飞机，起飞升空。
看着蒋介石走了，白崇禧徐永昌等人也立刻各自逃命，最后殿后的中统军统特务开始破坏机场设施。
真是祸不单行，蒋介石情急搭乘的这架美国飞机的飞行员，偏偏是个“新手菜鸟”，业务非常不熟练，飞上天不久就迷了路，找不到航线，更要命的是，走得急，油也没有加足，所以半路又飞回来了！
这时候武汉基本已经是失守状态，日军随时就会出现在机场，而机场又被中统特务破坏，航标灯都没有了，飞机紧急呼叫地面，很久才联系上，地面派人手持灯笼火把，才指引飞机着陆，加油、核对航线。
好一番折腾，才再次升空飞离已经被日军先头部队进入的武汉。
整个过程，蒋介石宋美龄被惊吓的双手紧扣，口中不停祷告上帝救赎。
脱险后，蒋介石在日记无比羞愧的写到:“余一生未有之危难”，竟然差一点被美国菜鸟飞行员送给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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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史
老萨的历史真相档案之一百二十八--武汉大撤退，中国的敦刻尔克（新抗战系列之五十）
卢作孚和陈诚领导 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当时蒋介石坐镇武汉，任命陈诚为全权代表，负责内迁的事情。
陈诚这个小个子能力很强，从结果来看，他很好的完成了这个任务。
抗战初期有过几次大撤退，结果都不怎么样。
淞沪会战后的大撤退，虽然保证的上海的工厂和国军基本成功转移，但一部分部队在撤退期间溃散，导致淞沪到南京的3道防御工事没有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日军从上海 杀到南京并没有花费太久的时间。
太原会战中的大撤退，更是出现了荒唐的情况。当时有人风传太原城内最高指挥官傅作义已经逃走，导致一部军队擅自撤退，最终太原城下也没有什么激战。
徐州大撤退算是比较成功的，但撤退中大部分部队都极为疲惫，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最终被迫掘开了黄河。
最离谱的就是南京保卫战中，唐生智指挥的撤退。
唐生智明明知道南京是背水一战，而且只是打一打就必须放弃的情况下，一没有制定详细的撤退计划，二没有准备好足够的撤退船只，三根本没有安排强力人员有效组织撤退工作。
结果南京的国军坚守到最后一刻，被迫突围的时候，才发现一没船，二没有人指挥，三根本没有完整的计划。
最终基本各自为政分头突围，尤其从长江突围的官兵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
陈诚总结唐生智失败的教训，早在1937年 12月就在武汉成立了船舶运输司令部，负责长江这一流域的运输工作。
当时船舶运输司令部负担极重，各种机关都向司令部要船，而司令部实际控制的船只有限，经常被各方谩骂和攻击，甚至还有军官持枪上门威胁的，宣称如果我的部门得不到船就是贻误军机，将你们全部枪毙。
整个司令部人员几乎昼夜不休息，但也无法有效完成任务，个个都焦头难额，苦不堪言。
他们被迫制定了六个法则，比如优先运输军事人员和军用物资，而政府的物资，器材，档案和公务员是第二位的。
这样到了1938年3月，武汉地区的运输工作全面走上正轨，物资运输量大增，一度出现运输通畅，滞留人员物资迅速减少的情况。
但到了6月武汉会战爆发以后，由于大量难民和物资开始紧急撤离，都要从武汉向后方运输，顿时出现前所未有的可怕运输量。
而长江枯水期在10月底就会到来，换句话说，满打满算也只有4到5个月的时间。
当时陈诚面临着两个选择，第一收编长江上所有船只为军事管理，这也是苏联人的方法，然后统一进行指挥。
这种方法的优势是可以掌握大量船只，缺点也是极为明显的。陈诚他们所谓的军事人员毕竟不如船运公司精通运输工作。
很容易出现所谓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导致就算有船但是无法使用。
南京保卫战中，唐生智几个手下其实也控制几艘轮船，但因为指挥无方，导致轮船怕人员拥挤上船甚至不敢靠岸，最终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卢作孚和他的民生轮。此次武汉大撤退有卢作孚主要负责是非常正确的，他是标准的内行领导内行，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中国自古以来之所以很多地方那么差劲，究其根本都是外行领导内行。
所谓的外行领导官员，多半是上级官员的心腹或者裙带关系的人物，溜须拍马，奉承讨好是一流，但并不懂得实际的事情，也就是会当官，但是没本事。
外行领导内行，导致中国社会很多地方都是一片混乱。比如一些所谓的大工程，在专家技术人员一片反对声中上马，搞好以后几年内再炸掉或者拆除，几千万几亿就打了水漂。
更有一些国有企业，上面领导都是狗屁不通之流，把整个技术性很强的公司搞得乌烟瘴气，根本不具备竞争能力。这种企业只能依靠权力的垄断在国内嚣张嚣张，一旦跟 外国企业竞争，瞬间就完蛋了。
所以，陈诚经过再三思考，报请蒋介石批准，决定放弃军事统一管理，走第二条路。这就是任命更擅长长江航运的民生公司，招商公司等几家民间公司来负责，军方给予控制和指导工作，因为他们是最了解长江航运的，是第一线真正的行家。
可以说，这在当时是需要一定魄力的，尤其对于陈诚来说。如果武汉大撤退最终失败，他的下场怕是要跟唐生智一样，一辈子做个幕僚，还背负上千古骂名。
陈诚个子虽小，勇气和能力都是有的，他毅然坚持了。
那么，本文的主角卢作孚就出现了。
爱国资本家
卢作孚是民国最大名鼎鼎的企业家或者说资本家。
华人船王包玉刚曾经说：如果卢作孚还健在，就不会有我今日的包玉刚。
由此可见，卢作孚在近现代中国航运业上的地位。
在民国期间，由于国家基础建设非常落后，战乱连连，社会混乱，政府腐败，洋人商业公司享受不平等条约等，中国人想搞好一个自己成功的公司谈何容易。
老萨写过著名的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的文章。
董竹君就搞了一个饭店而已，也算费劲千辛万苦。董竹君艰苦的时候，曾经帮人家推过大车，去赌场赌博赢钱付欠款，甚至把女儿学习用的小提琴都抵押给当铺了。
同时，董竹君还在上海跟三教九流都打交道，上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上海市市长，下到青帮头子杜月笙，黄金荣，甚至街头的小混混，实在是不容易的。
董竹君至少有个做四川督军的前夫作为大树，也有一笔不菲的启动资金，这笔卢作孚好上几百倍。
卢作孚基本就是白手起家，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
卢作孚出生在四川重庆，小时候仅仅读书到小学，就因为家庭穷困而辍学。
他本人非常聪明，完全靠自学成为中学教师，教育界官员，之后又成为报社编辑。
在教书和担任记者的几年内，卢作孚深感在洋人企业中国企业的不堪一击，以及中国各方面同西洋巨大的差距，决定实业报国。
当时三峡水域都是洋人的轮船，洋人由于三峡地区航运艰难，所以风险大赚钱少，都不愿意怎么投资。
洋人的三峡水运搞的很差，不但运输量小，价格高，更重要的是服务态度极差，尤其对于中国人的服务更差。
在洋人的船上，基本不供应餐饭，全部都是自己携带，甚至连水也没有，基本就是给你一块小小的甲板而已。
而且洋人水手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动辄呵斥甚至打骂，卢作孚亲眼目睹过一个中国人误入洋人的头等舱，就因为这点小事，被一个洋人水手当面打了几个耳光。
这些搞的中国人都不愿意做洋人的船，但当时因为没有选择余地，只得作罢。
卢作孚他们潜心研三峡水运，觉得还是有利可图的，也完全可以击败洋人的公司
他于1925年秋，弃学从商，奔回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它实业。
卢作孚从区区8000块大洋起家和1艘仅仅70吨小破船起家，经过苦心经营，精心研究航运业，以及和各种势力搞好关系。
当时卢作孚他们的小船速度快，航行安全，更重要的是服务态度极好，伙食也好，卢作孚甚至亲自上船给旅客服务。
这样单单第一年，民生公司就赚了2万大洋，随后大规模发展扩大。
规模扩大以后，民生公司的服务更是好。
民生公司加快了轮船改造和更新，增加了船上的救险设备和生活设施，安装了无线电台、电冰箱、蒸汽消毒柜、电风扇、收音机；增添了浴室、卫生间、阅览室、娱乐室；为旅客代办电报和邮件收寄业务，这些，过去在川江上的中国轮船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1935年冬季，民国著名的女作家陈衡哲与丈夫任鸿隽从汉口乘船入川，坐的就是民生的船。她说，坐民生的船，感觉到一种“自尊的舒适”。
后来全面抗战爆发 后，著名作家胡风去重庆避难，搭乘也是民生公司的船，他在事后撰文说：“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和枕头，小桌上放了茶壶茶杯，井井有条，非常整洁，的确和别处 的官舱不同”。
卢作孚这个人，是中国企业家的典型人物。他极为吃苦耐劳，在民生公司发展初期，他几乎吃住都在船上，以船为家。同时，他精明强干，对员工又非常好，对于本职业务极为精通，对三峡每一个险滩和暗礁了如指掌，他还把公司的船长和船员当做亲人。
甚至后来卢作孚在见过后三反五反期间含冤自杀，他的几个船长居然冒险给这个反革命拉汽笛致哀。
这种情况下，民生公司在短短10年迅速扩大，连洋人的企业也被他们击垮了。
日本航运公司日清公司最后免费给人坐船，还送阳伞等 礼物，一样招揽不到客人。
民生公司的经营之好可见一斑！
到了抗战前的1936年，卢作孚担任总经理的民生公司拥有轮船42只、吨位16884吨、职工增到2836人、有股本120万元、资产730万元，经营了川江航运业务的61%，几乎垄断了从武汉到重庆的三峡航运工作。
卢作孚能够达到如此辉煌的成绩可不是靠今天那些大型国企一样，完全是依靠国家权力机关才搞起来的。卢作孚依靠的是在商言商的经营能力，可以说，卢作孚和民生公司对于三峡水运工作的了解程度，是全世界第一的。
那么，既然陈诚决定由民间公司承担主要的运输工作，那么卢作孚自然也被推到了第一线。
在当年，大发国难财的人不再少数，乘火打劫的更是不少。不要说中国人，就连日本商人也居然跑到日军作战的前线，将食品香烟以十倍甚至二十倍价格卖给日本士兵，大赚一笔。
而以爱国著称的德国人，在二战最后期纳粹就要垮台的时候，仍然有一些商人为了赚钱，大量生产昂贵的家具和工艺品，不遵守希特勒一切为军事服务的命令。
诸如《辛格勒名单》里面的辛格勒，他依靠贿赂买通德国军官，将大量质量平平的军用品卖给德军，价格还不算便宜。
----------------------------中国自古做生意都很苦难，尤其将生意做大更困难。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政府对商业干涉太多，没有一定的背景，生意是做不大的。当年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因为靠和左宗棠曾的关系混的很好。后来李鸿章为了抑制左宗棠的势力转而打击胡雪岩，胡也就瞬间完蛋，上千万两白银的产业迅速垮掉。卢作孚能够做到这种规模，非常的不容易，他是有真材实料的。此次武汉大撤退就是他表现的最好舞台。
卢作孚此时面前就有个难题。因为四川战乱长达20多年，根据以往的惯例，军方可以使用民间船只运输物品，但前提是必须全额付款，而且其中全款的一半必须立即支付，另外一半记账，等战争结束以后再支付。自然，延期支付的必须给利息。
对于这个约定，无论四川军阀，国民政府都是认可的。
当时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基本就是三峡地区唯一的运输力量，按照这个标准运输上百万吨物资和几十万人，所获得的酬劳绝对是天文数字。
而且，如果你真的运输非常顺利，恐怕政府和舆论界也不会说什么！
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公司，如果此时候拼命捞钱，发国难财，还算是人吗？
卢作孚跟民生公司的大小员工经过仔细研究，最终决定仅仅收取成本费用，基本无偿的为国效力。
最终，民生公司收取的运费仅仅为正常商业运输费用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完全是无偿奉献了。
陈诚对卢作孚非常赞赏，奉命他为武汉水路联运办事处主任，实则负责民生公司在三峡的水运工作，后来卢作孚又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
当时摆在卢作孚眼前的是个可怕的烂摊子，这么多货物，这么多人要短时间迁移到四川去。当时民生公司只有24艘轮船可以用，每艘船只载重不过200吨到500吨，单程需要4天时间。
按照以往的惯例，就算24艘轮船玩了命，也绝对不可能将这这么多人和物资在3，4个月内运输完毕，至少需要1年时间。
南斯拉夫电影《桥》中，游击队指挥官跟游击小分队队长老虎有个经典的对白。
指挥官先说防御桥的德军有一个团，四面都是地雷，还有各种防御措施。指挥官还要老虎必须在七天后准时炸掉这座桥，不能早也不能晚。
老虎直截了当的说：这种条件，办不到。
但最终老虎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因为这是战争，就算办不到也要办，不然游击队5000个战士就会全部牺牲，一个也活不了。
这样的情况，老虎不愿意做也要强行的做了，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当时摆在卢作孚面前也就是这样的，有条件要办，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办。
像卢作孚他们这样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有自信，认为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卢作孚他们面对艰难的处境，发挥了他们最大的能动性。
当时大量物资从武汉运输到300公里外的宜昌难度不大，最大的难度在于如果从宜昌经过三峡水域运送到重庆。
当时从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顺江而下需2天，来回一趟6天，也就是说，正常必须走6天，无法再缩短了。
卢作孚他们经过研究，决定用优化流程的办法来缩短运载时间，整个运输划分为三段航行。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 重庆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
因为民生公司船只有限，完全按照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马力大小为基本依据，用一部分船只先运货物至三斗坪，当即返回，再由公司调船运至万县或直运重 庆；对重要物资和大型货物则由宜昌直接运至重庆，并在重庆满载出川抗日的士兵，再顺江而下。
这样一来，经过流程优化，运输量迅速提高了数倍。
除了流程优化以外，还有船只的利用率问题。当时轮船超过1天就要设有卧铺，卧铺一般是4到8个人占一个仓位，而这个仓位如果硬塞的话，至少可以塞入8到20个人。
卢作孚认为，现在是战时，就不能再搞什么卧铺了，将所有卧铺一律取消，这样船只运载量也迅速提高了一倍。
同时，卢作孚他们又认为，很多物资体积虽大，但重量轻，完全没有必要使用大轮船运输。在卢作孚的建议下，民生公司紧急征召了上千名水手和850艘大木船，2000多艘小木船，负责运输这些轻型物资。这样一来，运输量又大大提高了。
不过，代价是，木船没有动力，必须依靠纤夫拉拽才能经过三峡。无数纤夫被组织起来，他们在艰险的三峡悬崖上拉着纤，保证一船船物资得以通过。
大家都知道，纤夫是各种职业中最苦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就是他们的典型形象。这些纤夫为了国家民族，短时间内聚集起来，拿着微薄的报仇，以百分之二百的力量工作。他们默默付出，不求回报，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他们也是民族的英雄。
最后，运输中，码头卸货总是最费时间的一项工作。卢作孚征集了3000名码头搬运工，加快码头装卸货物的能力。原本需要3,4天才能清仓成功的工作，现在1天就可以完成，这样，运输量再次大大提高。
经过武汉会战前期和中期的战斗，民生公司已经运输了大量物资和设备，包括抢运了金陵兵工厂在芜湖的器材2000多吨，巩县兵工厂的器材14000多吨，随后又全力抢运汉阳兵工厂、汉阳泸河沟铁厂的全部器材等等。很好的完成了绝大部分撤退工作！
宜昌大撤退，只有40天时间，要么生存，要么毁灭
不过，撤退的最大高峰很快到来。
到了武汉会战就要结束的8月初，国民政府为了避免出现南京那样的大屠杀，要求武汉地区的50多万市民疏散。
这样，到了10月初，武汉再次出现大规模的难民潮和物资潮，宜昌港再次出现大量积压。
这也将民生公司之前的努力瓦解了不少。
据卢作孚保守估计，此时尚有3万以上待运人员、9万吨以上的待运物资在宜昌拥塞着。其中还有一部分全国兵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精华家产滞留在这里。
当时情况更为严重，因为之前虽然有大量物资需要运输，毕竟有几个月的时间，这几个月都是长江丰水期。
而当时长江距离枯水期只有40天，却一下子多出这么多物资和人员，那要怎么办呢？
如果在40天内无法将这些人员和物资运送到四川，万一日军直接杀到宜昌，那就是遭遇沈阳兵工厂那样灭顶之灾。没有这些可怜的家底，抗战还打个屁啊。
在正常情形下，民生公司在这40天里，最多能运送1.4万吨的物资，也就是全部物资的百分之十五左右。
要完成9万吨的运输量根本不可能，至于3万人员更是不用说了。
但事情已经是这样，办不到也要办，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强行去试试看。
鉴于此，卢作孚以爱国热情向员工宣传，要求用尽全力为国家办事。他自己冒着日军的轰炸，亲自去宜昌各个码头巡查督促，甚至连卸货装货这种小事也是亲自去检查，整日整夜的操劳，很少睡眠和吃饭。
民生公司的船长和水手们，白天驾驶着满载物资的船，在危险的三峡水域艰难航行，一旦稍有疏忽就是船毁人亡。
同时，日军飞机整日在三峡水运扫射轰炸，几乎每天都有民生公司的船只被日机炸毁或者炸伤，但没有人怕死，都在咬牙坚持。
-------------------------轮船被飞机击毁，肯定就是船毁人亡，就算是军舰也是不能幸免，更别说民船了。民生公司的船员们其实也是在战斗，还有这些伟大的纤夫们。
当时很多轮船遭遇不幸，以江兴轮最为悲剧。
武汉大撤退中，并不是只有 民生公司一家公司，其它公司也参与了运输，也有相当的伤亡。
它和建兴轮是从武汉地区最后两艘开出的轮船，时间是10月24日。当时白崇禧命令江兴轮务必将汉口日租界的6门珍贵的高射炮带走，还有约500箱弹药。
高射炮搬运到码头的时候，船上已经挤满了最后一批离开武汉的乘客，高达近万人。
当时江兴轮甲板上到处都是人，可谓连根针都插不进去了。
高射炮本来应该放在船舱里面隐藏，但现在连甲板都站满了人，只得将一些旅客不重要的行李扔到江中，然后勉强将高射炮放在甲板上。
10月25日，江兴轮和建兴轮开武昌，先后遭遇日军飞机轰炸。
因为当时武汉地区的国军空军已经奉命转移，控制权完全被日军掌握。
建兴轮是一艘完全的民用船只，仍然被日军飞机多次扫射，好在船长技术高超，躲避及时，没人伤亡。
前一天离开的建武轮就没这么好运气，当时他被日军飞机扫射，死伤十几人。其中还有蒋介石的心腹陈布雷秘书长。当时日军机枪子弹打在他身边，将他穿的皮袍子打出几个洞，好在人没有事情。
由于建兴轮是个小不点，日军飞机很快就将注意力放在吨位很大的江兴轮上。
先是两架日机飞来向江兴轮扫射，当场打死几十人。
江兴轮上部分军人被迫开枪还击，高射炮兵也开炮还击，当场击落1架日军水上飞机。
当时江兴轮船长知道日军飞机回来报复，正准备将船只强行搁浅避难。没想到6架日军飞机迅速赶到，对江兴轮俯冲投弹扫射，甚至投掷大量燃烧弹。
江兴轮是民船，本来就没有装甲，在日军饱和轰炸下很快沉没。
当时由于船上旅客太多，到处都是一片混乱，连高射炮都无法有效射击，高射炮手被炸弹炸死殆尽。
当时江兴轮正在长江中间，这段水流也比较湍急，轮船被炸沉以后，船上近万人生存极少。
当时 幸存下来一个叫做李世芳的文职军官回忆：船尾，中舱中弹后迅速燃烧，船上秩序大乱，呼号声，救命声，爆炸声混为一体。我住在三楼边舱，先用绷带练着我的妻子和最小的孩子，让他们跳下去。我左右手各抱着一个孩子，也跟着跳下江去。一个大浪卷来，我的妻子和她抱着的孩子顿时沉没了，我被狼一打，猛喝了几口水，人也沉了下去，两手不觉一松，顿时昏了过去，两个孩子也不知去向。还好我本人命大，虽然已经昏迷了，由于穿的衣服有浮力，最终还是漂在水上，向下游漂流了60里才被渔民救起来。我本人到第二天中午才苏醒过来，在当地休养了5天才能行动。我去武汉寻找妻子和孩子，没想到被告知，江兴轮被证实的获救者只有84人，其中还包括我。
整个江兴轮上近万人几乎全部死伤，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无辜的平民。
另一个事情也很有代表性。
1941年8月22日，“民俗号”从巴东运送伤兵和旅客时遭遇7架敌机的轰炸，船被炸沉。当时的水手回忆，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加油工人邱宝定在机舱值班工作时，弹片穿破腹部，流血不止，叫他赶快离去，他却回答：“死就死吧，绝不能走！”他仍然按着腹忍痛工作，毫无畏怯，竟与船舶共沉 亡。
船将倾倒，机舱人员尚望开车挽救，然而机器已被炸停，可是全体值班人员均未离去，仍照常工作。加油杨培之，看炉水罗绍修等，均随同船舶被炸沉而英勇殉 职。水手长龙海云，当船将倾覆沉没时，仍屹立船头，继续工作，努力挽救船舶。
船长数次催其逃生，他却慨然回答：“船长不走，我怎能离去！”船又一次被炸 时，龙海云腹部中弹牺牲。三引水王炳荣奉船长之命执舵被炸伤，船长改命徐鸿章执舵，叫王速离船逃生，但王仍坚守岗位不肯离去，后随船沉没殉职。
大副李晖 汉，当船被炸沉时，他急赴驾驶室将航行日记簿、船舶证书及其他重要文件抱于怀中，忽一弹片飞来，削去嘴脸，即倒于血泊中牺牲。
报务员陈志昌，当船被炸沉 时，已不能再发电报，但仍保护着电报机而不离去，终被炸死殉职。护航组长申志成，茶房头脑唐泽民、袁文彬，当敌机临空投弹扫射时，乘客骚乱，他们却不顾个 人安危，冒着枪弹，照样维持秩序，企图保持船身平稳，但敌机不断地轰炸，扫射，弹如雨下，袁、申被炸惨死，唐被炸断其臂，昏倒于血泊中，英勇牺牲。船沉没 后，幸存水手辜华山，仍不顾个人安危，急泅水至岸，抢推木划，在惊涛骇浪中救起伤兵和旅客数十人。其余未被炸死的船员均积极抢救浮于江上呼救之客人。
这40天对于当时的船长，水手和卢作孚本人都是毕生难忘的40天。
当时水手回忆：为了争取时间，每只轮船抵达码头的时候，船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已经举起；两岸码头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经靠近驳船等待着进港的轮船。轮船抛了锚，驳船拖到轮船边，便开始紧张地装货了。等到在宜昌的所有待运人员和物资都运走后，我们民生公司的人才开始撤退。记得那晚我是和民生公司在宜昌的家属一起走的，当时水位已经很浅了，接我们的“ 民风”号只能停在江中，工作人员用小船把我们一批批运到大船上。船开时，我回头向宜昌望了望，这个城市一片死寂，没有了灯光，没有了往日的喧闹声。
水手们回忆卢作孚说：宜昌大撤退时，卢作孚已经是交通部次长级的大官员，但他经常“便服”下河、上船，查勘货物装运情况。我看见他穿的便服， 就是民生公司下属三峡织厂所产的三峡布制服。当时在民生公司的职工，每人不论职位高低都有一套，记得当时有位报关行的工作人员不认识卢作孚，在他面前指手 画脚，有点看不起他，他也笑着不去计较。当时在场的搬运工人，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
经过40天苦战，奇迹发生了，宜昌港口所有积压物资和人员已经全部运送到四川。
在整个武汉大撤退期间，民生公司以24艘轮船和3000艘木船，成功的完成了撤退任务。
到1940年宜昌被日寇攻陷之前，民生公司从武汉和宜昌地区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人，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
整个抗战期间，民生船只运送出川的军队共计270.5万人，武器弹药等30多万吨。
其中，民生公司运送到后方的兵工厂就有：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西厂、兵工署河南巩县分厂、兵工署河南汴州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宜昌航空站、航委会 无线电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钢铁迁建委员会、上海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 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等。
这些重新在西部崛起的中国兵器工业，尽管存在原材料匮乏，动力不足等诸多不利因素，但其生产能力从整体上仍超过了战前的兵 器生产水平，并根据实战需要还研制、生产了战防炮、枪榴弹、掷榴弹等新型武器。据统计，部队作战消耗较大的机关枪、迫击炮弹；手榴弹分别比战前增长 677%，867%、165%；能充分满足国民党军队需要的有重机枪、迫击炮、枪掷弹筒、枪掷榴弹和手榴弹；不能满足的有榴弹炮等7种。由此可见，战时重新崛起的中国兵器工业虽不能完全满足国军作战的需要，但其对国军顽强、持久的抗战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除此以外还有大量国民政府机关、科研机构、学校设备、珍贵历史文物等。
这些兵工厂推到四川以后，几乎立即就开始生产，武器弹药源源不断的送到前线。
可以说，四川的兵工厂是抗战胜利的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没有这些兵工厂，抗战基本不可能获胜。
这相比敦刻尔克大撤退还要厉害的多。
敦刻尔克大撤退中，英法联军只撤退走了34万军队，物资什么全部丢光。在撤退中英法联军将重装备全部丢弃，撤回英国本土后，英法联军只剩步枪和数百挺机枪等轻武器，在敦刻尔克的海滩上，英法联军共丢弃了近1200门大炮、750门高射炮、500门反坦克炮、6.3万辆汽车、7.5万辆摩托车、700辆坦克、2.1万挺机枪、6400支反坦克枪以及50万吨军需物资。英法联军有近4万余人被俘，还有2.8万余人死伤。
换句话说，英法联军几乎是光着身子逃回英国的。
而武汉大撤退撤走了这么多人，还又运送走了100多万吨物资。
在撤退过程中，英军共出动861艘各型船只，还基本掌握了海峡制空权。而国军只有24艘轮船而已，制空权大部分被日军控制。
可以说，能够达到这个成绩难能可贵。
为此，民生公司在整个大撤退运输中，损失轮船16艘，116名公司职员牺牲，61人受伤致残。
而民生公司在这次运输中，只赚了一个最低的成本费用，毕竟船长和水手们也要养家糊口。
当时三峡地区的洋人船只曾经报过价，作为中立国，他们只运一般商品，不运一切有关抗战的东西，每吨运价高达300到400大洋。
而民生公司的船只不但运送工兵器材和军需品，而且对兵工器材，每吨只收运费30到37元，其他公物只收40元，民间器材只收60余元到80余元，对于难民只象征性的收点钱，孤儿等干脆一文不收。
这样一来，仅仅在1939年，民生公司航业部分的损失高达400万元巨款。但总经理卢作孚却对公司职工说：我们要以事业报效国家，我们要以身尽瘁事业。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以卫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当就本身职责，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量。
宜昌大撤退后，卢作孚明因为长期劳累，瘦的不成样子，但他仍然对公司职工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在卢作孚的身上带有很强的清教徒色彩，忙于事业却对个人享受没有什么兴趣。在民生公司内，分红办法是，所有人员不论职位，而是根据表现列为五等，最基层的文员、水手到总经理同等表现同等分红。卢作孚被评为一级，他和一个一级的茶房一样拿49元。
起初，他没有什么股份，即便是后来拥有的一点股票，还居然是军阀刘湘等人出钱赠送给他，让他成为有董事身份的总经理，而不是一个打工的聘任者。
晏阳初回忆抗战时，卢作孚一次生病，家里人想买只鸡给他吃，却都没有这个钱。
四川老乡，国民党大老张群说他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个人享受追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萨沙
武汉会战的意义
武汉会战的意义在于此次会战让日本美梦彻底破灭，此战是抗日战争中一次非常重大的转折点，这次战役之后抗日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旧照
武汉会战发生在1938年6月至10月，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发动的一场非正义战争，虽然此次战役是以日本侵略者的胜利告终，但是日军也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打破了日本妄图迅速占领中国，进行殖民统治的侵略计划。武汉会战规模很大，战争波及周围城市，而且是抗战以来经历过的22场战争中影响力最大的一次会战。此次战役经历了四个半月，共歼灭敌军25万余人，严重消耗了日本的有生力量，这是武汉会战的意义之一。
在此期间国民党和共产党不计前嫌，握手言和共同对抗侵略者。因为全国人民的团结以及共产党、国民党派遣大量军队对日本侵略者给予沉重打击，并利用大别山等天然屏障建设防御工程，延缓敌人进攻的速度。武汉会战的意义在于此战极大的鼓舞人们的斗争信心，教会了人们不向邪恶势力低头，更多有血性的爱国人民踊跃参军，加入到了保卫祖国反抗侵略的战争中去。
如果没有武汉会战，就无法进入到战争相持阶段，无法给共产党和国民党积累战斗力的时间和空间，正是因为这次战争使共产党迅速发展，并采用相应的战术一步一步的带领人民走向了胜利。
武汉会战日军到底损失多少人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以来经历过的22场会战里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持续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会战，那武汉会战日军到底损失多少人呢？
武汉会战旧照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日本各部队战斗详细数据上的统计显示日本的伤亡高达25.6万余人，日本的王牌师团第6师团同样损失惨重。但是实际上国民党政府有夸大战果的成分。因为参加武汉会战的日军前后一共投入的兵力都不足40万人，如果真的像国民政府说的那样，日军损失接近70%的人马，就会丧失部队进攻能力，就算是加上后来重新调遣来的20多万人，也与实际情况不符合。凭借当时日本的国力、物力、财力是很难实现连续大规模的排兵，如果真的伤亡如此之多，日军不可能在攻打四个月之后成功占领中国武汉。
那么武汉会战日军到底损失多少人呢？学者们后来通过一份日军的伤亡报表得知，日本并没有那么多的伤亡，只是因为战时生病的人数非常多，单是日军的第11军，就有高达10多万的生病人数，加上其他各个军团的病人数，日军的实际伤亡人数就远远没有那么多了，而且这还不包括日本自己对伤亡调查的隐瞒情况。关于武汉会战日军到底损失多少人这一话题，国民政府和日军各有各的说辞，当今学者们称应该两者结合来看，才能得到一个相对客观、准确的结果。
武汉会战简介
武汉会战简介中提到这次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前期一次中日双方在武汉进行的大型会战，此次会战彻底粉碎了日军逼迫国民政府投降、屈服的企图。
薛岳旧照
武汉会战简介中提到许多关键的战役，其中万家岭战役是武汉会战中非常关键的一次胜仗，当时国民政府派遣薛岳去江西万家岭一带阻击从广东方向北上进攻武汉的日军，薛岳识破了日军的进军路线，在地形相当复杂的万家岭提前做好准备等待日军到来，并几乎全歼进入万家岭一带的日军，此战被称为万家岭大捷，迫使日军派遣大量聚集在武汉附近的日军前来支援。这次战斗成功消耗了大量进攻武汉的日军还牵扯住大量的日军有生力量，减轻了武汉方面的压力，是武汉会战中一次完美的胜利。
武汉会战简介中除了万家岭战役，还提到大别山作战。此战也是武汉会战期间非常关键的一次战斗，当时日军进攻大别山时先用轰炸机对大别山轮番轰炸，之后又用重型大炮继续轰击，但是我军拼死坚守，打的日军节节败退。日军被迫撤退后，又被我国援军碰到，再次被狠狠打了一顿，日军损失了许多兵力，因此这部分日军最终无法参加进攻武汉的行动。最终我国为保卫武汉死伤40多万人，日军伤亡人数也达到近26万人，虽然最终日本人攻占了武汉，但并没能使国民政府屈服，这便是武汉会战简介中的主要内容了。
武汉斑马菌
那必须妥妥是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一场大规模战役
历史今朝
我想了解一下1939年-1945年间武汉在抗战中发生过什么故事，谁能说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