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個角度講，《羞辱》又是一部法律題材電影，劇情的推進大部分依靠法庭的辯論。仔細推敲一下雙方律師的辯護策略，似可明白一個淺顯的道理：化解羞辱和矛盾實在比勝訴更重要。
影片中，託尼多次強調，他只要一個道歉。託尼和亞希爾都沒有想到，上了法庭之後，雙方不願被旁人知道的隱私都被對方律師揭露了出來。先是亞希爾的律師納丁揭露出託尼妻子此前有兩次早產的經歷，然後是託尼的律師瓦伊迪揭露出亞希爾此前有過沖動粗暴的前科，再然後瓦伊迪請出證人證明多年前亞希爾把人打成癱瘓的事實，最後是託尼童年遭遇巴勒斯坦武裝人員襲擊留下的陰影被曝光。
影片中有一段值得注意的對話。從法庭裡出來，亞希爾對他的律師這樣說：“您不該這樣做，進入他人的私人世界，再將它呈現於公共場所。不能這樣做！”律師回答：“那你想怎麼做呢？如果他們攻擊我們，我們就攻擊他們！”
這是典型的律師思維方式。要想勝訴，就必須不斷地攻擊對方，證明對方有瑕疵，有過錯，應該承擔法律責任。為此，很多律師不惜採用“狗仔隊”的方式尋找對方的破綻。這種方式讓律師變得好鬥，變得上綱上線，讓案件變得越來越複雜，讓當事人變得越來越對立。我們見過太多這樣的事例。
這時，我們需要冷靜下來思考一下：我們進法庭來幹什麼？是來解決糾紛，還是來搞臭對方？為了勝訴，我們是不是有些走過頭了？黎巴嫩電影《羞辱》帶給我們的啟示就是：化解羞辱，遠比對抗更重要。最後，兩位當事人用自己的智慧，解開了這個似乎無人可解的死結。他們的智商，高於盛名之下的律師，高於廟堂之下的總統，高於激進憤怒的社會公眾。
寫到這裡，有一個反思順理成章：訴訟究竟該以什麼為價值追求？勝訴是否就是我們的唯一目標？至少在我看來，中國特色訴訟制度中的調解程序實在極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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