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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沈 恂（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退休研究員）

1966年秋，一場瘋狂的名為“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捲中華大地，隨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打倒，各地區的造反派在全國奪權，成立所謂的“革委會”，全中國的大、中、小學都停止了招生和上課，無數的大中型國有企業停工停產，甚至發生武鬥。中國科學院雖然沒有完全停止科研工作，但科研人員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了“鬥私批修”和“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上。不僅國民經濟瀕臨癱瘓，科技也陷入了停滯、甚至倒退的境地。

這種可怕的狀況怎能不引起當時為國為民日夜操勞的周恩來總理的憂慮？1972年8月10日，已經確診患上膀胱癌的周總理在北京召開了文革以來的第一次全國科技工作會議，試圖扭轉中國科學技術事業面臨的困境。據說，周總理在會上提出要從中國科學院和全國重點高等院校選派一批科技工作人員到西方去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以解國家燃眉之急。

自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國基本上都是向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如東德和捷克）派遣留學生，除個別情況外，基本不向西方國家派遣留學人員。但是，自1960年開始，中蘇交惡，已發展到“1969年在中蘇邊境黑龍江上珍寶島武裝衝突”和“蘇聯企圖對中國剛剛建立的核基地施行外科手術式打擊”的程度，中國只能向西方派遣留學生了。當時的西方科技大國只有英國和法國與我國建立了正式的大使級外交關係，其中，英國早在1950年1月就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於1954年與我國互設“代辦處”，加之在國際交往中英語比法語更有優勢，1972年主持我國科技和教育工作的國務院科教組選擇了英國作為新中國建國後第一批60名科技進修生派往的國家。

我所在的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獲得了其中的3個名額，即刁雲程、程振起和我。1973年初，我正在西安二機部所屬的262廠參加β-放射性汙水連續監測儀樣機的研製，突然接到所人事處陳玉敏的電話，叫我儘快結束在西安的工作，到北京語言學院學習英語，準備去英國留學。當時，我真以為是陳玉敏在跟我開玩笑，因為我做夢也未曾想過去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留學，這與我們這一代人接受的反帝、反修、反資本主義的教育格格不入。

一、出國前的準備

我們這些從全國各地選派的60個人於1973年4月初到北京語言學院（現在的北京語言大學）報到，按入學英語測試成績分成快、中、慢三個班。我被分在中班，學習內容主要是英語口語聽和說。我從初中到大學，學的都是俄語，只在大學三年級，作為第二外語，學了一年的英語，主要為培養英文科技文獻的閱讀能力服務，因此，半年學英語語法，半年閱讀老師選擇的英語科技文章，從未想過還有與外國人英語對話的需要。

我們在語言學院廢寢忘食地練習英語對話和聽力，一些英語水平高的同學，則聽英語對話“靈格風（Linguaphone）”唱片，個別膽大的同學甚至找外教老師輔導。60名派遣人員在語言學院一方面學習英語，一方面等待與英國接受單位的聯繫結果，也許主要還是後者。

6月初，第一批出國名單宣佈，軍事醫學科學院的孫曼霽、吳祖澤，上海瑞金醫院胸外科的張世澤大夫和我成為赴英的首批訪問學者（Scholarship），大使館稱我們為“進修生”。按當時的國家規定，我們每人得到600元的置裝費，包括一套西裝、一套中山裝和一件呢大衣。我當時的月工資是56元，這筆置裝費真可謂不菲。科教組安排我們在專門製作出國服裝的“紅都”置裝。

與此同時，由語言學院幫我們辦理赴英的公務護照和簽證。這時，我才驚訝地發現：在我的出國批件上，簽字的有關領導竟然是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吳德和公安部一位副部長的名字，足見當時出國審批程序之嚴格。

二、臨行前的出國教育和英國駐華大使的宴請

我們一行四人定在1973年7月中旬赴英，行前要接受兩天出國學習班的教育，主要是牢固思想：我們出國的首要任務是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宣傳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就，然後才是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實際上，當時國內的大多數幹部和知識分子都已經看清了所謂的“文化大革命”給我們國家帶來的巨大災難，只是不敢說而已。

讓我們意外的是，臨行前3天，時任大不列顛王國駐華大使的艾惕思爵士（Sir John Addis）在英國大使館親自宴請我們四位赴英的訪問學者。這位大使會說中文，親切和藹，宴會前與我們作了親切的交談，詢問了我們各自的專業。我雖然之前在莫斯科餐廳也吃過幾次俄式西餐，這次在英國大使館品嚐英式西餐，卻是頭一次。艾惕思大使的使館宴請說明了英國政府當時對中英科技交流的重視，不知道在我們之前或之後是否還有任何國家駐華大使宴請我國留學人員的例子。

三、飛往倫敦：兩個英鎊

1973年，我國還沒有任何飛往歐洲的航線，我們一行四人只得搭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航班，經停卡拉奇、開羅、羅馬飛往倫敦。出發前，科教組管外事的同志交給我們四人兩張1英鎊的紙幣，作為旅途中急需時使用。當時，我們個人是無法兌換外幣的，於是，這兩英鎊就成為我們四人在整個旅途中應對各種風險開支的唯一支付手段。科教組的同志告訴我們，國外機場上廁所可能要付費，這兩英鎊千萬不要隨便用掉。

我們由首都機場（即現在的首都機場T1航站樓）起飛時已近傍晚，深夜飛抵卡拉奇，由巴航安排在卡拉奇機場旅館住宿一夜。我們都是第一次出國，我甚至是第一次坐飛機，精神高度緊張，生怕沒有聽懂廣播而誤了飛機。第二天一早，巴航的工作人員帶我們去機場餐廳用早餐，餐廳很大，早餐由餐廳服務員一一送上。就在我們四人用完早餐起身離開，準備前往登機時，才知道就餐的旅客須向餐廳服務員支付一定數量的小費。這下難住了我們，如果把唯一的2個英鎊付了小費，以後遇到付費廁所可怎麼辦？不付小費，又有損我們泱泱大國的臉面。正當我們一籌莫展之際，離我們桌子不遠也在就餐的幾位我國駐巴基斯坦武官處的軍官發現了我們的窘境，伸出了援手，讓我們先走，由他們為我們付小費。我們當時真是感激不盡，還是祖國的同胞好啊！

飛機在開羅降落加油時，沒有要求我們下飛機，我們就在飛機上等待再度起飛。下一站降落在意大利羅馬，我們被要求下機，再從羅馬登機時還需經過簡單的安檢。據說羅馬是當時歐洲最不安全的城市，經常發現武器槍支被帶上飛機，因此，對旅客安檢主要是為了防止攜帶槍支武器登機。抵達倫敦已經是當天的下午，我們在機場受到我國駐英國大使館文化參贊處官員的迎接，總算平安到達目的地倫敦。身上所帶的兩個英鎊交還給了大使館。

四、進實驗室前的最後英語補習

在北京語言學院兩個月的英語學習對於即將獨立走進英國大學實驗室的我們畢竟還是短了點，我們到達倫敦後，使館文化參贊處立刻安排我們去倫敦東北方向80公里的古城科切斯特（Colchest）的一所語言學校補習英語。

科切斯特是公元一世紀羅馬人征服英格蘭島所建立的第一座羅馬古城。1973年7月中旬我們到達科切斯特的第一天，當地報紙就刊登了一條消息：“四位中國Doctor來到科切斯特！”我至今尚不能斷定他們指的是四位醫生還是四位博士？那年，除了我32歲，資歷最淺，孫曼霽和張世澤分別是42歲和43歲，吳祖澤是38歲，他們三位被英國人稱為博士也完全受之無愧。

我駐英使館把我們安排在一所教外國人英語的語言學校，我們四人自成一班，每天與老師或彼此之間練習英語對話。學校把我們安排在兩個英國家庭，與他們“同吃同住”，以增加我們與英國人接觸和交談的機會。

國際上有一個著名的富人俱樂部，叫做“扶輪社（Rotary Club）”，是一個全世界商人和專門職業人士的組織，它提供慈善服務，鼓勵崇高的職業道德，並致力於世界親善及和平。科切斯特的扶輪社聽說我們四位中國學者來到這座城市，就通過語言學校與我們聯繫，邀請我們出席他們每兩週一次的聚餐會。按照使館制定的外事紀律，凡是英國個人或團體邀請我們做客，都須事前請示使館，獲得批准後方可參加。我們在扶輪社發出邀請的第二天即電話請示大使館，當時距午餐會尚有10天的時間，但是直至午餐會的前一天，尚未接到使館的答覆，使我們心急如焚。好在晚上我們終於接到了允許通知，避免了一場對外交往上的失禮。

五、走進實驗室，開始新生活

8月下旬，回到倫敦，除吳祖澤要去曼切斯特的帕特森腫瘤研究所從事造血幹細胞的研究外，我們其餘三人均在倫敦，孫曼霽去倫敦大學精神病研究所，張世澤去了倫敦著名的哈默史密斯醫院（Hammersmith Hospital）胸外科，我則去了倫敦大學聖巴塞羅繆醫學院（St. Bartholomew's Hospital Medical College，英國人親切地叫它巴茨"Barts"）物理系。我的導師是該系主任羅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教授，他1908年生於波蘭華沙，1939年到利物浦大學，在因發現中子而獲得193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指導下研究原子爆炸的可能性，隨後跟隨查德威克參加了美國研製原子彈的曼哈頓工程。1973年秋我來到巴茨時，他已經65歲。

由於我們是在一個一切服從國家分配的體制下培養出來的人，不懂得慕名而去的西方求職規則，當羅特布拉特教授問我為什麼要來他這裡工作時，我告訴他是我們研究所安排的。這一回答似乎讓他非常吃驚，加之我對他以及聖·巴塞羅繆醫學院的研究工作一無所知，顯然他是不滿意的。好在我們是通過英國提供教育機會與促進文化交流的國際機構“英國文化教育協會（British Council）”資助和安排的，他並沒有為難我。他指定了系裡唯一一位高級講師拉沃爾（S. Lavell）做我的直接指導老師，給我的研究題目是“直線加速器電子束能量的量熱法測定”，並參加放射生物學研究生班的全部課程學習，每月向他彙報一次工作。由於我的勤奮和努力，得到了他的好感，建立了很好的個人關係。

由於70年代初的中國還是一個非常封閉的國家，加之“文化大革命”，我們對外部世界既不關心又不瞭解，對英國的大學和科研機構更是一無所知，國內通過英國文化教育協會替我聯繫的倫敦大學聖巴塞羅繆醫學院物理系和放射生物學系雖然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曾經是英國著名的放射生物學研究單位，但70年代已經開始衰落，並不是當時英國最好的放射生物學研究機構。去英國前，貝時璋所長和負責制定我的留學計劃的沈淑敏先生（一位和藹可親的女科學家）要求我學習的主要領域是“微劑量學”，並不是加速器電子束的能量測量，這使我感到有些茫然，不知如何是好。

當時，英國大學傳統上每一學科只有一位教授，英國的professor，字面上跟美國和中國的教授沒有區別，含義卻和美國的不一樣,其難度比美國的高很多，數目也少很多。在英國，professor是一個系裡面資歷最深，學術地位最高的人。教授底下設兩個高級職位，一個叫Reader，相當於美國和中國的教授，但在該系的教授退休或去世之前是不能成為教授的。另一個則是高級講師(Senior Lecturer)，相當於副教授，他們之下才是講師、助教和研究生。系裡的Reader是一位生物學家諾爾曼·坎姆博（Norman Kamber），他是一位熱心助人的學者，對我很友好。他知道我的難處後，幫我聯繫了英國著名輻射物理學家、電離室空腔理論的奠基人，倫敦理工學院（The Polytechnic of Central London）數學物理系主任的柏林（T. E. Burlin）教授，學習微劑量學的理論和實驗方法。又幫我聯繫了當時世界上最著名的放射生物學研究機構——格瑞實驗室（Cancer Research Campaign Gray Laboratory），使我得以在這所世界上最著名的放射生物學研究機構短暫工作和學習了3個月。就這樣，我成為在聖巴塞羅繆醫學院物理系註冊和學習輻射物理、又在格瑞實驗室和倫敦理工學院物理系進修的中國訪問學者。

六、在格瑞實驗室度過的難忘歲月

1974年的3月，我終於通過格瑞實驗室物理部的主任巴里·邁克爾（Barry D. Michael）博士進入當時世界上最著名的放射生物學研究機構進修。它是一所以英國著名放射物理學家哈羅德·格瑞（Louis Harold Gray）命名、成立於1953年的專門從事放射生物學和放射治療學研究的科研機構，電離輻射吸收劑量的國際單位Gy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這個實驗室裡有一臺范德格拉夫高壓靜電加速器，產生4MeV的離子束，在格瑞的指導下，傑克·博阿格（Jack Boag）利用這臺加速器，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脈衝輻解裝置（Pulse Radiolysis），並首次發現了脈衝輻射在水中產生的水合電子。我在巴里·邁克爾的幫助下，瞭解脈衝輻解裝置的結構、組成、控制離子脈衝發射的控制系統和瞬態輻解產物的光學探測系統，參與巴里·邁克爾和化學部負責人皮特.沃德曼（P. Wardman）博士對各種放射增敏劑溶液輻解產生的瞬態產物的觀察和分析，感到非常有收穫，使我對輻射在生物系統引起的原初化學反應過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為此，我還趁我在格瑞實驗室工作期間可以請教許多知名輻射化學家的有利時機，系統地自學了輻射化學和快速反應動力學。也是在這一時期，我認識了格瑞實驗室的主任、1987年後成為國際輻射研究聯合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adiation Research）主席的艾達姆斯（G. E. Adams）教授，我們後來成了朋友。1984年，他作為國際輻射研究聯合會副主席時，我們曾邀請他來中國（包括生物物理所）訪問。

在格瑞實驗室的經歷幫助我在1978年科學的春天來到中國大地後僅用兩年時間建成了國內首臺用於研究蛋白質和核酸光解原初產物的微秒級閃光光解裝置（Flash photolysis）。雖然在格瑞實驗室只工作了短短的3個月，格瑞實驗室卻把我看作格瑞實驗室的訪問學者，我1975年春離開英國後的33年中，他們每年都將實驗室的年報寄給我，直到2008年格瑞實驗室合併到英國牛津大學成為該校的放射腫瘤研究所（Oxford Institute for Radiation Oncology）。

七、學習“微劑量學”的理論和實驗方法

在坎姆博教授的幫助下，我拜訪了當時已是倫敦理工學院副院長的柏林教授，在去見他之前，我仔細閱讀了他在阿蒂克斯（Frank H. Attix）和羅奇（William C. Roesch）1968年主編的《輻射劑量學》（Radiation Dosimetry）一書中撰寫的第八章“空腔理論（Cavity-Chamber Theory）”，他非常慷慨地答應我在他實驗室的一臺圓柱形空氣正比計數管上進行模擬生物組織微小體積內電離粒子能量沉積分佈的實驗研究。可能是因為當時微劑量學（又叫輻照物質內微觀的能量分佈）的研究在國際上才剛剛興起，代表人物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放射學系的羅西教授（Harald H. Rossi）, 在英國從事這項研究的人不多，柏林教授又是從事電離輻射與物質相互作用的輻射物理學家，對微劑量學的概念也有相當的興趣。就這樣，他向我提供了實驗條件。倫敦理工學院離我居住的國際學生大廈（International Students House）很近，步行只需十幾分鍾，只要與管理實驗室的技術員事先聯繫好，我就可以在聖·巴塞羅繆醫學院的“主業”與倫敦理工學院的“副業”之間安排好我的工作日程。

當時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我至今未忘。柏林教授實驗室裡有一位年輕的技術員（姓名已經忘了），由於西方人慣有的瞧不起中國人的種族偏見，對我不太配合。當時，實驗要用的圓柱形空氣正比計數管上用於脈衝信號放大的線性放大器出現了故障，造成微劑量實驗無法進行，他以線性放大器廠家派不出人來維修為由，故意為難我，我就提出自己來修，他以為我這個中國人怎麼可能會修，就答應了。想不到我只用半天時間就找到了放大器裡一個損壞的晶體三極管，並很快使儀器恢復了正常工作。這件事讓這位技術員從此對我刮目相看，為我的實驗工作提供了很多支持。

我在柏林教授處間隙性地工作了不到3個月，通過改變計數管裡的空氣壓力模擬不同大小的微觀體積，獲得了鈷-60伽馬射線在不同微觀體積內能量沉積的統計分佈，寫出了實驗報告，交給了柏林教授。80年代初，我曾在衛生部北京工業衛生實驗所舉辦的全國性微劑量學學習班上講解微劑量學的概念和它與輻射生物效應的關係，就是得益於在柏林教授處工作時得到的感悟。

八、當年中國駐英使館對留學生的管理

我們在英國進修時，國家正處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後期（1973年7月-1975年3月），原來決定要派遣60名科技人員赴英進修的計劃，由於1974年國內開展的“批林批孔”運動而不得不改變，結果只有30名進修生得以成行。由於當時“階級鬥爭”觀點極強，對資本主義世界的誘惑保持著極高的“警惕”，國家規定在國外工作或學習的人員必須“二人行”，就是外出必須兩人同行，包括大使在內的使館工作人員也不例外。但是這條規定對我們各自在不同的城市、不同工作單位進修的科技人員卻難以實行，於是我們成為在英國唯一不受“二人行”限制的行動最自由的中國人。但是，使館對我們這些留學人員能看什麼樣的電視節目是有明確限制的，規定我們只能看新聞、體育、政論節目，電視娛樂節目是不能看的，好在我工作學習很忙，這些限制對我其實沒有多大影響。

雖然我們在英國的生活費是由英國文化教育協會按月寄到我們的銀行賬戶，每月84英鎊，但是，大使館對我們如何使用這筆生活費是有嚴格規定的，使館規定我們每日的餐費是66便士（1英鎊=100便士），早飯16便士，中晚合計50便士，每天必須記賬，回國時將賬本交給使館審核。住宿費可以在生活費裡實報實銷，交通費只能報銷居住地至工作單位的兩站之間的地鐵月票。另外就是每月可以支配的零用錢，“批林批孔”運動前是6.3英鎊/月，運動後降為4.3英鎊/月。這點零花錢大概可以買一條香菸。我們這些進修生就是在這樣的生活條件下工作和學習的，而且每月還會從英國文化教育協會按月寄給我們的生活費裡省出約20-30英鎊，上交使館。

當時，使館對我們與外界的交往也有嚴格的規定。一次，系裡的坎姆博教授（Reader）請我去他家吃飯，請我向他們社區的鄰居們介紹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經請示大使館得到了批准，但我必須再帶一位我的中國朋友一同前往。於是，我找了當時在聖巴塞羅繆醫院內分泌科進修的協和醫院的陸兆麟大夫（他90年代時擔任過協和醫院的院長）與我同往。

我非常幸運，除語言學習之外，我在英國留學期間都被英國文化交流委員會安排在倫敦的國際學生大廈居住。這個學生大廈又叫做“國際學生之家”，是由伊麗莎白女王的母親作為第一讚助人的一個慈善機構於1965年建成的，裡面住著來自世界100多個國家的500多名留學生。裡面有圖書館、閱覽室、餐廳、3間對應不同電視頻道的電視間、舞廳、室內健身房和電影放映廳。每年，當時還在世的女王母親都要來這個國際學生之家看望各國來的留學生，是個非常理想的與各國留學生交往的地方。當時，我們是不準與臺灣來的留學生和蘇聯派到英國的留學生交談的，好在我的旅英生活中沒有遇到臺灣來的留學生。但是與我一同住在國際學生大廈的有一位莫斯科大學來的講師，還有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在帝國理工學院攻讀化學工程博士的姚建平。姚建平和我是好朋友，他和那位莫斯科大學的講師也很熟，他常把他與這位莫斯科大學講師的談話告訴我，但我與這位莫斯科大學的講師即便插肩而過，也從不打招呼，我們都知道彼此的政府不允許我們有任何接觸。其實，所有住在國際學生大廈的留學生都在大廈的餐廳用早餐（因為早餐包在房費裡），是彼此認識和交談的好場所，我可以與各國的留學生交談。譬如，與來自一位西班牙的反佛朗哥的記者交談西班牙國內的局勢，也可以為了反駁西方國家對西藏問題的歪曲，與來自西德的留學生激烈爭論，但是絕不能與來自修正主義蘇聯的學者交談。

圖1. 作者與一些外國朋友在“國際學生大廈”裡的圖書館樓梯上合影。樓梯上由下之上分別是荷蘭留學生、墨西哥留學生、作者、姚建平（馬來西亞）和日本住友銀行實習生。樓上兩位女孩分別來自英國（左）和韓國（右）。

1974年，國家除了派遣我們這批科技生來英國進修，還派了一批平均年齡比我們小10多歲的英語語言留學生，他們開始在倫敦以外某地的語言學校學習，由於期間一位來自總參二部的留學生“叛逃”，使館不得不把他們集中到位於倫敦梅德維爾街中國大使館教育處的招待所，聘請了斯諾先生的第二任夫人教授他們英語。由於國內“批林批孔”運動的開展，我們在英國進修的科技生每兩週都要到使館教育處的招待所學習“批林批孔”，從而與這批語言留學生有所接觸。後來聽說，這批語言留學生裡，出了好幾位共和國的部長。

九、在英國留學期間的一些難忘記憶

1973年秋，使館為我們在倫敦的三位進修生安排了一次去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拜謁革命導師馬克思墓的活動，與我們同去的有當時的英國左翼記者格林（Phillics. Green）夫婦。格林先生是英國著名的記者和製片人，從上世紀60年代起，訪問過中國不下15次，早在1960年就專訪過周恩來總理。1979年文革結束後，他又訪問中國，並受到華國鋒主席的接見。（這兩次專訪的視頻還在國家檔案館保存）

圖2. 孫曼霽（後左2）、張世澤（後右1）、作者（後左1）、格林（後右2）、格林夫人（前右2）、使館嶽老師（前右1）和兩位小留學生。

1973年10月以後，60人的赴英進修生中，又有一些同伴們陸續到達英國，我們所的刁雲程和程振起也到達了劍橋大學。1974年早春，我去劍橋看望他們，同時也是為了一睹聞名世界的劍橋大學的風采。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為一所坐落於英國劍橋的研究型書院聯邦制大學，成立於1209年，是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學之一。劍橋大學是英語世界中歷史第二悠久的大學，也是世界上現存第四古老的大學。至2010年已誕生了97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我與刁雲程、程振起、趙忠賢（2016年獲得國家最高科學獎）以及怎麼也想不起姓名的同批學友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那典雅古樸的建築物前留下了一張難忘的合影。

圖3.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樓前的合影，從右至左，分別是程振起、刁雲程、趙忠賢、本人和兩位記不起姓名的旅英同學

十、回國途中的插曲

1975年3月，我與來自上海瑞金醫院的胸外科大夫張世澤一起，結束了在英國的留學生活，返回祖國。離開倫敦大學聖巴塞羅繆醫學院物理系前，我將撰寫好的學術論文“測定電子束能量的流式量熱法（A Flow Calorimetric Method of Determining Electron Beam Energy）”交給了我的直接指導教師拉沃爾（S. Lovell）, 請他在語言上潤色後提交《醫學生物學中的物理學》（

臨行前，在坎姆博教授和英國文化交流協會的幫助下，我有幸參觀了當時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尚不開放的牛津郡迪考特（Didcot）附近的英國核科學研究所，還參觀了曼切斯特帕特森腫瘤研究所。

由於我們回國時的行李大大超過了乘飛機規定的20公斤限額，留學生們回國都選擇乘火車從倫敦去多佛港，乘船越過英吉利海峽在荷蘭海牙登陸，然後穿越整個歐洲大陸經莫斯科回國，旅途歷時半個月左右。當時，國家對留學生的安全十分重視，因為之前不久，一架從莫斯科飛往北京的飛機失事，造成機上幾十名在蘇聯學習火箭和其他尖端技術的中國留學生遇難。於是中國政府規定，留學生回國途中，只要遇到換乘站，都必須有途經國的中國大使館派人迎送。

我們從倫敦出發後，第一站是海牙，我國駐荷蘭使館派員接送。當時，從海牙開往莫斯科的班列不是每天都有，好像一週只有兩列，我們就在我國駐荷蘭大使館住了兩天，使館同志很熱情，專門派車帶我們遊覽了海牙國際法庭和離海牙較近的鹿特丹港。送我們登上開往莫斯科的列車時，使館人員還塞給我們乘坐的車廂列車員每人15個荷蘭盾和兩瓶酒，請他們對我們特殊關照。

列車抵達莫斯科時，我駐蘇使館人員早已經在車站等候，我們被安排在列寧山上的中國駐蘇聯大使館住下，等候莫斯科開往北京的下一趟列車。為安全起見，我們自己不得外出，但是使館同志還是開車帶我們拜謁了莫斯科紅場上的列寧墓，我們瞻仰了當時在我們心裡極為崇敬的躺在水晶棺裡的列寧遺容，內心非常激動。遺憾的是，1975年我們瞻仰列寧遺容時，斯大林的遺體已被移出了紅場陵墓。我們在莫斯科-北京的列車臥鋪車廂裡度過了8個晝夜，使館給我們每人發了一些足夠在列車餐廳用餐的蘇聯盧布。旅途中還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故”，當列車在鄰近貝加爾湖的一個車站停車時，我們和同乘這趟列車的幾十位在蘇聯學習的越南留學生都下車購買頗有名氣的貝加爾湖炸魚，不料開車後發現一名越南留學生滯留在車站，未及上車，急壞了越南歸國留學生的領隊。後來聽說蘇聯方面用直升機把這名未及上車的越南留學生送到了下一個火車站，當時給我的感覺是，蘇聯人辦事很有效率。

我們乘坐的莫斯科-北京列車在內蒙的二連車站進入祖國，邊境安檢人員上車對乘客檢查。我因為在英國用節約下來的零花錢的半數購買了一塊歐米茄手錶，將新購的手錶帶在手腕上，卻把去英國時帶去的姐姐送我的蘇聯手錶放在了箱子裡，結果遭到了開箱檢查的厄運。安檢人員從我的箱子裡翻出了幾盤錄有貝多芬和莫扎特交響樂的卡式錄音帶，還搜出了幾雙我在英國購買的準備送給妻子和家裡女同胞的尼龍絲襪，因為沒有撕掉絲襪上女人穿襪大腿的標籤，遭到安檢人員的嚴厲批評和責罰。由於國內當時正處於由“文革旗手”江青發起的對所謂“無標題音樂”的西方古典音樂的批判，錄音帶被說成宣揚資產階級腐朽文化，保留絲襪上的大腿廣告標籤則被視為追求黃色淫穢。我被帶到車站一間辦公室，除了接受批評教育，留下國內單位名稱地址以便他們向我所在單位反映我的嚴重問題，安檢人員還沒收了我的全部古典音樂錄音帶，絲襪雖未被沒收，卻責令我當場撕掉所有尼龍絲襪上的標籤。現在的人們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當時國內的政治生態竟會如此讓人哭笑不得。

十一、後 記

我雖然在英國只待了1年零8個月，但是學到了如何進行科學研究，是我從一個學物理的年輕人向研究生物學蛻變的開始，英國許多有成就的放射生物學家都有物理學的背景，它增強了我轉向生物學的信心，這可能是我留學英國最大的收穫。在英國期間，認識了不少知名的科學家，這讓我受益匪淺。我特別要提一下我在英國倫敦大學聖巴塞羅繆醫學院物理系的導師羅特布拉特教授，他當年已經66歲，有許多社會活動，未能親自指導我的學習和研究工作，但是他給了我很大的自由度，讓我在課題研究外有足夠的時間學習和參與輻射化學和微劑量學的研究實踐。我當時並不太瞭解他，只聽說他是一位反對核武器的社會活動家。直到上世紀末，才知道他因為和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1970）共同發起、並由他領導組織了帕格沃什科學與世界事務會議（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and World Affairs）獲得了1995年諾貝爾和平獎。1955年，為了尋求解決全球安全威脅，發表了由包括羅特布拉特在內的11位世界著名科學家簽署的《羅素-愛因斯坦宣言》。1957年，由羅素和羅特布拉特根據這一宣言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帕格沃什小鎮建立了反對核武器、主張核裁軍的國際會議，並以該小鎮的名字命名。我的這位導師羅特布拉特（1908-2005）以他在帕格沃什運動中的貢獻，在他87歲高齡時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實現了他的人生價值。2005年9月3日，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發表聲明，對英國著名物理學家、反核人士、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約瑟夫﹒羅特布拉特去世表示深切哀悼。

今天，當我回憶起45年前的留學經歷時，我們的國家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出國留學已經從少數公派，變成了每年幾十萬人的自費留學，國家行為的派遣變成了青年人普遍享有的求學權利。社會在進步，國家在富強，中國人民獲得了從未有過的接觸世界先進科技、先進文明的機會，必將加快中國的前進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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