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許多中國人都低估了社會發展的風險概率，對形勢走向往往過於樂觀，以至出現大量高槓杆的舉動，導致全民浮躁與潛在的系統性風險。比如，中國人傾向於認為，經濟將保持高增長，房價會一直漲非對稱風險下去，股市將突破10000點。
近年來，樓市股市低迷，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中美經貿摩擦無疑給中國人上了一堂生動的全民教育課。
2019年，我們已經看到第一隻黑天鵝的到來——蘋果糟糕的營收預期引發美股暴跌。蘋果股價大跌9.96%，這是蘋果公司有史以來最慘烈的一次暴跌。蘋果股價大跌或許意味著好日子即將終結，但這此事只是“黑天鵝”事件的開端，有許多專業人士認為，蘋果的公告，加劇了市場對美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時滯的焦躁。
如何防禦“黑天鵝”事件？《黑天鵝》的作者塔勒布在新書《非對稱風險》中說到，“風險共擔”有助於解決類似“黑天鵝”的突發事件以及其他層面的（包括個人或者集體所遭遇到的）不確定性事件。那些在“風險共擔”中存活下來的個體或者集體，證明了他們抵禦“黑天鵝”事件的韌性，我們如果人為地排除“風險共擔”，就會破壞這種篩選機制。
圖書《非對稱風險》
在一個符合“風險共擔”的系統中，自我犧牲很可能是很關鍵的一個理念。這樣做的目的是確保集體或者更高層級的個體能夠存活下去，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就是“成王敗寇”的遊戲。
古之軍閥亦有道矣
偉大的人物總是主動承擔風險，他們承受的風險遠比普通人大得多。
羅馬皇帝朱利安戰死於波斯邊境無休止的戰爭中—他當時是羅馬帝國的皇帝。別以為只有愷撒、亞歷山大和拿破崙才親自領軍參戰，那是因為我們所熟悉的歷史都是由謳歌他們傳奇事蹟的歷史學家堆砌起來的。而朱利安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例證：還有什麼證據比穿透他胸膛的波斯長矛（當時他沒有穿護甲）更能證明這個皇帝曾親自在前線作戰呢！他的前任之一瓦萊裡安也曾經參加對波斯的戰爭，並在邊境被俘，據說瓦萊裡安曾被波斯皇帝沙普爾一世當作上馬的人肉腳凳來羞辱。還有拜占庭帝國最後一個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帕里奧洛格斯，人們看到他脫去象徵羅馬皇帝的紫袍，和他的部下一起，高舉利劍和攻入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作戰，他面對必死的結局保持了豪邁的尊嚴。雖然有傳聞說土耳其人曾經向他開出過誘人的勸降條件，但一位有尊嚴的皇帝是不會考慮這個選項的。
這些都不是歷史中孤立的證據。本書作者做過統計並確信：只有不到1/3的羅馬皇帝死在了自己的床上，只有很少幾個羅馬皇帝因衰老而死，我們由此可以推測，大多數羅馬皇帝之所以沒有活得更長，是因為他們要麼死於對外征戰，要麼死於宮廷政變。
即使在當今世界，君主的合法性仍然依賴於“皇室和貴族為國家承擔風險”的社會契約。
1982年英阿馬島戰爭中，英國皇室成員安德魯王子駕駛著直升機在前線作戰時，承擔了比普通士兵更多的風險。他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源於一個古老的社會契約，即貴族的特殊地位源於他對其領地上平民的保護，他用承擔風險的代價換取了自己的優越地位，所幸的是，無論是英國王室還是平民，他們依然記得並奉行著那份社會契約。如果你不能為人民承擔風險，那麼你無法成為他們的領袖。
羅伯特·魯賓的勾當
有人也許覺得推翻我們頭上的貴族就意味著文明與進步，事實可能並非如此。與此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到：
在一個由官僚，而不是貴族主導的體系中，一個人的行為和他本來需要為此承擔的後果被輕易地分開了。
有人會問，中央集權的官僚體系天然會造就不用對自己行為後果負責的官僚，那我們該怎麼辦？
好吧，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分散權力。委婉地說，就是地方化，以減少那些得以從自身錯誤給別人造成損害的後果中被豁免的決策者。
分權基於這樣一種樸素的理念，讓那些不為自己的決策承擔後果的人只能做一些影響較小的決策，而不是讓他們做影響巨大的決策。所以，分權的體制能夠減少體制內那些後果嚴重且影響劇烈的非對稱性。
但是，你也不要擔心，即使我們不分散權力和分配責任，分權也會自然發生，但這將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一個“風險後果”和“責任權力”之間相互不匹配的系統會慢慢積累不平衡，並最終垮掉。它如果垮掉以後能以某種形式重生，就會以分權這種方式實現自我修復。
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由於系統中隱藏的非對稱風險經累積後爆發導致的。那些銀行家以及風險轉移大師們，用那些只在論文中才能成立的風險模型，把一系列有爆炸性風險的資產包裝起來，並從中獲利。他們採信的模型離開了稿紙根本不起作用（學者們沒有親身參與“風險共擔”，所以他們幾乎完全不瞭解風險到底意味著什麼）。
在危機爆發以後，這些既得利益者又援引我曾經在《黑天鵝》一書中提出的不可預見的破壞性事件來為自己辯解，並保留了自己在危機前獲得的鉅額收入。這就是我所說的“羅伯特·魯賓的勾當”。
讓我來詳細解釋一下“羅伯特·魯賓的勾當”。羅伯特·魯賓是美國財政部前部長，你剛剛用來買咖啡的那張鈔票上就有他或他同事的簽名。他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10年裡，從花旗銀行收穫了超過1.2億美元的報酬。當銀行陷入破產危機時，政府用納稅人的錢把銀行救了回來，而他根本沒有掏過自己的錢，他以隨機性為藉口，從中賺夠了錢。銀行沒事兒的時候，他大把賺錢；銀行出事兒的時候，他說這事兒要怪“黑天鵝”。羅伯特·魯賓不承認他把風險轉嫁給了普通納稅人，比如，西班牙語女教師、公立學校的文員、罐頭廠的主管、素食營養顧問和地方助理檢察官的秘書，是這些人替羅伯特·魯賓承擔了本應由他承擔的風險和損失。最糟糕的還不止於此，公眾由此對自由市場失去了信心。公眾把腐敗和任人唯親歸罪於放任自由的市場，而事實恰恰相反，是政府的干預造成了貪汙腐敗，尤其是政府主導的救援行動，使得整個金融市場的運行機制脫離了“決策者承擔後果”的風險匹配原則，使得市場的受益者、決策者和參與者可以脫離“風險共擔”，在不承擔風險的情況下做出決定並攫取利益。
值得慶幸的是，儘管奧巴馬政府也和前一屆政府一樣，努力想要保護類似於“魯賓的勾當”和尋租的銀行家們，但是承擔“共擔風險”的業務開始向小型對沖基金這樣的機構轉移。這個轉變源於原有的商業銀行監管體系過度官僚化，令人不堪重負，監管部門每天處理文件就像洗牌一樣（他們的工作就是像洗牌一樣洗文件）。儘管他們出臺了上千頁的銀行監管文件，卻根本沒有體現金融機構經營者的風險和收益應該互相匹配的“風險共擔”原則。而現在的對沖基金管理者拿出自己一半的淨資產和客戶的資產放在一起。這就使得他們或多或少地匹配了風險和收益，親身參與“風險共擔”意味著船要是沉了，他們會一塊兒完蛋。
將靈魂投入“風險共擔”
在“風險共擔”的親歷者們看來：第一，得到的榮耀和付出的承諾是一體的；第二，勇於承擔風險（某些特定類型的風險）事件的後果，不僅是人和機器的區別，而且是將人區分成不同等級的依據（有些人可能不愛聽這句話）。
如果你不能為自己的言論承擔後果，那麼你等於什麼都沒說。
成功就是過上一種挺直脊樑充滿榮譽感的有尊嚴的生活，絕對不能讓別人替我們去承擔由我們的錯誤所造成的損失。
尊嚴就是有些事情你永遠都不會去做，無論報酬有多麼誘人。比如一位有尊嚴的女性，她不會為了500美元向浮士德出賣自己的身體，這同時也意味著即使給她100萬、10億甚至10000億美元，她也不會這樣做。但是，尊嚴不僅是不去做什麼，它還意味著你會無條件地去做某事，而且無論結果如何，比如決鬥，偉大的俄國詩人普希金、法國數學家伽羅瓦，還有很多人都在決鬥中英年早逝（伽羅瓦去世時實在是太年輕了），他們為了捍衛尊嚴，都不惜冒險決鬥，將自己置於死地。他們不會選擇像懦夫一樣活著，他們寧可從容赴死，即使是伽羅瓦這樣年少有為的數學家也是如此。一位典型的斯巴達母親會這樣對即將奔赴戰場的兒子說，“要麼凱旋，要麼捐軀”（當地的習俗是將戰死英雄的屍體平放在他的盾牌上面，扛回來）。只有懦夫才會為了逃得更快，丟棄自己的盾牌。
如果你想了解現代化是如何摧毀人類價值觀的，你就可以將上文中那些無條件犧牲自己的古代英雄與現在從事遊說職業的人進行對比，那些令人作嘔的遊說者，還有那些學術不端的人，他們居然用“我還要供養孩子上大學”來為自己辯解。那些缺乏道德獨立性的人，往往通過曲解道德標準來解釋他們職業操守的正當性，而不是改變他們的職業操守使之符合道德標準。
還有另外一種尊嚴：和其他人一起參與到“風險共擔”中去，並甘願為共同的事業犧牲自己的利益。當然，還有一種榮譽感就如同手工匠人那樣，自豪地傳承著某種手藝，而無須做出巨大的犧牲。
總而言之，沒有“風險共擔”，就一事無成。
對於個人來說，到市場去經歷“風險共擔”，意味著將體驗到：人類的正義理想、個人的榮譽感、自我犧牲精神，以及其他事關人類生存的最寶貴的品質。
對於市場參與者來說，“風險共擔”意味著你必須堅信“實踐出真知”，而且“實踐是獲得真理和獲悉真相的唯一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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