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作者： 呂臻。
[摘要]毛澤東是文章大家，他的著作是我們黨優良文風的代表。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多次強調過文風問題。他提倡領導幹部要親自動手寫文章；寫文章要注重調查，實事求是，不要誇大；要處理好材料和觀點的關係，學會用唯物辯證法分析問題；要講究邏輯、文法和修辭，要有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寫文章要有群眾觀點，心裡裝著讀者；文章寫好後要進行反覆修改等等。毛澤東關於文風的論述，不僅對於我們今天改進文風有啟發作用，對於我們轉變黨風也有重要借鑑意義。
毛主席
[關鍵詞]毛澤東；文風；黨風；唯物辯證法；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毛澤東是文章大家。人們常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其實他下筆更如“神”。他的作品風格多樣，出神入化，時而大氣磅礴，如大江大河奔流直下；時而雋永秀麗，韻味無窮；時而樸實無華，卻富含哲理。毛澤東的著作是黨的優良文風的代表。新中國成立後，他常常在會議、談話中提到改進文風、寫好文章此類話題，這多是他豐富寫作實踐背後的沉澱、昇華和總結。本期《黨的文獻》刊發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中有關文風問題的論述，本文據此略談幾點體會。
領導幹部要親自動手寫文章
毛澤東提倡領導幹部要親自寫文章。為什麼一定要寫文章呢？因為，它對於提高工作能力大有益處。毛澤東談到：“寫文章，可以鍛鍊頭腦的細緻準確性。客觀事物是獨立存在的東西，全面地認識它，寫成文章是不容易的事情。經過多次反覆，才能比較接近客觀實際，寫出來經過大家討論一下，搞成比較謹慎的作風，把問題把思想寫成定型的語言文字，可以提高準確性。”做工作的前提是正確認識客觀世界，而“文章是客觀事物的反映”（《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4頁。），因而寫文章有助於人們正確地認識客觀世界。經過不斷寫文章、改文章、集體討論文章這些方法，主觀和客觀就漸趨一致了，做工作的基礎也就有了。
領導幹部親自動手寫文章，確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毛澤東是這樣要求領導幹部的，他自己也是這樣做的。他早年辦《湘江評論》時，預約的稿子常不能收齊，他冒著酷暑和蚊叮蟲咬，一個多月內，寫了四十篇文章。大革命時，他揹著雨傘走村串戶調查數月，不畏勞苦，寫下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調查報告，為確立“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奠定了理論基礎。後來，即使成為黨的領袖，毛澤東照樣自己動手，指揮打仗再忙再累，工作條件再苦再差，他都堅持親自起草文章、電報、講話提綱，撰寫社論、新聞通訊，甚至替別人寫文章。新中國成立後，針對一些領導幹部寫報告和講話稿讓秘書代勞，毛澤東說：“我寫文章從來不叫別人代勞，有了病不能寫就用嘴說嘛！”“秘書只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書去辦，那麼部長、局長就可以取消，讓秘書幹。”他明確要求領導同志“重要的文件不要委託二把手、三把手寫，要自己動手，或者合作起來做”（《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9頁。）。
寫文章貴在實事求是
毛澤東提倡寫文章要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要從生活、從實踐出發，真誠地表達自己的心裡話。他說：“只要是嚴格說理又合乎事實，即實事求是的文章，是站得起來的。”他稱讚列寧的著作“生動活潑”，因為列寧“把心交給人，講真話，不吞吞吐吐”（《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6頁。）。做人貴在真誠，作文也是如此。毛澤東主張文章“不要用過於誇大的修飾詞”，分析情況好就是好，壞就是壞，“不要誇大”；講話發言也要“有表揚，有批評，有成績，也有缺點”，不要盡是講好話。
寫文章實事求是的基礎是要有追求真理的科學態度，要認真進行調查研究。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曾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強調“注重調查”、“反對瞎說”，“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早年他在中央蘇區寫下的七萬多字的《尋烏調查》，堪稱我黨基層調研工作的典範。毛澤東對這次調研印象很深刻，新中國成立後曾回顧說當時是“下大力氣”。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下這樣大的力氣去調查研究，是很難得的，但也是極有價值的，沒有當時這番苦功夫，哪有後來的勝利和輝煌？人們用“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來形容寫文章是很貼切的，世間真正聰明的人是樂於下這種苦功夫的。
要處理好材料和觀點的關係， 善於分析問題
有了正確的態度，還要有正確的方法。毛澤東告誡寫文章要處理好材料和觀點的關係，強調“材料應與觀點統一”，要把材料經過大腦的加工，貫通起來，形成自己的系統看法。
材料是血肉，是觀點的基礎。毛澤東說：“不熟悉生活，對於所論的矛盾不真正瞭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77頁。）在延安時期，他就號召真正的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觀察、體驗、研究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
然而單有材料還不行，還要加工，要消化。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文章要有觀點，有“較深刻的思想性”。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學會分析問題。毛澤東指出：“分析的方法就是辯證的方法。所謂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77頁。）
毛澤東反對寫文章不懂裝懂，拿一堆材料來堆砌了事。1957年12月25日，他在一封信中寫道：“文章寫不下去了，此時應該多看看材料，再考慮考慮，看看自己是不是還沒有真懂。”他曾看過一份文件後不滿意，認為文件起草者對所論問題“不甚內行，還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於不能用文字表現出來”。他認為，構思寫文首先要分析所論事物對立統一的內部聯繫，分析其中的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這樣才能“有長江大河、勢如破竹之勢”。如果沒把問題搞懂，就不要輕易下筆。
真正有分析有觀點的文章就會有力量。毛澤東稱讚魯迅後期的雜文“很有力量”，認為是由於魯迅擁有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掌握了唯物辯證法這個思想武器。
要講究文法、修辭、邏輯， 文章要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毛澤東是遣詞造句的大師，他的語言精煉準確，詞彙豐富多彩，用典生動恰當，他的文章既有思想的力量，也有藝術的感染力。新中國成立初期，一些報紙、雜誌、書籍上的文字以及黨和政府機關的文件在語言運用方面存在著混亂狀況。毛澤東注意到這一點，要求規範語言的使用，強調寫文章要講文法、修辭、邏輯。講究文法，是寫文章的基本要求。講究邏輯，是指“使用概念和判斷進行推理的時候要有邏輯性”，“必須注意各種詞語的邏輯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條理”，文章“開頭、中間、尾巴要有一種關係，要有一種內部的聯繫，不要互相沖突”（《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第1547頁。），也就是說要注意文章的準確性、條理性和前後的一貫性。講究修辭，則是要使文章生動活潑一些，使人愛看。
在文章語言的運用上，毛澤東指出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要從外國語言中吸收我們所需要的成分，還要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東西。他尤其反對一些人“寫文章沒有中國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主張要吸收祖國語言幾千年來的豐富營養；他批評有些文章“洋腔洋調”，主張中國人寫文章要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寫文章要有群眾觀點， 心裡裝著讀者，使讀者愛看
寫文章要有群眾觀點，心裡始終裝著讀者。毛澤東說：“你講話是講給別人聽的，寫文章是給別人看的，不是給你自己看嘛！”“要想到對方的心理狀態。”“當著自己寫文章的時候，不要老是想著‘我多麼高明’，而要採取和讀者處於完全平等地位的態度。”（《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77頁。）這是群眾觀點在文風中的具體體現。心裡有讀者，謀篇佈局、遣詞造句、語言運用都考慮讀者的感受，這樣讀者才會愛看你的文章。對於在寫作過程中如何站在讀者的角度想問題，毛澤東有多方面的闡述。“標題要醒目些，使讀者愛看。”1957年，《人民日報》送來一篇社論稿，題目是“怎樣對待批評”，毛澤東看後，將其改為“正確地對待善意的批評”，並批了一句話“這個概念化的標題是不好的”。一個很簡單的改動使標題更加準確鮮明，也帶給人一種很親切的感覺，這是因為毛澤東很懂得讀者的心理。
對於文章的開頭，毛澤東主張應開門見山，首先提出要點，引起讀者注意，然後再作闡釋論述。他反對一些文章一上來就大段引用經典論述，給人以距離感，認為“先講死人、外國人，這不好，應當從當前形勢講起”。
在文章的語言上，毛澤東主張要照顧讀者的心理，要學會使用人民群眾的語言，“要通俗，使工農都能接受”。他強調，文章不僅要講清道理，而且語言要生動活潑，做到“理情並茂”，這樣的文章才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說：“文章要尖銳，刀利才能裁紙”，但是文章也不能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愛看，可以把軟和硬兩個東西統一起來。文章寫得通俗、親切，由小講到大，由近講到遠，引人入勝，這就很好。”他稱讚魯迅的文章既不太軟也不太硬，不難看。
關於文章的敘述方法，毛澤東也有獨到的看法。他批評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寫法“很不好，總是從概念入手”，認為這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他指出：“研究問題，要從人們看得見、摸得到的現象出發，來研究隱藏在現象後面的本質，從而揭露客觀事物的本質的矛盾。”
文章寫完後要反覆進行修改
文章寫完後，是不是就萬事大吉了呢？毛澤東認為還不行，還得去修改。
為什麼一定要修改文章呢？1963年，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談到：“寫文章和寫詩不經過修改是很少的。為什麼要修改？甚至還要從頭寫？就是因為文字不正確，或者思想好，但文字表達不好，要經過修改。”毛澤東還主張，“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認真地加以刪改，然後發表。文章是客觀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複雜的，必須反覆研究，才能反映恰當”（《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44頁。）。可見，改文章就是改思想，改的過程就是思想完善的過程。毛澤東一生改過的文章無數，簡單舉兩個例子。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主持起草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前後差不多七個月，總算起來有一二十個稿子，全國有八千多人討論，提出五千幾百條意見，採納了百把十條。（ 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16頁。）經歷了這樣的過程，毛澤東最後才講：“這個憲法草案，看樣子是得人心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334頁。）再如，著名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年過六旬的毛澤東前後修改了十幾遍，持續近半年時間，傾注了多少心血！可見，修改文章是要下大氣力的。
不僅是對重要的文件和文章，對自己的詩詞，毛澤東也常會反覆斟酌修改。白居易曾有“好句時時改，無妨悅性情”一語，正可以用到毛澤東身上。他對自己詩詞的修改非常認真，極其講究。1952年，一位大學老師寫信指出《長征》詩“騰細浪”“金沙浪拍”兩個“浪”字重複，有違詩作大忌，建議改為“水拍”，毛澤東欣然接受，並稱其為“一字師”。
結 語
或許有人會問，不管是在革命年代還是建設年代，毛澤東為什麼會反覆強調文風問題呢？這固然與他本人就是文章大家有關，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作為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毛澤東明白，文風好壞與黨的事業的興衰緊密相關，“學風和文風也都是黨的作風，都是黨風”（《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12頁。） 。文風是一名領導幹部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的重要表現，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出現毛病，往往在文風上會有所表現。因此，今天重溫和學習毛澤東關於文風問題的論述，不僅對於我們改進文風有啟發作用，對於我們轉變黨風也有重要借鑑意義。
〔作者呂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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