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在短短數十年間，經歷了“仁宣之治”到“
土木之變”，從極盛的頂峰一下子跌落，下滑速度之快史所罕見，從根本上來說是由於明英宗剛愎自用、寵信奸佞造成的。而在戰爭中又催生出了另一位皇帝，他就是明朝的第七位皇帝——明代宗朱祁鈺。
明宣宗朱瞻基只有兩個兒子，長子朱祁鎮，次子朱祁鈺。朱祁鎮的孫皇后的兒子，而朱祁鈺只是嬪妃吳氏所生。子憑母貴，朱祁鎮從小就受到萬般寵愛，而朱祁鈺從小卻生活在宮外，一直到後來才被接進宮裡，由張太后代為照顧。年齡僅相差一歲的兩個人，從小關係就很好，可謂兄弟情深。
宣宗駕崩之後，長子朱祁鎮很自然的就繼承了皇位，而朱祁鈺也一直沒有外出就藩，就生活在北京城中。正統十四年（1435年）七月，年僅22歲的明英宗朱祁鎮聽信宦官王振的鼓動，執意要效仿成祖朱棣御駕親征北方來犯的蒙古瓦剌部，但他不僅在戰前準備就不充分，更為關鍵的是英宗識人不當、所用非人，導致明軍在張家口的土木堡被瓦剌軍打了個完美的殲滅戰，連英宗本人也成了敵人的俘虜。
兩百里之外的京師迅速就得到了消息，滿城文武瞬間都慌了手腳。瓦剌手上有了英宗這個人質，就彷彿有了無盡的底氣，悍然對北京發動進攻。這時朱祁鈺擔任監國重任，太子是年僅兩歲的英宗幼子朱見深，舉國之重一下子就壓在了朱祁鈺身上。面對來勢洶洶的敵人，很多大臣已經開始私下轉移財產，並有翰林院侍講徐有貞假託天象，勸說朝廷應該遷都南京，以避刀兵，獲得了一批大臣的響應。而這時于謙立馬否定了這一提議，他以北宋的南遷為教訓，認為南遷無疑是亡國之論。朱祁鈺召開了御前會議，力排眾議堅決地支持于謙的觀點，決心與京師共存亡。並且還對英宗朝王振的黨羽進行清算，對於午門血案中的涉案群臣亦進行了赦免。
本著國不可一日無君的原則，群臣商議之後奏明皇太后建議立朱祁鈺為帝，同時保證英宗之子朱見深的太子之位，以應對眼前的危機。最終在正統十四年朱祁鈺登基稱帝，遙尊英宗為太上皇，改元景泰，所以朱祁鈺又被成為景泰帝。朱祁鈺是一代賢君，上位之始就要面對兵臨城下的瓦剌軍隊，真可謂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他重用此前被王振集團打壓的賢能之士，如提拔于謙為兵部尚書，積極地組織北京保衛戰，終於萬眾一心的君臣大敗瓦剌軍隊，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硬生生地將處於懸崖邊的大明王朝又拉了回來。如果沒有他，那或許明朝的歷史就將重新改寫。
在景泰元年這一年間，他體恤民情，針對災難頻發、饑民遍地的情況，採取了大規模的賑濟措施。在政治上他清算英宗朝閹黨專政的腐敗，提倡臣子積極進言。在吏治上他招賢納士，對於賢能之士委以重任，由於有于謙、王文等能臣，使得國家一時間又呈現出了欣欣向榮的景象。
然而好景不長，失去了價值的英宗被瓦剌人放了回來，造成了一國兩帝的尷尬局面。景泰帝採取將英宗束之高閣的策略，將英宗奉於南宮之中，隔絕了他與外廷的聯繫，並且由於自己的私心，他廢除了朱見深的太子之位，不顧群臣的反對改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許多人都疑惑為何景泰帝沒有藉機殺死英宗以絕後患，筆者認為原因無非有三：一則長兄朱祁鎮對景泰帝還是很不錯的，出征之時甚至委任他監國重責；二則景泰帝是個很愛惜名譽的人，同時也是一位仁義之君，他不忍心下此毒手；三則景泰帝只有朱見濟一個兒子，並且朱見濟當上太子一年後就早亡，使得他不得不慎重考慮對朱祁鎮的處理。
朱祁鎮在南宮中深鎖了七年之久，直到景泰帝身染重病，石亨、徐有貞等別有用心之徒，趁機迎立英宗為帝，發動“奪門之變”，偷天換日使得景泰朝的良好態勢就此終結。一月之後被軟禁的景泰帝鬱鬱而終，而景泰朝的能臣們隨之也遭到了腥風血雨般地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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