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最早的中國”是二里頭而不是陶寺?

劉曉亮


從侯馬開車越過塔爾山到達襄汾,村道如羊腸,在田野裡看到一個牌子,寫著“陶寺城牆遺址”。夯土的遺蹟,看起來規模很大。遠處是塔爾山,太行一脈。村裡到處有刷在牆上的字跡,寫著“堯舜之都”。

陶寺晚期的建築基址有一座有十一根不同截面的夯土柱排列成圓弧形狀的夯土臺。從夯土柱形成的圓弧半徑十點五米的圓心位置上觀測太陽昇起時和塔爾山形成的位置關係可以確定一年裡一些特點的節氣,比如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簡直就是《尚書*堯典》裡記載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的真實寫照。

陶寺至今沒有博物館。我想是因為城址太大了,沒辦法建成遺址博物館。或許會有人覺得真的沒什麼東西可看。但是不覺得在這片田野裡,身在城垣遺址中更能體會到那一段古代文明嗎?陶寺是出土了不少文物的,山西省博物院就有一些。那些玉製的禮器:璧、琮、璜、戚、鉞、玉神面……似乎能讓人看到祭祀禮樂的輝煌。還有更為貼近社會生活的陶器:斝、鬲、豆、壺,則更有助於想象人類早期生活場景。

巨大的土鼓、特磬、彩繪龍盤,這究竟是什麼樣的文明?黃河中游的陶寺遺址屬於龍山文化類型,如果真如所說距今四千年,那麼和西周的建立恐怕也就是差一千年,和商的建立可能只有幾百年。“最早的中國”也好,“最初的中國”也好,是哪兒都沒有關係,文明的發展不是一人之力,也不是一日之功。就算類似於陶寺文化並不是文明的主幹,但文明的發展也離不開枝脈的彙集和力量。


沅汰


這問題有意思,二里頭與陶寺,誰才是“最早的中國”?

那麼,究竟何為“中國”?

在這裡,是否應該理解為,王權治理下的國家社會?也就是說,“最早的中國”應當是中國最早的“王權”治理下的國家與社會!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就是“王權”最直接的表現!


如果按照這種思路來看,二里頭當然要更適合“最早的中國”這一稱呼,因為在二里頭,王權制度更為成熟,國家制度已經基本形成!

用許老師的話來說,那就是“二里頭時期的政治形態,是中國最早的廣域王權社會”,當然了,原話並不是這樣,但意思,應該差不多到了。

陶寺遺址的年代約為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900年,二里頭遺址的年代約為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00年。

如果就歷史年代來看,陶寺遺址早於二里頭遺址近五百年時間!

但就目前的觀點來看,陶寺遺址乃“堯舜之都”,而在堯舜時期,華夏大地還處在較為鬆散的原始部落聯盟時期!

因此,相較於陶寺遺址,二里頭遺址就與“最早的中國”更為符合!


但,陶寺遺址真的就這樣與“最早的中國”擦肩而過,沒有挽回的機會了嗎?

個人認為,並非如此,還是有挽回的機會的!

因為就算現在,人們對於夏朝的具體建立時間還是不清楚的,而陶寺遺址中後期被大規模毀壞的情況,是否又和傳說中的太康失國有關呢?

或許還真的有關係呢?畢竟陶寺遺址的年代是屬於夏朝早期的。

大膽假設下,大禹當年就是在陶寺遺址繼承了部落首領之位,大禹之後,啟殺伯益,建立夏朝,或許也是在陶寺!


而啟之後,太康失國,後少康中興,中間的刀兵使得陶寺遺址被戰火損毀,不得不重新建立新的都城!

如果,今後的考古發掘,能夠證實這樣大膽的假設有存在的可能性,那麼,陶寺遺址與二里頭遺址,究竟誰為“最早的中國”,還真得好好的說道說道!

那麼,對於陶寺與二里頭誰為“最早的中國”,大家有何看法呢?歡迎留言評論!


期待您的關注與支持,十分感謝!


汶與川


大家好,我是白齊光一個熱愛歷史的學生。下面由我來回答

這實際上涉及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那就是國家起源的概念界定。正如常懷穎先生所言,由於“討論對象差異、學科背景不同、學派師承有別所造成的理解分歧,諸如‘國家’、‘文明’之類的基本概念與闡釋理論長期以來人言言殊。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國家起源研究都處在不同學科各自表述的階段。”

所以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二裡頭與陶寺誰更早更大,而是誰的模式更能與“最早的中國”相契合,這才是關鍵。許宏老師的邏輯是,二里頭所代表的文明範式與日後的中國文明是一致的,而二里頭之前的文明都不符合這一範式,所以二里頭是最早的中國。

如果從現在的中國追溯,中國既是政治實體,也是文化實體,還跟族群有關係。但如果作為政治實體來說的話,它的誕生肯定可以有不同的標準。《最早的中國》裡面所說的二里頭是“最早的中國”,那是從最狹義的政治實體的角度看。“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左傳·哀公七年》),最初的“國”就像蘇秉琦先生說的那樣,“滿天星斗”,但那些“國”是共存的、不排他的。而只要“國”之前加上“中”(central)這個定語的話,就具有了唯一性和排他性。從考古學上看,東亞大陸是什麼時候開始擁有獨一無二的核心文化?那隻能是二里頭。——許宏·二里頭文明:最早的“中國”

我覺得許宏老師說的已經很明白了:中國中國,中與國不可分割。所以城邦狀態的“滿天星斗”代表不了中國,只有出現一個明顯的政治中心,才能說它是“最早的中國”。那麼二里頭都發現了什麼呢?其中最關鍵的,就是最早的青銅禮樂器群、青銅近戰兵器與青銅器鑄造作坊。用大家比較容易理解的話來說,就是“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那麼這個看法有沒有道理呢?我們知道周朝的政治框架就是由禮樂制度確立的,再後來是儒家禮法,今天咱們強調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可以說從這個角度上看,二里頭確實確立了中國這一政治實體的基本範式(我記得許老師舉過一個例子,他說這個東西到了今天,就是開會跟閱兵……)。

這種王朝禮制的範式還包括了最早的中軸線佈局宮殿建築群與宮城——日後逐漸演化成了大家熟悉的紫禁城。主體面積900平方米、總面積近萬平方米的的1號宮殿——後來逐漸演化成了金鑾殿。這些東西加上大範圍的、差不多涵蓋了秦漢疆域的文化輻射,再結合二里頭的位置,這可不就是“最初的中國”?

所以說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陶寺與二里頭誰更早誰更大,而在於誰開創了“中國”的範式。這種思想是得到了一些認同的

通過上述研究模式的解析和借鑑,艾蘭認為,二里頭遺址的重要性不在於它最早使用青銅器,而在於它最早使用青銅鑄造禮器。……結合二里頭時代的文化內涵,可知禮制應初步形成於二里頭時代,“文化表象”和“文化霸權”在當時很可能已經存在。艾蘭認為,二里頭文化、二里崗文化、殷墟晚商文化和周文化在禮器上表現出極強的傳承性。從“精英文化”和“文化表象”的角度講,延續發展的中華古代文明,正是發端於二裡頭時代所開創的禮制文化。——艾蘭:二里頭與中華文明的形成:一種新的範式

這個結論當然並不唯一,因為開頭咱們提到過,大家對國家起源的概念界定還沒完全統一。有人認為物化的城市、青銅器跟禮儀建築算不得數,制度上的中央集權才是關鍵(考古派:MMP),有人認為現在的考古學發現還是不行,你得有官印、符信這些東西證明國家確實存在才能算數(考古派:MMP+1)。但總體而言,未來的發展方向一定是:

1.理論上對早期國家起源的統一;

2.考古學上的更多發現。

然後兩者有機統一,這事就算搞定了。

所以說回陶寺的問題,那麼陶寺在時間上當然早於二里頭,但是它有兩個很要命的地方,一是它沒有二里頭那種文化強勢輻射的現象;二是它沒有出土像二里頭那麼明顯的禮樂文化範式。其實何努老師自己也是承認這點的:

何努坦言,陶寺遺址的現狀表明陶寺文化的控制範圍僅限於晉南,這恰好說明陶寺處在一個初級階段,它不是許宏所說處於廣域王權國家的這個階段,它只是“漫天星斗說”中最亮的一顆星,還沒有形成一箇中央。考古學文化跨區域的一個文化圈是在二里頭文化時期形成的,二里頭是中原地區最早的王國,而陶寺是一個邦國,處在萬邦時代的末段,它不是王朝,所以勢力範圍不可能跨區域的。

這是2016年11月6日北大文研論壇舉辦的“最中國:陶寺與二里頭”兩個人交鋒時何努老師自己說的話。然而頗有意思的是現場互動的環節裡主持人統計了一下,發現認同陶寺是“最早的中國”的觀眾反而比較多一點。正所謂陶寺說我早,許宏說你小,群眾都認同,你管我小不小……


白齊光


規模和年代上看,二里頭說白了只是發現得早,周邊比年代早規模大的遺址多的是,北方有陶寺(距今四千三百年,遺址面積三百萬平米),西方有石峁(距今四千三百年遺址面積四百萬平),南方有石家河(距今五千三百年,遺址面積800萬平米),東方有良渚(距今五千年,遺址面積約八百萬平米)。

二里頭為什麼意義很重大呢。因為在二里頭的時代,東南西北的文明都衰落了,良渚在bc2300左右消失,石峁,陶寺,石家河都在bc1800左右消失了,而恰在此時二里頭卻拔地而起,雖然二里頭跟那些史前巨城比起來規模並不驚豔,宮殿看起來也很寒酸,但卻是中華文明唯一的火種。




帕帕多普羅斯


二千八百年前的中國——《詩經》中的春秋向國


(作者:趙輝)周朝(前1046年—前256年)是中國歷史上繼夏朝、商朝之後的第三個王朝,亦為“華夏”一詞的創造者,而現代“中國”的這一稱謂,最早就來源於周朝,出現於《詩經》。

周朝分為“西周”(前11世紀中期-前771年)與“東周”(前770年-前256年)兩個時期。西周由周武王姬發創建,定都鎬京(今陝西西安西南),一般將鎬京地區稱為宗周。成王五年營建東都洛邑(今河南洛陽),統稱洛邑地區為成周;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平王東遷定都洛邑,即成周(今河南洛陽),此後周朝的這段時期稱為東周。

在滅商之前,周部落源自華夏(漢)民族,因為遭到戎、狄等遊牧部落的侵擾,周部落的首領古公亶父(亶dǎn)率領周人遷移到岐山(今陝西岐山縣東北)下的平原定居下來。生活於渭河流域(陝西關中地區),其始祖姬棄就是被稱為農神的“后稷”。周朝時語言為上古漢語,文字上仍採用古漢字,在民間記事以龜骨和牛骨刻字記事為主,王室則以新興的錦帛等記事為主。周朝實行分封制,即封邦建國,周王為天下共主。

周朝時期為現代中華文明形成的最重要時期,代表中華文明的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正是在周朝形成與發展,形成完整獨立系統的思想體系。在周朝建立初期,當時人們對世界的認識比較原始,世界只有周朝,周天子為天下共主,世界即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周朝天下,因此,在周朝時期是沒有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概念,史學界也只是把周朝統治的區域以“華夏”代指,而不受周朝統治的區域稱為南蠻、北戎、東夷、西狄四方區域。在兩週時期,對天子直接管轄區,正式稱謂為宗周鎬京地區和成周洛邑地區,周圍是拱衛周天子的分封諸侯國。

雖然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概念,在周朝並沒有形成與正式確立,但“中國”一詞卻是在周朝時期正式出現,併為一定區域的代指,這就是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具有文獻價值的詩經總集,其中三篇的作品中出現了“中國”一詞,並且“中國”是作為地區範圍來使用。因此,“中國”一詞最早出現並使用來自於《詩經》,是對一個特定國家的稱謂,是現代“中國”一詞的最早來源。

這三篇最早出現“中國”的詩經為《民勞》、《蕩》和《桑柔》。《民勞》中的“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蕩》中的“女炰烋於中國,斂怨以為德。”,《桑柔》中的“哀恫中國,具贅卒荒。”皆是明確使用“中國”,把它作為某個地區或者諸侯國的特定代指。《詩經》原文分別為: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洩。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蕩蕩上帝,下民之闢。疾威上帝,其命多闢。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文王曰諮,諮汝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文王曰諮,諮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文王曰諮,諮女殷商。女炰烋於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諮,諮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衍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文王曰諮,諮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於中國,覃及鬼方。

文王曰諮,諮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諮,諮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四牡騤々,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國步滅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雲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憂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如彼溯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雲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癢。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徵以中垢。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復俾我悖。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雲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從以上詩經原文中,細細品讀,我們可以確定“中國”在《詩經》中的出現,包含有極為複雜的感情因素、強烈的感情色彩,其強烈的情感色彩和現代中國概念毫無遜色。那麼,《詩經》中出現的這個“中國”,其所指的區域究竟是哪裡呢?

“詩皇甫作都於向,即此”為安徽省懷遠縣《懷遠縣誌》中的一段記載,陳述了詩皇、詩祖尹吉甫的詩經作品都產生於周朝諸侯國的向國。尹吉甫亦被學術界與史學界確定為《詩經》的最早編撰者,因此,“詩皇甫作都於向,即此”就成為我們解開《詩經》中“中國”位置的關鍵線索。

在宋朝出土的兮甲盤,其銘文記載:“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玁狁於(餘吾),兮甲從王,折首執訊,休亡敃(愍),王賜兮甲馬四匹、軥車,王令甲政(徵)司(治)成周四方責(積),至於南淮夷,淮夷舊我帛畮(賄)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責(積)、其進人,其賈,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則即刑撲伐,其隹我諸侯、百姓,厥賈,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蠻宄賈,則亦刑。兮伯吉父作盤,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這段銘文明確陳述了尹吉甫治理成周四方地區,到達淮南夷後,所建立的豐功偉績。

經筆者多方考證、論述,尹吉甫受周宣王之命,負責治理成周四方地區,長期工作生活的地方,正是周朝最靠近南淮夷、恪守周禮、維護周天子地位的小諸侯國向國。向國也成為尹吉甫行使西周天子管理權的根據地,成為周朝宗周、成周管理中心外的另一個政治與經濟、文化中心。

向國在尹吉甫的長期管理與詩祖尹吉甫詩經文化教育影響下,形成了一批具有詩經文化天賦的詩人。詩皇尹吉甫以及向國籍的詩人,其詩經作品就不可避免地烙上向國這一特殊地理標誌。在公元前820年左右至公元前704年前後,歷經周宣王、周幽王、周平王、周桓王一百多年間,尹吉甫和向國籍的詩人們,對尹吉甫確立下的以向國為中心統御四方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充滿了自豪與自信,在他們的《詩經》詩文中,以“中國”來代指向國在周朝的重要地位,來體現“經營四方”“監觀四方”“受天之祜,四方來賀”“四國於蕃,四方於宣”“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的豪邁之情。在這種情景下,只有“中國”一詞,才能表現尹吉甫個人的自信與成就,體現向國人的自豪與驕傲,展現向國在諸侯國中的文化自信與情懷,而且也無僭越周朝的周禮制度。

這種地區文化自信,在兩百年前,清嘉慶年間出版的《懷遠縣誌》中,還隱約有所體現。在縣誌序載:“邑之有志,蓋古史之。流所以周,知其邑之,封界廣輪,延袤山川,險隘生理,所益植產”等,其所展現的對懷遠地方文化的歷史延續,充滿了自豪與自信。而其《詩經》體的行文,也展現了《詩經》在當地的深遠影響力與頑強生命力。

而周朝的宗周鎬京與成周洛陽地區,為什麼不可能是“中國”的所指國家呢?雖然西周和東周的兩個京畿之地,非常重要且具有統治上的中心地位,但它們無論如何都不能自稱或被稱為“中國”,否則就是自降身份或貶低天子之地。周朝的所有諸侯國都是受周朝天子分封的拱衛京畿的屬國,代表受封諸侯的爵位與管理區域。因此,天子之地不能稱為“中國”,而和諸侯國不分尊卑,詩經中的“中國”只能是諸侯國之一。“中國”所代指的諸侯國,只是在周朝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相對其他諸侯國比較重要而已;就如現代,上海、廣州、深圳可以自稱或被稱為中國的中心城市,而對北京來說,其自豪的稱謂為中國首都。

向國是周朝分封的諸侯國之一,並不能負責周朝的地區治理工作,只是尹吉甫受周宣王之命,駐守於向國,以向國為管理中心負責成周四方地區的治理與稅收工作,而使得向國成為周朝管理的一箇中心地區。在詩人尹吉甫以及向國籍的詩人看來,在詩經中為了表達個人對向國的特殊感情,對於它的稱謂必須有一個區別於向國特殊稱謂,這就是“中國”一詞最早出現於《詩經》的原因和來源。

筆者在相關《詩經》研究文章的論述中,明確論述了尹吉甫在向國工作生活了他的後半生,在向國建立了貴族子弟學校傳授詩經及文化,使得向國從公元前820年左右尹吉甫來到向國後,到公元前704年向國被迫失國,這一百多年向國成為《詩經》的發展與傳承地。《民勞》、《蕩》和《桑柔》當為尹吉甫和向國籍詩人在這一百多年間的詩經作品,其表達的濃厚家國情懷,躍然於《詩經》詩文中。

因此,綜上所述,為中華民族自強自傲的“中國”一詞,最早出現於《詩經》,為向國(今安徽省懷遠縣)承載周朝東部地區管理的諸侯國的代稱;春秋向國(在今安徽省懷遠縣境內)即是《詩經》中的“中國”所代指諸侯國。“中國”在《詩經》中的出現,展現了以詩祖尹吉甫為代表的生活在向國的詩人們,對自己家鄉在諸侯國中的文化自信與“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的家國情懷和豪情。


詩經研究


這個問題下面都有許宏老師現身了,別人似乎也用不著答了。

不過我也讀過了許老師的《何以中國》,幫許老師補充一點書裡本來就寫了、而許老師沒在答案裡提到的內容吧。

許老師在書裡說,陶寺都邑很龐大,它的夯土城牆周長有7公里,寬8米左右,圍起的面積有280萬平方米。相比起來,同時期的河南的登封王城崗城址只有30多萬平方米,禹州瓦店遺址的兩處各有40多萬和50多萬平方米,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但作為權力中心的陶寺,它大致的控制範圍卻不大,基本上就侷限於臨汾盆地。在同時期的各個區系之中,陶寺文化的發展水平最高,但覆蓋面卻沒有相應的那麼大,它與周邊文化的關係,更多地表現為吸納,而不是放射。這和二里頭沒法比,說明陶寺還沒形成像二里頭那樣的具有全國意義的文化中心。

這是不是反映了陶寺的統治者是一群比較愛享樂、不大留心開疆拓土的貴族呢?

既然沒有形成廣域王權國家,那顯然不應該把陶寺叫做“最早的中國”。許老師的答案裡說,“陶寺遺址處於‘最早的中國’萌芽的雛形階段,它往往被描述為‘最初的中國’”,“最早的中國”與“最初的中國”之差別,需要仔細體會,可見嚴肅的學者是不會亂說話的。

不過,陶寺出土的龍盤、鼉鼓、特磐已經體現出中國的禮制,陶寺銅鈴又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複合範銅器,以及中國第一件金屬樂器。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就算不是“最早的中國”,陶寺也是很發達、很光輝的文化。


奇異機器


廟底溝二期是蚩尤文化,黃帝戰勝蚩尤是很多部落一起幹的。據《山海經》,以軒轅國為黃帝部落,旁邊有白民國、長股國。從記載上看,這戰也是在山西打的。打完後黃帝部落去了河南,我估計白民長股這些部落就呆在山西,這些部落為吐火羅人,就是大夏(稱唐,諧音)。堯到那裡去插了一腿,就是陶寺文化。到禹死後,估計夏啟搞不好關係,被這幫部落暴打,逃到河南,就是夏。山西在商是是土方(諧音),還是這波大夏人。直到西周,周人才再進入山西。大夏部落,被北部月氏部落一路追著,或他倆結伴,經過新疆,一直跑到阿富汗北部,沒地方跑了,還是大夏國。


馬六Ma6


這個問題的確要看如何定義最早的中國。



目前我們陷入尷尬的境地,一方面,現有考古證據不足以證明二里頭即夏都,陶寺即堯都或早期夏都。而如果不把五帝和夏的史料記載與二里頭和陶寺掛鉤或對號入座,那麼儘管二里頭和陶寺確定為早期國家的都城,也無法證明這就是中國的源頭或主要源頭,因為同時期中國境內還有許多其他類似的"早期國家"。



這種情況下嚴格來講目前"最早的中國"只能依據殷墟考古追溯到商代。

看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我們相關的考古學、人類學等方面研究仍然任重道遠。


文字波


這問題好像就是給我準備的似的。

如題圖所示,北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甫一成立,孫慶偉教授就搭起了這個“最中國”的擂臺,邀約陶寺遺址發掘主持人何努博士和本人“打擂”,就陶寺和二里頭究竟誰是“最早的中國”爭出個高低,結果特讓大家失望,沒吵起來。

其實這命題一出來就知道吵不起來。因為這不像“曹操墓”,有人說肯定是,有人說肯定不是,有人說只能說可能是,那是必須針鋒相對,得給個說法的。而何為“最早的中國”,只能是學者各自的認識和看法而已,不可能也不必有個結論。

就本人而言,當然認為只有二里頭,才擔得起“最早的中國”的名頭。因為二里頭是考古學上可以觀察到的東亞大陸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在當時是獨一無二的排他的存在。而此前數千年悠長新石器時代,一直是“無中心的多元”的局面,根本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實體具有核心文化的地位。如果說開啟帝國時代的秦王朝是中國古代史上從月明星稀到皓月凌空的一個重要節點,那麼二里頭就是從滿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的第一個重要的節點,它開啟了“有中心的多元”的青銅時代和王朝時代。

前述在“最中國”沙龍上何努博士和本人沒吵起來的主要原因,是他也基本同意我的這種階段劃分。陶寺遺址處於“最早的中國”萌芽的雛形階段,它往往被描述為“最初的中國”。

至於副題,則問題多多。何為“夏的活動範圍內”?陶寺遺址所在的晉南當然是文獻中關於“夏”的重要區域甚至是核心區域。依最新測年已進入所謂“夏紀年”的陶寺,當然不能排除屬於夏的可能。但即便夏存在過,其為何種政治實體,是否在最初已屬強盛龐大的王朝,都不可知。從考古學的角度觀察到的作為廣域王權國家的“最早的中國”,不必也不可能與尚虛無縹緲的傳說中的“夏”掛鉤。


考古人許宏


井底之蛙別意淫了行嗎,就算西安華胥古國,楊官寨不出面,延安都可以吊打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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