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最早的中国”是二里头而不是陶寺？

（作者：赵辉）周朝（前1046年—前256年）是中国历史上继夏朝、商朝之后的第三个王朝，亦为“华夏”一词的创造者，而现代“中国”的这一称谓，最早就来源于周朝，出现于《诗经》。

周朝分为“西周”（前11世纪中期－前771年）与“东周”（前770年－前256年）两个时期。西周由周武王姬发创建，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一般将镐京地区称为宗周。成王五年营建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统称洛邑地区为成周；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定都洛邑，即成周（今河南洛阳），此后周朝的这段时期称为东周。

在灭商之前，周部落源自华夏（汉）民族，因为遭到戎、狄等游牧部落的侵扰，周部落的首领古公亶父（亶dǎn）率领周人迁移到岐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下的平原定居下来。生活于渭河流域（陕西关中地区），其始祖姬弃就是被称为农神的“后稷”。周朝时语言为上古汉语，文字上仍采用古汉字，在民间记事以龟骨和牛骨刻字记事为主，王室则以新兴的锦帛等记事为主。周朝实行分封制，即封邦建国，周王为天下共主。

周朝时期为现代中华文明形成的最重要时期，代表中华文明的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正是在周朝形成与发展，形成完整独立系统的思想体系。在周朝建立初期，当时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比较原始，世界只有周朝，周天子为天下共主，世界即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周朝天下，因此，在周朝时期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概念，史学界也只是把周朝统治的区域以“华夏”代指，而不受周朝统治的区域称为南蛮、北戎、东夷、西狄四方区域。在两周时期，对天子直接管辖区，正式称谓为宗周镐京地区和成周洛邑地区，周围是拱卫周天子的分封诸侯国。

虽然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概念，在周朝并没有形成与正式确立，但“中国”一词却是在周朝时期正式出现，并为一定区域的代指，这就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具有文献价值的诗经总集，其中三篇的作品中出现了“中国”一词，并且“中国”是作为地区范围来使用。因此，“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并使用来自于《诗经》，是对一个特定国家的称谓，是现代“中国”一词的最早来源。

这三篇最早出现“中国”的诗经为《民劳》、《荡》和《桑柔》。《民劳》中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荡》中的“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桑柔》中的“哀恫中国，具赘卒荒。”皆是明确使用“中国”，把它作为某个地区或者诸侯国的特定代指。《诗经》原文分别为：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

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无纵诡随，以谨惛怓。式遏寇虐，无俾民忧。无弃尔劳，以为王休。

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无纵诡随，以谨罔极。式遏寇虐，无俾作慝。敬慎威仪，以近有德。

民亦劳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无纵诡随，以谨丑厉。式遏寇虐，无俾正败。戎虽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无纵诡随，以谨缱绻。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曾是彊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兴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义类，彊御多怼。流言以对。寇攘式内。侯作侯祝，靡届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衍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瘼此下民。不殄心忧，仓兄填兮。倬彼昊天，宁不我矜？

四牡骙々，旟旐有翩。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于乎有哀，国步斯频。

国步灭资，天不我将。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实维，秉心无竞。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忧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东，靡所定处。多我觏痻，孔棘我圉。

为谋为毖，乱况斯削。告尔忧恤，诲尔序爵。谁能执热，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载胥及溺。

如彼溯风，亦孔之僾。民有肃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穑，力民代食。稼穑维宝，代食维好？

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苍。

维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犹，考慎其相。维彼不顺，自独俾臧。自有肺肠，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谮，不胥以穀。人亦有言：进退维谷。

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民之贪乱，宁为荼毒。

大风有隧，有空大谷。维此良人，作为式穀。维彼不顺，征以中垢。

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复俾我悖。

嗟尔朋友，予岂不知而作。如彼飞虫，时亦弋获。既之阴女，反予来赫。

民之罔极，职凉善背。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职竞用力。

民之未戾，职盗为寇。凉曰不可，覆背善詈。虽曰匪予，既作尔歌！

从以上诗经原文中，细细品读，我们可以确定“中国”在《诗经》中的出现，包含有极为复杂的感情因素、强烈的感情色彩，其强烈的情感色彩和现代中国概念毫无逊色。那么，《诗经》中出现的这个“中国”，其所指的区域究竟是哪里呢？

“诗皇甫作都于向，即此”为安徽省怀远县《怀远县志》中的一段记载，陈述了诗皇、诗祖尹吉甫的诗经作品都产生于周朝诸侯国的向国。尹吉甫亦被学术界与史学界确定为《诗经》的最早编撰者，因此，“诗皇甫作都于向，即此”就成为我们解开《诗经》中“中国”位置的关键线索。

在宋朝出土的兮甲盘，其铭文记载：“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玁狁于(余吾)，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敃(愍)，王赐兮甲马四匹、軥车，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其隹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蛮宄贾，则亦刑。兮伯吉父作盘，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这段铭文明确陈述了尹吉甫治理成周四方地区，到达淮南夷后，所建立的丰功伟绩。

经笔者多方考证、论述，尹吉甫受周宣王之命，负责治理成周四方地区，长期工作生活的地方，正是周朝最靠近南淮夷、恪守周礼、维护周天子地位的小诸侯国向国。向国也成为尹吉甫行使西周天子管理权的根据地，成为周朝宗周、成周管理中心外的另一个政治与经济、文化中心。

向国在尹吉甫的长期管理与诗祖尹吉甫诗经文化教育影响下，形成了一批具有诗经文化天赋的诗人。诗皇尹吉甫以及向国籍的诗人，其诗经作品就不可避免地烙上向国这一特殊地理标志。在公元前820年左右至公元前704年前后，历经周宣王、周幽王、周平王、周桓王一百多年间，尹吉甫和向国籍的诗人们，对尹吉甫确立下的以向国为中心统御四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充满了自豪与自信，在他们的《诗经》诗文中，以“中国”来代指向国在周朝的重要地位，来体现“经营四方”“监观四方”“受天之祜，四方来贺”“四国于蕃，四方于宣”“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豪迈之情。在这种情景下，只有“中国”一词，才能表现尹吉甫个人的自信与成就，体现向国人的自豪与骄傲，展现向国在诸侯国中的文化自信与情怀，而且也无僭越周朝的周礼制度。

这种地区文化自信，在两百年前，清嘉庆年间出版的《怀远县志》中，还隐约有所体现。在县志序载：“邑之有志，蓋古史之。流所以周，知其邑之，封界广轮，延袤山川，险隘生理，所益植产”等，其所展现的对怀远地方文化的历史延续，充满了自豪与自信。而其《诗经》体的行文，也展现了《诗经》在当地的深远影响力与顽强生命力。

而周朝的宗周镐京与成周洛阳地区，为什么不可能是“中国”的所指国家呢？虽然西周和东周的两个京畿之地，非常重要且具有统治上的中心地位，但它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自称或被称为“中国”，否则就是自降身份或贬低天子之地。周朝的所有诸侯国都是受周朝天子分封的拱卫京畿的属国，代表受封诸侯的爵位与管理区域。因此，天子之地不能称为“中国”，而和诸侯国不分尊卑，诗经中的“中国”只能是诸侯国之一。“中国”所代指的诸侯国，只是在周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相对其他诸侯国比较重要而已；就如现代，上海、广州、深圳可以自称或被称为中国的中心城市，而对北京来说，其自豪的称谓为中国首都。

向国是周朝分封的诸侯国之一，并不能负责周朝的地区治理工作，只是尹吉甫受周宣王之命，驻守于向国，以向国为管理中心负责成周四方地区的治理与税收工作，而使得向国成为周朝管理的一个中心地区。在诗人尹吉甫以及向国籍的诗人看来，在诗经中为了表达个人对向国的特殊感情，对于它的称谓必须有一个区别于向国特殊称谓，这就是“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诗经》的原因和来源。

笔者在相关《诗经》研究文章的论述中，明确论述了尹吉甫在向国工作生活了他的后半生，在向国建立了贵族子弟学校传授诗经及文化，使得向国从公元前820年左右尹吉甫来到向国后，到公元前704年向国被迫失国，这一百多年向国成为《诗经》的发展与传承地。《民劳》、《荡》和《桑柔》当为尹吉甫和向国籍诗人在这一百多年间的诗经作品，其表达的浓厚家国情怀，跃然于《诗经》诗文中。

因此，综上所述，为中华民族自强自傲的“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诗经》，为向国（今安徽省怀远县）承载周朝东部地区管理的诸侯国的代称；春秋向国（在今安徽省怀远县境内）即是《诗经》中的“中国”所代指诸侯国。“中国”在《诗经》中的出现，展现了以诗祖尹吉甫为代表的生活在向国的诗人们，对自己家乡在诸侯国中的文化自信与“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家国情怀和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