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十字路口走了几个来回了。
我在寻觅一个人，准确地说，我是在挂怀一个人，但这种挂怀是下意识的。
我并不知道他姓甚名谁，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擦皮鞋的男人，他一直在转盘那个酒楼门前擦皮鞋，已经二十年。
二十年，他从一个黑发青年变成了一个头发半白的中年人，他没有腿，他只坐在一块下面安装了四个滚珠的木板上，那就是他的腿。
他行走时靠两只手拄着两个小板凳，一前一后像划船一样推动滚珠车前行。
不知为何，我会有这样的一种情结，或同情，或敬佩，或是兼而有之，但心底里总是割舍不下的牵挂。
曾经，我的皮鞋不管多脏，不管在哪里，总要挨着走到那个酒楼面前，先对他报之一笑。
然后老熟人似的将脚伸过去，于是与他一边聊天一边让他把我的皮鞋擦得干干净净，蹭亮蹭亮。
我是一个生活拮据的人，媳妇常抱怨，擦一双皮鞋的钱可以买一斤面条一家人吃一顿了。虽然媳妇多次喊要包了我的皮鞋擦，但我没同意。
我常常光顾他的擦鞋生意，我觉得我在他那里擦皮鞋给钱给得心安理得。
我常常有想多给他一点的冲动，很多时候有意拿五元十元的，也想像许多有钱人一样喊一声“不找了”，但我从没喊出口，我怕那样会吓着他。
那种居高临下的施舍我怕会玷污他灵魂的高洁，他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那牵扯着他的伤痛的那根神经我不愿去碰击，哪怕是轻轻触摸。
他一直住在大酒楼后面一家没拆迁完的木板房里，潮湿阴暗，只有一间竹凉板搭的简易床，没有电，他点了近二十年的蜡烛。
今年，我发现在下午四点半一过，大酒楼前他的那个位置就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大妈占领了。
“那个残疾人呢？”我问大妈。“他回家了。”
我的皮鞋很脏了，可晚上要参加一个聚会，我得把皮鞋擦一擦。我找了很久，原先大酒楼门前排成整齐一排的皮鞋摊子只有稀拉拉三两个人缩着脖子站在哪里跺脚。
我转了一圈，正准备随便找个人擦一擦，突然“轰隆隆”的一阵滚珠车响，我回头一看，那个残疾人像划船一样从步行街里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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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了看我，有点羞涩地一笑，露出一口黄色的大板牙说：
“对不起，今天下雪，没有生意，刚才太冷，我在街上转了几圈活动活动。时间已经到了，我把工具搁好了，该回家了。说着他看了看手腕上的电子表。”
我说收这么早啊，才四点多。
他说他要先乘公交车，然后滑近两个小时的支路才能到家。
每天早上他六点半出发，将近九点才拢，晚上要七点多才回去，遇上下雨就麻烦了，周身都是泥浆。没办法，屋里还有个妈和小孩要照顾。
公交车来了，他下滑过去，在车门前将手上的两个小板凳望车上一甩，左手一撑地右手将屁股下面的滚珠车提起往车上一丢。
然后双手搭上车门踏板使劲一撑，只见身子一下悬空飞上了车“哐”地一声稳稳坐在了滚珠车上，接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元钱，喊：“麻烦帮忙把钱传过去。”
这一切动着都是在一眨眼功夫一气呵成的，要不是亲眼所见，简直难以置信。
我曾经问过他是怎样残疾的，他没有细说，他只说真的好事不宜做。
听他们一起擦鞋的议论，有的说他是小时候害小儿麻痹症医治不及时造成的，有的说他是小时候为救一个同学失去了双腿。
其实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腿没了，一辈子只能坐在地上，完全靠双手行走，每天花费四个小时往返家与县城，不管春夏秋冬，不管严寒酷暑，不管刮风下雪。
用双手靠擦皮鞋的微薄收入养活自己，现在还要赡养自己的老母亲。不说他又多大能耐，就凭这点精神和毅力也是我们许多常人所不能企及的。
我也曾听他说过，他母亲早就叫他不做了，说找的再多用不完还不是给弟弟留着。
他母亲说弟弟没有良心，在外面挣了很多钱却不管老的，叫他拿点钱给残疾哥哥买辆残疾三轮车都不干，不然他就不会那么辛苦了。他说他有点怨恨弟弟，连春节都不回。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目送他离开。一旁的人，凑过来说，别看他，心地可好了，去年他在公交站旁的垃圾箱捡了个弃婴，现在都会走路喊爸爸了。
我听了，心里更是一动，我知道他与我同岁，他自己生活都是那个样子，现在才一岁多的孩子他能养大吗？我不觉心里为他和他的母亲以及捡来的那个孩子担忧起来。
天已经暗下来，我挣脱了几个争相要我擦皮鞋的喊叫，匆匆赶去参加朋友聚会去了。
我要等明天专程找他擦，但愿明天不要刮风下雨飘雪，但愿他明天能开着一辆三轮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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