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乐亭县民政局、乐亭文化研究会主编《乐亭百岁寿星》（2016年辑印）/乐亭故乡人网站（www.guxiangren.com）
常王氏自己年轻时就说，她顶多活到四五十岁，然而她却活了101岁，从1900年出生到2001年10月去世，成为汤家河镇紧挨着的两个村马大庄和马杨庄同时在世的两个百岁老人之一。
这是一位病痛缠身的农村妇女。她的胃不好，常常闹胃疼；她的脑神经不好，头疼病不断折磨她。随着年龄的增大，头痛就不算什么了，胃病却越来越厉害，重时几乎丧失性命。上个世纪70年代，是她的胃病闹得最重的时期，1977年那一次，她的胃大出血了，大家都以为她没有生存的希望了，送到汤家河医院抢救，居然活过来，而且慢慢恢复饮食，身体健康起来。
常王氏出生在县城南约20里的纪各庄一个农民家庭，父母只养活了她姐俩。结婚到了马杨庄常家。常家算当时的小康人家，有数十亩地，还雇工种地，土改时定富农成份。她的丈夫在家经营家产，农闲串村过街卖小鱼小虾。他爱玩雀出了名，院里总挂着雀笼，时时发出鸟儿的鸣唱。
在这个家庭里，常王氏并没有生活得轻松。她先后生过7个孩子，养育了4男2女。繁重的家务、生活的重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1948年土改之后，这个人家地少了，收入也少了，生活一度不如从前。对常王氏来说，更大的难处来自阶级成份给她带来的遭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正是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地主、富农成份就是革命的对象。平时须老老实实，每次政治运动一来，这些人都得挨批斗，至少接受劳动惩罚。常王氏每次运动都没有躲过。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她被列入“五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监督劳动，干重活，连冬天挖黑泥、抱大冻块这样的活，她也得干。作为一个有胃病的女人，本来忌寒忌累，如此干活，无疑是雪上加霜。那时常王氏身体最糟糕，平日体弱怕冷。闹病时，更困难。那次胃大出血，拉到医院，听说是“五类分子”，大夫不敢接收住院，费了周折才给予治疗。
常王氏的四儿子常祥川说，她母亲不是胆小怕事的人，看不出她在被管制时怕在政治上影响什么。那时，像她这样的人，一般都不愿让亲人看到自己被批斗和监督的情景。她却不然，晚上要她去开会，天黑行路不便，就带个孙子陪去，让孙子在会场等到放她回家了才一起离开。
常王氏孩子多，但真正在家务农的只有大儿子常印川。四儿子是煤矿上的工人，把家安在农村老家。其余两子二女都在外参加工作，一个女儿近些，在秦皇岛，爱人是市财政局领导，儿子远在湖北武汉某大学工作。因此，尽管在抓阶级斗争的年代，对父母在政治上的遭遇，子女无能为力，但经济上还是可以接济，特别是母亲治病能吃上药。
在丈夫86岁去世后，常王氏年事已高，失去了独立生活能力，又连个伴都没有了，但她却能够做到自己选择跟谁家过，让哪个儿女直接抚养。因为她有在外工作的多个儿女的支持，常寄钱给老人家，手中有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职工工资水平逐渐增加，子女们寄钱也多些了，常王氏心态平静，过得也硬气。起初，她曾到秦皇岛大女儿家住，最后她还是回老家，跟四儿子一家子过，在外工作的儿女们更是随着妈的心愿。
常王氏晚年过得硬气，时时显露出来。收到在外儿女每次寄回来的钱，她都不全交老四夫妇，自己留一半。儿女意见不统一，有同意老太太做法的，也有的认为那么大岁数拿钱没用而反对，可她就是不改主张。每逢年节，就给孙子们分发零钱；来亲戚，也给小辈的发钱。尽管儿子儿媳和孙子们都很孝敬她老人家，但她仍然把自己置于家庭中心位置——她要说了算，大家依着她，尊敬她。常王氏直到晚年头脑清醒，她常说：“不怕家庭有矛盾，就怕心中没主意，只要处理的好，家庭就会乐融融的。”
谈起常王氏晚年增寿，不能不提到贤慧的四儿媳刘子兰。刘子兰是迁西人，嫁常祥川到乐亭。丈夫常年在矿上上班，一家老小生活料理全落在她肩上。特别是对年迈多病的婆婆，服侍得妥妥贴贴。婆婆想吃啥准弄好啥；婆婆让干啥，准没得说，就去干啥，因婆婆挂累无怨言，婆婆错怪不生气。婆婆有病细心料理，婆婆病重病危，送进医院。刘子兰身体瘦小，却挑着家庭重担，受到全村人称赞。
常王氏没上过学，但认得些字，做饭、缝补这些活做得好，还有情趣。她的儿媳刘子兰拿来两个老太太年迈时做的耳枕，约半尺见方，六面透空，用多色花布块拼接而成，设色连缝得很雅致，是一件少见的民俗手工艺品。据说，老太太还会描画一手好绣花底样，村里姑娘媳妇们绣花专找她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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