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喜歡說謊嗎？

魯迅在《宣傳與做戲》裡說，日本人在做文章論及中國人的國民性時，會說中國有權勢的人“善於宣傳”——當然，這裡的“宣傳”是“

對此，魯迅提了幾個典型的例子。例如教育經費被吞光了，就要開幾個學堂，招幾個留學生，裝裝門面；經濟增長下滑了，就要換個統計方法，注注水，來個調整；至今還是隨便拷問，隨便抓捕，卻仍要頒幾部法律，把法治講給外國人聽；那些幾十年沒打過仗，離前敵很遠的將軍，非要信口開河，說要“為國前驅”等等。、

然而，謊言終究還是要被戳穿，因為它與現實不符，而現實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得到、經驗得到的。所以，大凡聰明人都不屑於說謊——或者說利用說謊的方式來進行“宣傳”。

宣傳的目的是要讓人信服，進而發生認同，最後採納並聽從你的意見、服從你的意志、擁護你的主張。如果宣傳讓人反感、厭惡甚至反對、抗拒，那麼這種宣傳不僅沒有意義，而且危害無窮。

魯迅認為那些有權勢的中國人並不會蠢到利用“對外說謊”來進行宣傳，日本人講的並不對，他們更喜歡用的伎倆不是“說謊”而是“做戲”

魯迅（1881-1936）

“做戲”與說謊有什麼區別？

說謊是蠢材慣用的把戲，就如烽火戲諸侯的周幽王，自己是爽了，但最後遭殃的還是他。做戲則不同，做戲“究竟還有一點影子”，這個“影子”是就是現實。比如教育經費被貪了，但終究還是有幾個學堂在那擺著，門面雖然是裝出來的，但畢竟還有在那裡；數據是造假，但也不完全是假，終究還是有一些亂假的真在裡面；你說我們不講法的，但也有幾部法典擺在那兒；那個將軍又怎麼會是信口開河呢？戰爭終究是沒打起來，他也沒臨陣脫逃呀。

所以，相比於說謊，做戲是有好處的，做戲更容易把問題糊弄過去，更容易像辯解。說謊是100%的假，而做戲是90%的假，當有人來質疑那90%的假時，我們只要避重就輕，用10%的真糊弄90%的假就是了。

歷史上，許多人就喜歡這種做戲手法。李淵明明已經入主長安了，偏偏還要立個隋恭帝來封自己做唐公，再晉級唐王、劍履上吊、入朝不趨，走完所有程序後最終才“禪代”稱帝。這場戲做得很必要，因為在《隋書》裡他挾持隋恭帝的部分自然是被略過去了，史官只把他的戲“秉筆直書”下來，倒也沒犯篡改歷史的大罪，也沒有落人口實，確實達到了掩人耳目的效果。

相比之下，朱友珪斬了朱溫，並矯詔說自己才是合法繼承者，用權勢和謊言來壓服不同意見者。最終卻適得其反，“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所以他很快就被推翻了。可見謊言只會適得其反，而做戲卻大有裨益。無怪乎被我們運用得如此熟練。

唐高祖李淵

“逢場作戲”與“普遍的做戲”

做戲是一門巧妙的“說謊藝術”，經過分析，我們發現它還可以分為“逢場作戲”和“普遍的做戲”兩種。

“逢場做戲”者是真的在做戲，而且只是一時在演而已。如領導來視察，就打掃一下辦公環境，改變下工作風貌，領導走後照樣恢復平常的狀態。這種做法進一步運用就是：老百姓感到憤怒了，反抗兩句時，就稍微放輕一下鞭子，等他們氣過之後再繼續用力的抽打，狠狠的剝削。對於捧場做戲者來說，做戲只是權宜之計，而且略有些冒險，保持平常狀態是大有好處的。

“普遍的做戲”者卻與之相反，由於現實所迫，他們在穿上戲服後就很難再脫下來。人設賣得越高，就越難走下戲臺。因為，如果他不繼續做戲，如果讓觀眾看到他那普通人的嘴臉和膚淺的見識，立即就會人設崩塌、進而垮臺。因此，做戲者在觀眾的喝彩中居然也“下不了臺”了。要想生活，他就的繼續騙——而且是永遠的騙。

“普遍的做戲”能唱得長久嗎？

這種做戲的方式危害是非常巨大的，做戲者自以為自己成功矇騙了所有人。但是，首先他騙不了那些精明人的慧眼；其次，他所騙來的都是一些盲目輕信的低能之輩。擁護他的是後者，打倒他的卻是前者，烏合之眾再多，終究比不過精兵良將。

而且，魯迅說：“可以普遍的做戲者，就很難有下臺的時候。”

可是如果不下臺休息，唱來唱去不僅喉嚨沙啞，頭腦也是要發昏的。當李自成已經打到山西之後，崇禎皇帝明明已經打算開溜了，但他很愛“君王死社稷”的面子，執意要做戲，想等滿朝文武來勸他撤離。不料那些觀眾已經入戲太深，卻紛紛勸阻。只有李明睿看穿了皇帝的心思，建議要南遷。可是此時的崇禎已經演得太久，早就下不了臺了，所以他違心的把李明睿斥責了一堆。等到李自成真的打進來的時候，才哀嘆“諸臣誤朕”。其實他要是不演得這麼賣力，誰又誤得了他呢？

因此，我們還是奉勸那些喜歡做戲的人：

“諸臣誤朕”

誠實勝過掩飾

說謊和做戲無非就是掩飾，因為現實對我們不利，所以我們要利用說謊和做戲來掩飾它。但是弗朗西斯·培根說：“掩飾不過是一種膽怯的策略。因為要把握說真話做實事的時機，就得頭腦敏銳，心態剛強。所以，政治家中的弱勢者，才是善於裝腔作勢者。

掩飾是一種不好的習慣，它表現出行為人在判斷力上的障礙。他無法分辨哪些事情該公開，哪些事情該掩飾，哪些事情又該半掩半露，沒有隨機應變的能力。為了保險起見，他就採用了全盤掩飾的做法，最終變成了普遍的做戲。因此，那些依靠做戲來搞宣傳的人是愚蠢和無能的，不要誤以為他們多麼高明，誰重用這種人，最後都會禍害到自己。

英國哲學家培根

其次，掩飾的方法分三種：一是沉默，這是最保險的方法，它使秘密得以保留，讓大部分人存疑；其次是做戲，故意向外界施放煙霧彈，說出真真假假的消息，使人難辯虛實。但它的後果是大部分人傾向做出消極的判斷，大部分人存疑，只有小部分人繼續支持，比沉默要壞得多；最差的做法就是說謊了，它想通過故意發佈假消息來掩蓋真相，可是真相能夠被長久掩蓋嗎？

不管怎麼說，誠實的人即使犯了錯也能得到他人的擁護；而喜歡做戲的人，他的錯誤會被人無限的放大，從而失去了人們的普遍信任。

做戲有三個致命的要害：

第一、做戲意味著自己虛弱，無法面對現實，因此只能活著水軍的保護之下，依靠部分烏合之眾的勢力與所有人對抗，不得不隨時提防，疲累不已；

第二、做戲會使朋友誤會，從而失去夥伴；當所有人都把你當做你所扮演的人，而沒有任何人瞭解你自己時，你是何等的孤立！

第三、做戲會損害一個人的人格，敗壞一個組織的信譽。雖然人們都普遍的做戲，都喜歡進行撒謊，雖然大家都不高尚，但大家都普遍的厭惡被人欺騙。因此，欺騙會毀掉他人的信任，最終被人唾棄。

所以，對於喜歡做戲的我們來說，正確的做法是爭取90%的誠實，又善於利用10%的做戲來掩飾，不到萬不得已不要說謊、做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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