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長窯洞/網絡圖
另外，有幾件趣事，到現在還記得。
剛下來時，牢記毛主席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教導，生怕站錯隊，認錯人。 首先打聽村裡誰是地主，被告知，村裡以前有一戶地主，現已進城當了工人。 這隊該怎麼站？地主階級怎就變成了工人階級？為此請教老鄉，老鄉說, “咱受苦人，解(hai)開個球”。
在當代銷員時，一次我需要進一桶石油，隊裡就派一個老漢趕著驢車幫我去拉油。 我去的城關供銷社要穿過縣城，在縣城的另一側。剛到城門口，老漢想逛一下縣城，說你先跟著驢走，他隨後就來。 我說，我不會趕驢，他說沒麻搭，驢認識路。我就提心吊膽地跟著驢車進了縣城。 那驢專走馬路中央，它準是在想我是老大我怕誰。 後面大卡車一股勁兒地鳴笛，它也不讓路。 我使出了吃奶的勁往邊上推它，也推不動，試遍了所有的我電影上看到的，北京街上聽到的趕大車的口令， “嘚兒, 駕, 哦, 籲”，全不管用，它聽不懂普通話。 卡車司機氣得破口大罵， “不會幹這營生就別出門”。 終於走出了縣城，快到供銷社了，我心想，這牲靈要是不停，一直走下去，那我可慘了，還不走到李家溝去了。 不象現在有手機，那時跟著這驢，走丟了，誰知會走到哪個溝溝壑壑裡去了。 用現在的話講，那還不人間蒸發了。到了供銷社門口，奇蹟出現了，好似有神靈指引，驢子停了下來。 等我裝好石油，老漢也趕了來。從那以後，我知道我低估了驢子的智商，它真是聰明無比。
芽坪產西瓜和小瓜。 我被隊裡抓差賣過幾次瓜。 第一次，跟著一老漢去縣城賣瓜，在城門口賣了一會兒，老漢又去逛去了，把我一人撂下了在那兒賣，忽然周圍賣東西的人全跑了，我正納悶呢，城管的人來敲我的車，“咳, 北京知青也來搗亂，你曉不曉得這搭兒不準賣東西”。 “我一滿不曉得”，我回答說。 原來應到指定地點賣東西，還要繳稅。 城管的人原諒我不知情，說下不為例。 下次隊裡又派我去縣城賣，我跟隊長說，你得給我點錢交稅。 他說，“你看， 咱隊的情況你又不是不曉得，哪有錢？ 錢我沒法給你，但瓜還是要賣”。 沒辦法，我又拉著一車瓜去了縣城。 這回學精了，一有風吹草動，馬上拉著車就跑，躲在城牆拐彎處，等城管的人走了，又出來吆喝，再讓人逮著，可就沒有下不為例了。
隊里社員買瓜是不用付錢的，是記賬的，到年終扣工分。 一次我在村裡賣瓜時，一位大媽路過我這兒，好心要給我一個煮熟了的玉米棒子，我正記賬，兩手騰不開，她就把那玉米塞到我嘴裡，這下可好，等我記完賬，把玉米拿出口後，嘴就合不上了，下顎脫臼了，又痛，還口水直流，甭提多狼狽了。 大人們看著著急, 卻沒辦法，娃娃們圍著看熱鬧。後來電話求救於鐵廠工人老大哥，用鐵廠的卡車把我拉到縣城，到了城門口，剛好碰到一位縣醫院的醫生在擔水，把他攔下，就地幫我把下顎推了上去。
過年時, 子長可紅火了。 芽坪的文藝隊也排練了扭秧歌，走鄉串村去表演。 凌歌和史敏是秧歌隊的，我沒有文藝細胞，但也不甘寂寞，跟著秧歌隊到處跑。 我就是那隊尾拎包的。 每路過一個村，表演完後，那村的人都備下一條煙，我就是那收煙的。 那年代紅延安牌是最好的，藍延安其次，大生產牌最差，我一般都能收到藍延安。結束回村時，能拿下滿滿一旅行包煙。
我們大隊和子長鐵廠的關係比較好，時常與廠裡工人賽籃球，聯歡。一次芽坪和鐵廠舉行籃球友誼賽，我們知青也要去助威。 我想著帶幾個土豆當晚飯，我把土豆切開放了些白糖，準備停當放在了桌上。 臨了抓上就走。等到了鐵廠，拿出來想美美地餐一頓，一口咬下去，哇，咋這麼鹹，白花花的糖全都變成了鹽。 這時就聽得背後有人偷笑，回頭一看，原來是知青組裡的兩個男生，準是他們搞的鬼。
羅平趣事最多，是個既聰明又淘氣的主。去縣城人家裡掏糞，擔糞，專挑人家吃飯時間進到人家院子裡，挑個糞桶故意晃來晃去， 濺出來噁心人家。聽和他一起開手扶拖拉機的人說，他還能想象得出在拖拉機的水箱裡煮雞蛋吃。
1977年國家恢復了高考制度，我們知青點五人在78，79年全部考上大學。78年，我是全縣理科狀元，考上北京航空學院 (現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於當年十月離開芽坪，離開子長。79年羅平是縣理科狀元，以優異成績考上清華大學。1985年我獲得了碩士學位，還留校做了大學教師。 這以後又去了英國唸了博士，現在美國工作。羅平和凌歌后來在美國相繼獲得博士學位，羅平多年來一直致力於高科技創新工作，擁有美國多項專利。史敏聽說目前定居於澳大利亞。惠博陽在北京擔任國家幹部，是我們當中令人羨慕的唯一的“高幹”，服務於人民，服務於國家。
未來將如何評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我們無法知道，只能把它留給政治家和歷史學家。 但那段經歷，對我們那一代人來說是無法磨滅的。 三十幾年彈指一揮間，忙忙碌碌，不知不覺已到了懷舊的年齡。來子長插隊雖只有兩年半的時間，卻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抹不去的記憶，那山，那溝，那川，那水，那人，那事，那兒已變成我的第二故鄉。在我保留的紀念物中有一箇舊筆記本，那是在我離別芽坪時，村裡的幹部們代表全村送給我的，扉頁上寫著:
離別贈俞捷
三春風雨與共，一朝日月相送，莫忘當年壯志，而今再攀高峰。
1982年我在清華讀碩士期間，和紅耘一家一起回了趟子長。村裡的鄉親們聽說我們回來，聚在紅耘父母家的窯洞裡，問長問短，我把我們知青上大學的情況一一說給大家聽，鄉親們聽了都說，“這我們就放心了”。
多少年過去了。不管我走到哪裡，子長人，子長事，芽坪人，芽坪事，時常浮現在我的腦海裡。隨著年齡的增長，思鄉的情懷越來越重，想念芽坪，想念子長，這種思緒和情懷可謂剪不斷，理還亂。幾次從美國回北京和惠博陽，還有原子長鐵廠的北京知青王達生，範光明聚在一起，聊起在子長的時光，彷彿就是昨天的事。談起能有一天大家一起回子長該多好。說行動就行動，大家想盡辦法把時間湊在一起，經過幾番周折，又聯繫到了李紅耘和她妹妹李紅豔。終於在2010年8月，我專程從美國回來，和惠博陽，王達生，範光明一起從北京飛往延安，再次來到子長，來到芽坪。紅耘夫婦，還有紅耘的兄弟姐妹們也都從各地趕回子長與我們團聚。
2010年8月子長之行，在瓦窯堡賓館前留影/俞捷提供
在子長，呈蒙李紅豔和她的夫君楊應東的熱情接待，見到了許多老朋友，許多鄉親們。82年回去的時候，縣城變化還不太大， 還能找到路，米糧山還是原來的米糧山，城關供銷社，還在老地方。但2010年8月之行真可謂劉姥姥進了大觀園，沒有楊應東李紅豔夫婦的陪同，可真就尋不著路了。誰能想象這兒曾經是黃土高原，如今卻縣城裡繁花似錦，山上鬱鬱蔥蔥。特別是當夜幕降臨時，近看沿著河堤展現著歷史的畫卷，遠望山中星星點點的燈光，點綴著365級天梯，不管說是“天上人間”，還是“人間天堂”，都不為過。
除了李紅耘，和我們組的知青外，在子長還有兩個人對我的影響讓我無法忘懷。一位是當時公社團委書記李生玉。李生玉和公社副書記老井，是長期在芽坪的駐隊幹部。他們幾乎每天都和我們一起吃苦，共同戰鬥在第一線。我們知青組裡的個個都很強，我那時有些自卑，幹活不算最“棒尖”的，又沒有什麼特長，感覺上沒什麼作用可以發揮，沒有自信心也就不愛言傳。是李生玉告訴我，“你有你的長處，你不比別人差”。是他的鼓勵讓我在後來的人生中，逐步增加了自信心，堅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另一位是當時城關供銷社副主任張正全。我當代銷員期間，與張主任打交道比較多。他為人正直，不怕麻煩，凡事他總是盡力幫忙而不圖任何回報，他幫助我的點點滴滴，我都記載在另一篇短文裡了，他教給了我幫助別人所能得到的快樂。1982年回子長時，沒有機會見到這二位。2010年8月之行終於見到了，終於有機會能當面向他們致謝。
這次子長之行也有不少遺憾。 當年在一起的好姐妹鄧紅紅，由於車禍已離我們而去。當年的公社副書記，帶領我們一起大幹特幹的住隊幹部井鉅祥，大隊副書記秦三順，赤腳醫生李世國（黃兒），還有民兵連長，也已離我們而去。特別是紅耘的媽媽，也是我們知青的好媽媽，還有韓秀芳大嫂，曾無微不至地照顧我們，也因疾病而逝世了。這次在子長停留的時間也非常短暫，盼望有一天能在子長小住一段，治一治我這思鄉之病
（文章選自“50後de的博客”，作者：俞捷，2010年11月於美國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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