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温州会出现“大学校长现象”?复旦教授这么说

2019-04-04 17:34 | 温州晚报

近日,《温籍院士滕锦光今年7月将任香港理工大学校长》等新闻引起读者强烈反响。4月3日,记者访谈著名学者李天纲教授,请他解读温州的“大学校长现象”。

为什么温州会出现“大学校长现象”?复旦教授这么说

李天纲,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宗教学系主任。近年来和瑞安籍博士项宇一起从事孙诒让与温州近代文化的调查和研究,有多种论述发表。

当别人还在读四书五经

温州人开始办学校教数学

为什么温州会出现“大学校长现象”?复旦教授这么说

今年7月将任香港理工大学校长的腾锦光教授

记者:在中国近现代百年发展史上,温州人在北京、上海、杭州等温州之外的城市,担任或担任过至少30所知名大学的校长,为什么温州会出现“大学校长现象”?

李天纲:近代以来,温州籍学子游学大江南北非常普遍,不少温籍杰出人士出任大学校长的现象确实存在。此现象的代表人物便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副校长谷超豪,他们都是数学家。我的本科毕业文凭上的签名就是苏步青校长。谷超豪后来去中国科技大学当校长了。

苏、谷两位温州人当校长看似有偶然性,其实不奇怪,因为温州人学数学的渊源很深,早在1896年,孙诒让、黄绍箕、项崧等人就创办瑞安学计馆,开始数学教学,而当时中国大部分儒生还在读四书五经呢!温州数学家特别多、特别强,温州数学名人馆资料显示,全国主要大学中曾有三分之一的数学系主任是温州人,当时"数理化吃香",数学家也容易被推举为校领导,自然会出几位温籍数学家当校长。

为什么温州会出现“大学校长现象”?复旦教授这么说

2009年,谷超豪在家乡温州出席“数学家摇篮工程”研讨会

从长远的历史背景来看,“大学校长现象”则与温州在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中走在江南乃至全国的前列有关,当时温州的新式学校教育比较发达,比其他地方更早涌现了一批新学者,这使得后来办学事业中会不断任用温州人,进而有了“无温不成学”的现象。比如瑞安孙诒让和父亲孙衣言、叔父孙锵鸣在曾国藩、李鸿章幕府时就知道要“变法”,便在家乡举办新学,带出了第一批新式人才。

洋务运动以后,上海率先进入现代化,旧学废,新学起。苏州、常州、无锡、松江、湖州、嘉兴由于靠上海较近,得风气之先,也跟得紧。因此,这些地方也出了不少大学校长。但是,温州离上海较远,而学者和校长出得并不少,这就比较特别。温州处浙南海隅,当时没有重要的大学,但近代学风蔚起,人才辈出,原因在哪里?我要说,就是孙氏、项氏的开风气,努力办学的结果。温州的中学基础教育现代化启动较早,办得好,如瑞安中学、温州中学,以及各县的书院转化而来的县中学,都培养出一大批少年俊才。

这些人或留学日本、欧美,或求职上海、北京,结果一大批人才在各地成长起来。而一批已具有全球视野的温州海归回到温州中学、瑞安中学等教学,又培养了新的一批少年俊才。

温州人守正创新能力强

善用新知识改造旧体制

记者:大学校长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重要创新主体的领军人物,温州人凭什么能当校长?

李天纲:当校长首先要有学问,一百多年来,新学、旧学交替,温州的基础教育在新旧结合方面做得比较好。但讲旧学,温州在江浙一带不是最突出;要讲新学,上海当然是做得更好。但是,在新旧学结合,用旧学问讲新道理,靠新知识去改造旧体制,温州人做得真不错。还是举孙诒让的例子,孙是清末浙江三大经学家,年龄比俞樾小,比章太炎大,在学问的中西、新旧融合方面非常突出。要讲旧学,当时的经学第一,不是夸夸其谈的"今文经学家"康有为,而是江浙共推的汉学家孙诒让;要讲新学,孙诒让在光绪初年就接触西方数学家,后来还邀请上海圣约翰大学教师教英文。他在甲骨文发现的第四年就写出《契文举例》。

曾任两广方言学堂监督、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教务长的陈黼宸进士,也是个融通新旧的典型。学问其旧,行为其新,参加辛亥革命;表面是旧,内里是新,他用注疏的方法讲老子,讲出时代性。守正创新是温州人的特长。

还有,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当校长,只会说,不会做也不行。温州人苦干精神强,有海边人的勤劳勇敢、砥砺奋进的劲头,既有学问,又吃苦肯干,说起来这就是永嘉学派的“知行合一”。

此外,温州学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游学”,因为本地还没有超级大学或科学院,本地的一些一流人才就会流向上海、杭州、南京、北京和港台,甚至欧美。资料显示,温州人在欧洲留学的比例高于其他地方,温州人在港台也出了多位名校校长。

温州之路不是突如其来

现代乡贤携手创业创新

记者:您曾对温州百年历史、现代化进程进行研究,“大学校长现象”与温州现代化发展有什么渊源?

李天纲:我们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温州发展路子并不是偶然的,不是突如其来的,无缘无故的。“大学校长现象”也表明温州的现代化进程走在前列、富有底蕴。外人既不能抹杀,自己更不必菲薄。温州经济起飞的根本原因,就是此前有了近一百年的铺垫。温州的现代经济是有文化、教育做基础的,不是鲁莽,或是碰巧搞出来的。在温州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遇到瓶颈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对温州发展失去信心。相反,我们应该有更强的信心,勇当探路者,续写创新史。

记者:那么,当下如何知古鉴今,推动温州再创高质量发展新辉煌?

李天纲:温州的现代化孕育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和大学校长。至于如何借助大学校长的力量,振兴温州当代经济,走出温州现代化的独特道路,我的看法是水到渠成。大学校长掌握大量人脉,有知识根底,会管理各种机构,视野广阔。过去的读书人是地方上的"乡贤",对经济社会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现代的"乡贤"就是博士、教授、校长,应该多回地方来承担责任,造福乡梓。

温州学人在海内外的分布情况,还和温商在世界上的分布格局有相似性,科教网络和经济网络重叠,本身就是一个资源,温籍科学家、温商可以携手创业创新。我觉得校长们可以起这个作用,这是真正考验他们有没有学问,能不能干事的大场合。温州人常常开风气之先,带这个头,我看有必要。 我相信温州、温州人一定能够再造改革开放新优势,再创高质量发展新辉煌。

【评论】

光"自豪感爆棚"还不够

这几天,《温籍院士滕锦光今年7月将任香港理工大学校长》《这20所知名大学的校长都是温州人,自豪感爆棚》这几条新闻刷屏温州人的朋友圈。

其实,正如几位作者所言,这还是不完全梳理的发现。

再打开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等校史,你会发现确有不少遗珠:许璇——中国农业大学前身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王国松——浙江大学代校长;张仁寿——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更早的还有徐定超——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等。在中国百年发展史上,至少有30所以上的知名大学老校长或现任校长是温州人。

温州除了拥有闻名天下的温州模式、数学家之乡、温商网络外,其实还有曾不大被人关注的“大学校长现象”。

大学是一座城市、一个国家肩负着重大使命的创新主体和协同创新平台,而大学校长无疑是其中关键的领导者、组织者。在地理上位处"江南"之外缘的温州地区,为何能走出这么多的创新领军人物,引领复旦、科大、浙大等名校发展,甚至有的还成为复旦前身震旦学院的联合创始人?

“大学校长现象”的成因及与温州现代化进程存在怎样的渊源等问题,也应成为温州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梳理大学校长们的籍贯,可发现除了市区外,瑞安、平阳(分县前)居多。探究大学校长辈出的历史原因,可以发现乡贤、“科技型干部”在其中发挥了开拓性作用。近代温州地区的数学活动乃至数理化教学最早出现在平阳和瑞安。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黎应南到平阳县任知县,这位身为清末最重要数学家李锐弟子的“科技型干部”,在平阳的6年间,一直身体力行带头研习数学,在知识青年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最后甚至惠及姜立夫、苏步青等。而乡贤孙诒让在“明算学而旁及各种新学”理念的主导下,开启了数理化教学,让一代又一代温州学人拥有了全球化的视野,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为什么温州会出现“大学校长现象”?复旦教授这么说

1987年苏步青回故乡平阳考察

“大学校长现象”扎根于温州较早启动的现代化进程里,成长于敢立潮头扬帆世界的探索中。李天纲、项宁等学者近年来对温州学进行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温州发展路子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温州经济起飞的根本原因,就是此前有了近一百年的铺垫,不是鲁莽或碰巧搞出来的。

当前,温州发展已从要素驱动型进入新一轮创新驱动型阶段,与大城市相比,科技创新人才资本要素相对不足,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亟须注入强劲动力。温州的大学校长辈出,我们除了自豪感爆棚外,还应研究“大学校长现象”的成因和机理,探索如何利用一些内生与外生的机遇,将科教核心区的理念、技术、潮流等,接引到自己的土壤上,甚至反过来参与到“创新”环节中去,从而淡化自身在传统科教版图中所呈现的“非核心区”色彩,并进一步推动温州学人和温商两大资源携手合作,融合提升,助力温州再造改革开放新优势,再创高质量发展新辉煌。

这样,“大学校长现象”才会给温州带来持久的自信和自豪。

(原标题《为什么温州会出现“大学校长现象”?复旦教授:别人还在读四书五经,温州人已开始办学校》作者 王若江 编辑 甘凌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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