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春天，在家鄉接受九年舊式教育之後，13歲的胡適跟隨三哥來到上海求新學。那時的學堂並非官辦，全由私人開辦，自成風氣，毫無系統，等級亦不完全，也沒有正式的大、中、小學等名目。
胡適進入的第一所學堂——梅溪學堂，是他父親的朋友張煥綸開辦的一所私立學校。該校的課程設國文、英文、算術三科，但以國文科最為重要。梅溪學堂相當於現在的初級中學。
次年，胡適轉學於澄衷學堂。該校系浙江寧波商人葉澄衷所辦。澄衷學堂的課程設置比較完備，除國文、英文、算術外，還設物理、化學、博物、圖畫等科。澄衷學堂當時共分十二班。前六班本目當初中，後六班類似現在的小學。胡適最初編入第五班，不到半年升入第三班，第二年又升到第二班。
1906年暑期，胡適考入中國公學。那所學校是在日本的一部分中國留學生，為抗議日本文部省歧視中國留學生而憤慨回國創辦的。
1908年9月間，中國公學發生了一次風潮，結果大多數學生退學出來，另外組建了一所中國新公學。
“我這時還不滿十七歲，雖然換了三次學堂，始終沒有得著一張畢業證書。我若繼續上學，明年可以畢業了。但我那時確有不能繼續求學的情形。”“正在這個時候，李琴鶴君來勸我在新公學作教員。我想了一會，就答應了。從此以後，我每天教六個鐘頭的英文，還要改作文卷子。十七八歲的少年人精力正強……一直教到第二年﹙一九0九﹚冬天中國新公學解散為止。”﹙參見胡適《四十自述》﹚
在這所學校，胡適還是沒有得到一張畢業證書。
1910年7月，胡適考取庚子賠款留學美國的官費生。8月從上海出發，乘船赴美。9月到達紐約州綺色佳鎮，即入康乃爾大學。
胡適憶道：“我在一九一O年進康乃爾大學時，原是學農科的。但是在康大附設的紐約州立農學院學了三個學期之後，我作了重大犧牲，決定轉入該校的文理學院，改習文科。”
又說：“我在一九一五年九月註冊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研究部。其後一共讀了兩年。在第一年中我便考過了哲學和哲學史的初級口試和筆試。初試及格，我就可以寫論文；我也就﹙可以﹚拿到我的﹙哲學博士﹚的學位了。一九一七年的夏季，我就考過我論文最後口試。所以兩年的時間——再加上我原先在康乃爾研究院就讀的兩年——我在哥大就完成我哲學博士學位的一切必需課程和作業了。”
也就是取得了報考“博士候選人”的資格。所以，胡適在日記中說他1917年5月22日“考過”申讀博士學位的考試，並沒有說“考取”。同年7月，他就回國了。8月即被北京大學聘為教授。
攻讀博士學位，首先得取得報考的資格，然後參加考試，通過者即為考取。胡適只走了頭兩步。七年的留學生活就結束了。
年輕時的胡適
胡適在上海五年接受的並不是正規的新式教育。在美國留學也不知道主修哪一科。據胡適回憶：
“康乃爾文學院當時規定，每個學生必須完成至少一個‘學科程序’才能畢業。可是當我畢業時，我已完成了三個‘程序’：哲學和心理學，英國文學，政治和經濟學。三個程序在三個不同的學術範圍之內，所以那時我實在不能說，哪一門才是我的主科。”﹙《胡適口述自傳》﹚
幸運的是，生於清朝末年的胡適竟兩次得風氣之先。一次是到上海求學，一次是去美國留學。這兩件事在當下的中國，用上海話來說，叫“扎臺型”，而胡適在整整一個世紀前居然輕易做到了。如此幸運，未免使人心生妒意。
遺憾的是，青少年時代的胡適因而基礎知識不夠紮實，學術根底較為淺顯。
對自己的缺憾，胡適心知肚明，所以他常說“但開風氣不為師”。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胡適又說過“又開風氣又為師”這樣的話。
前一句是針對他個人而說的，後一句則是對大學而言的。他在北京大學成立25週年紀念會上說：“大學不但要開風氣，也是應該立志去做大眾師表的。”
胡適曾把“不為師”與“為師”概括為兩種教育方法：“一是普及，二是提高。把它普及了，又要把它提高，這樣的教育才有穩固的基礎。”
“不為師”，致力於普及也。
用後人的話來說：
“胡適之先生的了不起之處，便是他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於偏激，亦未落伍。始終一貫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開風氣之先，據杏壇之首；實事求是，表率群倫，把我們古老的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熟讀近百年中國文化史，群賢互比，我還是覺得胡老師是當代第一人。”﹙唐德剛《胡適雜憶》﹚
胡適是怎樣致力於普及的？
1930年他從已出版的三集《胡適文存》中選出22篇論文，印作一冊，“預備給國內的少年朋友們作一種課外讀物”。學校教師願意作課本的，也希望用這個選本。
胡適把22篇論文分作五組：第一組6篇，泛論思想方法；第二組3篇，論人生觀；第三組3篇，論中西文化；第四組6篇，對於中國文學的見解；第五組4篇，對於整理國故問題的態度與方法。
胡適給每一組論文作一個提要，使“少年朋友們容易明白我的思想的路徑”。
胡適給第一組論文寫的提要是這樣開頭的：“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這兩個人使我明瞭科學方法的性質與功用”。
這就披露了胡適思想方法的兩個來源：達爾文主義和實驗主義。實驗主義從達爾文主義出發，只承認點滴的不斷的改進是真實可靠的進化。
第二組論文是胡適本人的人生觀，代表他的宗教。
他所提倡的人生觀是個人主義的人生觀，一方面要努力把自己鑄造成個人，只有把自已鑄造成器，才能有益於社會；一方面要特立獨行，敢說老實話，敢向惡勢力作戰。
胡適信奉的宗教想叫人知道：個人是“小我”，人類是“大我”。個人是要死滅的，而人類是不死的不朽的。“為全種萬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人謀死後的“天堂”、“淨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第三組論文指摘東方文明，頌揚西洋的近代文明。
一切文明都有物質和精神兩部分。說東方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質文明，這是妄人捏造出來的謠言。
材料都是物質的，而運用材料的心思才智都是精神的。但物質是倔強的東西，你不征服他，他便要征服你。東方人過去也曾製造器物，做出一點文明，但後世子孫得過且過，不肯用手用腦去和物質抗爭，不久就被物質征服了。
“這樣受物質環境的拘束與支配，不能跳出來，不能運用人的心思智力來改造環境改良現狀的文明，是懶惰不長進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
反過來看西洋文明：“這樣充分運用人的聰明智慧來尋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靈，來制服天行以供人用，來改造物質的環境，來改革社會政治的制度，來謀人類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樣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
東方文明最大的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最大的特色是不知足。
胡適對於中國文學的見解，只不過達爾文進化論和杜威實驗主義的實際運用。第四組論文有六篇。
步入中年的胡適
第一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旨在貢獻作者對於建設新文學的意見。
胡適的文學革命論是歷史的文學進化論。在他看來，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此時代與彼時代之間，雖皆有承前啟後之關係，而決不容完全抄襲。縱觀古今文學變遷之趨勢，白話文學自宋以來，雖見摒於古文家，而終一線相承，至今不絕。
胡適將白話文學列為中國文學的正宗。“自從《詩》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其餘的都是沒有生氣的古董，都是博物館的陳列品！”
胡風請讀者不要誤會，他並不是說：凡是用白話寫的書都是有價值有生命的，而是說：用死了的文言決不能做出有生命有價值的文學來。凡是有真正文學價值的，沒有一種不帶有白話的性質。
換言之，白話能產出有價值的文學，也能產出沒有價值的文學；可以產出《儒林外史》，也可以產出《肉蒲團》。但已死的文言只能產出沒有價值沒有生命的文學，決不能產出有價值有生命的文學。
為什麼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呢？
胡適答道：“一切語言文字的作用在於達意表情；達意達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學。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卻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卻須把這感情譯為幾千年前的文言。”
胡適由此得出一個結論：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就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
提倡國語的文學，就是要使國語成為文學的國語。胡適以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乃是我們的根本主張。
而要做到這個根本主張，應該分三步走：一、工具；二、方法；三、創造。前兩步是做準備，第三步才是創造新文學。
要創造新文學，必須先預備創造新文學的工具。這工具便是白話。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方法。光有工具沒有方法創造不出新文學。大凡文學的方法可分三類：一、收集材料的方法；二、結構的方法；三、描寫的方法。
關於第一類方法，胡適以為中國以往的文學，大病在於缺少材料，將來的文學家收集材料的方法如下：﹙1﹚推廣材料的區域；﹙2﹚注重實地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3﹚要用周密的理想作觀察經驗的補助。
胡適把第二類方法，分為剪裁和佈局兩步。有剪裁，方可“做什麼”；有佈局，方可決定“怎樣做”。材料剪定了，須要籌算怎樣做始能把這些材料用得最合適最得當。第三類方法，千頭萬緒，大致不出四條：1、寫人；2、寫境；3、寫事；4、寫情。
工具用得成熟自然了，方法也掌握了，方才可以創造中國的新文學。
至於怎樣創造新文學，胡適以為：“現在的中國，還沒有做到實行預備創造新文學的地步，儘可不必空談創造的方法和創造的手段。我們現在且先去努力做那第一第二兩步預備的工夫罷！”
第二篇《〈嘗試集〉自序》意在提倡用白話作詩。
胡適把三年以來做的白話詩分做兩集，總名為《嘗試集》。1927年9月到北京以前的詩為第一集，以後的詩為第二集。
第一集的詩無論怎樣大膽，終不能跳出舊詩的範圍。這些詩的大缺點是句法太整齊了，沒有自然的音節，而有截長補短的毛病。
第二集的詩以詩體的大解放為理想的目的。“詩體的大解放就是把從前一切束縛自由的枷鎖鐐銬，一齊打破：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
第二集的詩雖不能處處達到這個目的，但大致都朝這個目的去做。這是第二集和第一集的不同之處。
為什麼要印行《嘗試集》？作者答道：為了這本詩集所代表的“實驗的精神”。“我們這一班人的文學革命論所以同別人不同，全在這一點試驗的態度。”
實驗是科學家的試驗方法。“科學家遇到一個未經實地證明的理論，只可認他做一個假設；須等到實地試驗之後，方才用試驗的結果來批評那個假設的價值。我們主張白話可以做詩，因為未經承認，只可說是一個假設的理論。我們這三年來，只是想把這個假設用來做種種實地試驗……要看白話詩是不是比文言詩要更好一點。這是我們這班白話詩人的‘實驗的精神’。”
這篇序言的結論是：“我生求師二十年，今得‘嘗試’兩個字。作詩做事要如此，雖未能到頗有志。作‘嘗試歌’頌吾師，願大家都來嘗試！”
第三篇《文學進化觀念》論證作者的文學觀乃是歷史的文學進化觀。
文學進化的觀念有四層意義，每一層含有一個重要的教訓。
第一層總論文學的進化：文學乃是人類生活狀態的一種記載，人類生活隨時代變遷，文學也隨時代變遷，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學。
第二層意義是：每一類文學不是三年兩載就可以發達完備的，須從極低微的起源，漸漸地進化到完全發達的地位。某一類文學的進化史，就是擺脫種種束縛力爭自由發展的歷史。
第三層意義是：一類文學的進化，往往帶有前一個時代留下的無用的紀念品。這種紀念品早先本是有用的，後來漸漸地失去效用了，但因為人類守舊的惰性，仍保存這些過時的紀念品。這種物品叫“遺形物”。
比如中國戲劇中的臉譜、嗓子、臺步、武把子、唱工、鑼鼔、馬鞭、跑龍套等等，本可以漸漸廢去，但依舊存留，遂成為一種遺形物。
“這種遺形物不掃除乾淨，中國戲劇永遠沒有完全革新的希望。”
居然有人把這些遺形物當成中國戲劇的精華，這是缺乏文學進化觀念造成的禍害。
第四層意義是：一種文學有時進化到一個地步，就停住不進步了，直到它與別種文學相接觸，無形之中受了影響，或有意吸收別人的長處，方才繼續進步。
中國文學受外國文學的影響就不少。六朝至唐三四百年間，中亞各國的音樂、歌舞、戲劇傳入中國的甚多。此外，中國詞曲中受外國影響的地方比比皆是。中國戲曲使用的樂器，十之六七是外國傳入的，最著名的當推“胡琴”。
第四篇《國語的進化》試圖回答一個問題：白話是古文的進步，還是古文的退步？
一切器物制度都是應用的。因為有某種需要，故發明某種器物、創造某種制度。應用的能力增加，便是進步；應用的能力減少，便是退步。
語言文字也是應用的。其用處簡單說：1、表情達意；2、記載人類生活的過去經驗；3、教育的工具；4、人類共同生活的唯一媒介。這幾種用處增加了，便是進步；減少了，便是退化。
以上四種用處，文言竟沒有一方面不是退化的，而白話在這四個方面的應用都比文言大得多。總之，文言的應用能力，久已減少到很低的程度，故是退化的，而白話的應用能力不但未曾減少，反而增加發達了，故是進步的。
接著，胡適進一步說明白話是怎樣進化的。“白話的變遷，因為不受文人的干涉，故非常自由；但是自由之中，卻有個條理次序可尋；表面上很像沒有道理，其實仔細研究起來，都是有理由的變遷；都是改良，都是進化。”
從古代的文言變為近代的白話的歷史有兩個大方向：一是該変繁的漸漸變繁了；一是該變簡的漸漸變簡了。
變繁的例子很多，比如：單音字變為複音字，白話因有會話的需要，故複音字最多。
又如：字數增加，白話的字數比文言多得多。
再如：形容詞和副詞的增加。
至於第二個方向，文言中該變簡的地方，白話都變簡了。比如：文言中一切無用的區別都廢除了。例馬二歲叫“駒”，三歲叫“駣”，八歲叫“馬八”。白話只保留一個“駒”字，用以指代所有小馬。
又如：文法變化多由繁雜不整齊變為簡單畫一。例文言有“吾”“我”之別、“爾”“汝”之別、“彼”“之”“其”之別，白話把這些無謂的區別都廢除了，變成：第一人稱，即我、我們；第二人稱，即你、你們；第三人稱，即他、他們。
再如：古文的疑問代詞有“誰”“孰”“何”“奚”“曷”“胡”“惡”“焉”“安”等字，白話的疑問代詞簡化為一個“誰”用以問人，一個“什麼”用以問物。
以上所說，只是要證明白話的變遷，無論變繁還是變簡，都是有理由的變遷。就是那些該變而不曾變的，也都有不能變的理由。改變的動機是實際應用上的困難。改變的目的是要補救這種困難。改變的結果是應用能力的加多。這便是國語的進化簡史。
第五篇《文學革命運動》說說這五六年的文學革命運動。
中國的古文在二千年前已經成了一種死文字。那時候的小吏已不能瞭解詔書律令了。但出於政治上的需要，政府不能不提倡這種死文字。於是他們想出一個法子鼔勵民間研究古文，凡“通一藝以上”者，都有官做，“先用誦多者”。這個法子後來逐漸變成科舉制度。這個制度延長了古文的壽命。
但民間的白話文學是壓不住的。儘管這二千年來貴族文學得勢，但擋不住平民文學發展的勢頭。
漢、魏、晉、南北朝的樂府詩是第一時期白話文學的代表。唐代白話詩和禪宗的白話散文則代表第二時期的白話文學。
五代、北宋和南宋的白話詞，代表第三時期的白話文學。金元時代的白話小曲和白話雜劇則是第四時期白話文學的代表。
明清兩代的白話小說，代表第五時期的白話文學。500多年間流行最廣、勢力最大、影響最深的，是《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四部白話小說。
1916年以來的文學革命運動，是有意識地主張白話文學的運動。文學革命的主張起初只是幾個私人的討論。到1917年1月才正式在雜誌上發表。第一篇文章是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對於文學的態度，他始終只是歷史進化的態度。胡適常說他不配做革命的事業。文學革命的急先鋒是陳獨秀。他發表了《文學革命論》，正式舉起了文學革命的旗子。這一年的《新青年》中有許多討論文學革命的文章。1918年的《新青年》完全用白話做文章。4月胡適的一篇文章把從前他與陳獨秀的種種主張歸納為十個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其實只有“國語的文學”五個字。旗幟更明白，進行也就更順利了。
1918年冬，陳獨秀等辦了一個《每週評論》，也是白話的。同時北京大學的學生傅斯年等出了一個白話的月刋，叫《新潮》。
1919年開幕時，除了上述三刋外，北京的《國民公報》也有好幾篇響應的白話文章。從此以後，響應的漸漸更多了。
但響應的多了，反對的也更猛烈了。大學內部也出了一個《國故》，一個《國民》，都是擁護古文學的。二三月間謠言四起。三月間林紓作書給蔡元培，攻擊新文學運動。蔡元培也作長書答他。
林與蔡的辯論發生在三月間，過了一個多月，巴黎和會的消息傳來，於是有“五四”的學生運動，有“六三”事件。那時各地的學生團體突然出了無數小報，形式略仿《每週評論》，內容完全用白話。還出了許多白話的新雜誌。有人估計，1919年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種白話報。
1919年的學生運動與新文學運動雖是兩件事，但學生運動的影響使白話的傳播遍於全國。況且“五四”運動以後，國人逐漸覺悟思想革新的重要，對於新潮流，或採取歡迎的態度，或採取研究的態度，仇視的態度減少了，文學革命運動因此得到自由發展。
1920年教育部頒佈一個部令，要國民學校一二年的國文，從秋季起，一律改用國語。又令“凡照舊制編輯之國民學校國文教科書，其供第一第二兩學年用者，一律作廢”。1920—1921年，白話公然叫國語了。
第六篇《〈詞選〉自序》 代表作者對於詞的歷史的見解。
胡適以為詞的歷史有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自晚唐到元初﹙850—1250﹚，為自然演變時期，是詞的“本身”的歷史。
第二時期自元到明、清之際﹙1250—1650﹚，為曲子時期，是詞的“替身”的歷史，也可以說是其“投胎再世”的歷史。
第三時期自清初至今﹙1650--1900﹚，為模仿填詞時期，是詞的“鬼影”的歷史。
詞起源於民間，流傳於娼女歌伶之口，後漸為文人學士採用，體裁漸漸加多，內容漸漸豐富。但也漸漸和平民離遠了。到宋朝末年，詞連文人也看不懂了，詞的生氣完全沒有了。但民間的娼女歌伶仍繼續變化她們的歌曲。“曲子”便是她們翻新的花樣。先有“小令”，次有“雙調”，再有“套數”。套數一變就成了“雜劇”。雜劇又變為明代的劇曲。這時文人又來了，既做曲子，也做劇本。於是，體裁變複雜了，內容也變豐富了。然而，這幫文人帶來的典故，搬來的書袋，傳染的酸腐氣味又使這類新文學漸漸和平民離遠了，漸漸失去生氣，漸漸步入墳墓。
清代學者讀書最博，離平民也最遠。清代的文學作品，除小說之外，都朝著復古方向走。清代文人很有用全力做詞的，也有許多佳作，然而詞的時代早過去了，天才與學力終歸不能挽回往昔的潮流。有清一代的詞作，終究跳不出模仿宋詞的境地。故曰清代是詞的鬼影的時代。
“我的本意想選三本長短句的選本：第一部是《詞選》，表現詞的演變；第二部是《曲選》，表現第二時期的曲子；第三部是《清詞選》，代表清朝一代才子藉詞體表現的作品。”
這部《詞選》專門表現第二時期。這個時期也可分作三段：﹙1﹚歌者的詞，即教坊樂工與娼家妓女唱的詞；﹙2﹚詩人的詞，即詞的作者都是天才的詩人，他們只是用詞體作新詩；﹙3﹚詞匠的詞。這個時期的詞重音律而不重內容，既沒有情感，也沒有意境，只能側重於詠物。這是一班詞匠的笨把戲，算不得文學作品。
“這是我對於詞的歷史的見解，也就是我選詞的標準。”
胡適對於整理國故問題的態度與方法，不過是赫胥黎和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實際運用。
何謂國故？在胡適看來，“國故”這個名詞是一箇中立的名詞，不含褒貶的意義。“國故”包含“國粹”，也包含“國渣”。“國學”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文化歷史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國學”。“國故學”的使命就是整理中國一切文化歷史。
第五組論文有四篇。
第一篇《〈國學季刋〉發刊宣言》深信：“國學的將來，定能遠勝國學的過去；過去的成績雖然無可厚非，但將來的成績一定還要更好無數倍。”
從明末到於今的三百年是古學昌明的時代，其成績可分三方面：一是整理古書，二是發現古書，三是發現古物。
這三百年古學研究的缺點有三層：一是研究範圍太狹窄，二是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三是缺乏參考比較的材料。
要想提倡古學的研究，應該注意以下三點：一是擴大研究的範圍，二是注意系統的整理，三是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
“我們觀察這三百年的古學史，研究這三百年的學者的缺陷，知道他們的缺陷都是可以補救的；我們又反觀現在古學研究的趨勢，明白了世界學者供給我們參考比較的好機會，所以我們對於國學的前途，不但不抱悲觀，並且還抱無窮的樂觀。我們認清了國學前途的光明與黑暗全靠我們努力的方向對不對。”
因此，提出三個方向：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
第二篇《古史討論的讀後感》乃是顧頡剛、錢玄同、劉掞藜、胡堇人四位學者討論古史的文章的讀後感。
這次討論的雙方旗鼔相當，陣勢整嚴。趁討論暫時休戰之機，寫了這篇文章請予以指教。
顧先生說：“中國的古史全是一篇糊塗賬。二千餘年來隨口編造，其中不知有多少罅漏，可以看得出它是假造的。但經過了二千餘年的編造，能夠成立一個系統，自然隨處也有它的自衛的理由。現在我盡尋它的罅漏，劉先生盡尋它的自衛的理由，這是一件很好的事。即使不能遽得結論，但經過了長時間的討論，至少可以指出一個公認的信信和疑疑的限度來，這是無疑的。”
胡適希望討論雙方都依著這個態度去搜求證據，以求明白古史的真相。“只有證據的充分與不充分是他們論戰勝敗的標準，也是我們信仰與懷疑的標準。”
胡適以為，顧先生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見解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
這個見解有三個意思：一是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二是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三是即使不能知道某件事的真確狀況，也可以知道某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況。
上述三層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顧先生的見解是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這是顧先生討論古史的根本見解，也是他的根本方法。
他的方法可以概括如下：
﹙1﹚把每件史事的種種傳說，依先後出現的次序，排列起來。
﹙2﹚研究每件史事在每個時代有什麼樣子的傳說。
﹙3﹚研究某件史事的演進過程：由簡單變為複雜，由陋野變為雅馴，由地方的﹙局部的﹚變為全國的，由神變為人，由神話變為史事，由寓言變為事實。
﹙4﹚力圖解釋每次演變的原因。
劉先生的根本態度和方法是：“參之以情，驗之以理，斷之以證。”或“度之以情，驗之以理，決之以證”。
劉先生列舉的三者，證在最後一位。情在第一位。崔述曾痛斥這個方法的危害：“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往往徑庭懸隔，而其人終不自知也”，“以己度人，雖耳目之前而必失之。況欲以度古人……豈有當乎？”
至於“驗之以理”，就更危險了。史學家只應該從材料裡，從證據裡去尋找客觀的條理。如果先存一個“理”在腦中，用理去驗物，那樣的理往往是主觀的意見。
最後是“驗之以證”。證據在史學上固然很重要，但以情與理揣度古史，而後斷之以證，這樣的方法很危險。“我們對於‘證據’的態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證據。但史家要問：﹙1﹚這種證據是什麼地方尋出的？﹙2﹚什麼時候尋出的？﹙3﹚什麼人尋出的？﹙4﹚從時間和空間看，這個人有做證人的資格嗎？﹙5﹚這個人雖有證人的資格，但他提供證據時有作偽的可能嗎？”
第三篇《〈紅樓夢〉考證》運用科學的方法，首次考訂《紅樓夢》作者是曹雪芹，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首先，胡適假定，“大概‘石頭’與‘空空道人’等名目都是曹雪芹假託的緣起，故當時的人都認為是曹雪芹做的。”
然後，根據這個假定予以求證。他先從袁枚《隨園詩話》中找到有關曹寅的記載，找到“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等語，並查到許多有關曹寅的資料，後來又找到曹寅的文集，從而得出如下結論：
一、曹寅是八旗的世家，幾代都在江南做官。他家祖孫三代四個人總共做了五十八年的織造。曹寅自己做了四年的蘇州織造，做了二十一年的江寧織造，同時又兼做了四次的兩淮巡鹽御史。
二、康熙帝南巡時，他家曾辦過四次以上接駕的差使。
三、曹寅會寫字，會做詩詞，有詩詞集行世。他曾管領《全唐詩》的刻印，他又刻有二十幾種書。他家中藏書極多。
四、曹寅生於順治十五年﹙1658年﹚，死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
根據清宗室敦誠的詩文集內的材料，胡適得出關於曹雪芹的六條結論：
一、《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
二、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曹寅的孫子、曹頫的兒子，生於極富貴之家，身經極繁華綺麗的生活，又帶有文學與美術的遺傳與環境。他會作詩，也能作畫，與一班八旗名士往來。但他的生活非常貧苦。因為不得志，他過著一種縱酒放浪的生活。
三、曹寅死於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於此時，或稍後。
四、曹家極盛時接駕四次，後漸衰敗，大概因虧空得罪被抄沒。
五、《紅樓夢》是曹雪芹破家傾產之後，在貧困之中做的。做書的年代大概當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書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六、《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裡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
解決了《紅樓夢》的“著者”問題，胡適又解決了《紅樓夢》的“本子”問題。
一、《紅樓夢》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後始有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
二、後四十回的著者是高鶚。
三、高鶚補的四十回，雖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確有不可埋沒的好處。
最後，胡適指出：“以上是我對於《紅樓夢》的‘著者’和‘本子’兩個問題的答案。我覺得我們做《紅樓夢》的考證，只能在這兩個問題上著手；只能運用我們力所能蒐集的材料，參者互證，然後抽出一些比較的最近情理的結論。這是考證學的方法。”
還指出：“我希望我這一點小貢獻，能引起大家研究《紅樓夢》的興趣，能把將來的《紅樓夢》研究引上正當的軌道去；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
第四篇《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認為，科學的方法，只不過是“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在應用上，科學的方法只不過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文章最後，胡適希望有志做學問的青年人回頭想想：“單學得一個方法是不夠的，要緊的關頭是你用什麼材料。現在一班少年人跟著我們向故紙堆亂鑽，這是最可悲嘆的現狀。我們希望他們及早回頭多學一點自然科學的知識與技術：那條路是活路，這條故紙的路是死路。”“等你們在科學實驗室中有了好成績，然後拿出你們的餘力，回來整理我們的國故”。
閱讀更多 歷史達人VIP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