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歷史時期，寬鬆的政治環境與肅清的政治環境就像王朝分裂與統一的客觀歷史規律一樣，隨著時間的推進以及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此起彼伏。如果仔細相比數量並不多的政治上比較險惡的時代，我們不難發現他們一個相通的共同點：
那就是它們的發生總是伴隨著告密的盛行，同時也恰好是這個時代的君王的專斷權力和集權權威較之前擁有一個里程碑式的提升。
提起告密，歷史給人印象比較深刻的有武則天武周時期、朱元璋洪武時期、清胤禛雍正時期以及他的繼任者弘曆乾隆時期。就像上文所引發出的共同點，這四個君主在位時期告密政治的盛行伴隨著政治環境不斷險惡、君主專制在各自時代的空前加強以及來自君王內心深處對於至高權力慾望的深切追求。
而他們之所以會因此而被後人深刻的銘記，是由於各自專制權力的集權過程中，制度框架下的歷史不可改變的潛在規律使得權力血腥的角逐曝光在了時代的最前沿。如果以這個標準來衡量漢武帝時期的行政方式與制度，似乎的確湮滅在其恢弘的開疆拓土、獨尊儒術的大標誌之下。
漢武帝個人在內政外交上一系列的積極拓取政策雖然為中國封建大一統的帝國版圖和中央王朝的鞏固統一做出了極大的歷史貢獻，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是”的光芒並不能掩蓋住“非”的汙曲。漢武帝時代的西漢王朝是專制主義中央王朝的一個關鍵轉型期，國家財政政策、內政外交政策、官方思想政策等等都進行了強有力的大刀闊斧的改革。但上層建築對於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力隨著戰場上的血腥廝殺和漢武帝個人的好大喜功、窮奢極欲表現得愈發強勁，隨之而來首當其衝的莫過於財政上的壓力吃緊。
為了繼續維持國家以及皇權機器的繼續運行，在經濟政策上漢武帝實行了一個在古代中國曆中非常有名的政策——告緡令，恰恰是這個專項針對經濟領域的財政政策，從側面突出了漢武帝時代烙印的政策特點，反映出漢武帝對於告密政治的獨特心理趨向。
所謂“告緡令”，即號召知情者向官府告發那些不申報或者申報不實的應稅人，對於舉報者，賞給沒收財產的一半。秦國之所以在商鞅採取了一些列變法措施之後兵威國強，有一個很重要的無形潛在因素就是調動了國家社會範圍內人員的實踐積極性，而這一結果的完成依靠的是在軍功上賞罰分明的獎勵政策和農業上條理清晰的規範制度。
作為秦後之人的漢武帝對於前人的學習雖然沒有生搬硬套，但是在維持自身利益的挖掘創造過程中對於前人的精神學習充分做到了融會貫通，並且這一制度的施行可以說在告密政治的施用上給予後世帝王無限的啟迪。
這一政策的結果十分令人震驚，全國各地的舉報者風起雲湧，僅四年的時間，全國中等以上的工商業者大都被告發而破產，而中央政府所獲財務數以億計，沒收的奴婢和房產成千累萬，田地糧產則不計其數。制度是完善目標用非暴力手段維持生產力運轉的基石，但是如果這種非暴力手段是建立在激起群眾內心的陰暗面之上，那麼這項制度的創建的初衷是值得推敲的，結果是非常可怕的。
漢武帝的告緡令雖然以國家獲得財產從而維持國家和皇室的各項開支為初衷，有利於加強中央集權，但同時也因鼓勵知情者檢舉揭發，百姓不再勤勞致富，敗壞了民風民心，使得在皇權專制主義自上而下的金字塔體系內，君主與官僚的利益捆綁化使得這套制度的施用無形中變成了維繫君主與官僚的紐帶，對於社會則變成了皇權與官僚行政權權力的向下滲透延伸。
與在中國歷史上較為著名的告密盛行的君王時期相同，武帝一朝的告密也是在政治環境不斷緊張的形勢之下日趨險惡，從而通過這種險惡到達皇權的進一步加強和排他意志的進一步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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