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茗）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吳三桂在衢州（今衡陽）登基稱帝的時候，順治正在五臺山上修行，此時他已經不是當朝皇帝，而是叫做“行痴”的和尚。此時的他，不是千里之外，而是近在咫尺的山西一個叫做傅山的人。
當然，他並非對雲南戰事漠不關心。三藩之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不過是跳樑小醜而已，真正的恐懼地是地處彩雲之南、進可攻退可守而又地靈人傑的雲南吳三桂。
對於吳三桂，可用“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來形容。當初吳三桂鎮守山海關，如果不是李自成擄走陳圓圓，單憑八旗軍的戰鬥力，以民族大義的牢固基礎，清軍是很難攻破吳三桂的防線的。
無論是順治還是崇禎，當年都低估了李自成和吳三桂的戰鬥力。崇禎十七年，高舉“闖王”旗的“大順”農民軍隊在正月裡東渡黃河後，以摧枯拉朽之勢，佔汾陽、據太原、攻寧武、掠大同，不足百天就順利進入北京德勝門，崇禎皇帝殉國，三百年大明王朝壽終正寢。
而吳三桂更可怕之處在於率山海關數萬輕騎居然可以瞬間將李自成打回原形，以北京、太原、運城一線，可以說是赤地千里，血流漂杵，沿途丟棄金銀財寶無數。在清涼勝境、慈悲國度裡，順治回想此事，依然不寒而慄。
但崇禎更大的恐怖在於全國各地反清暗流湧動，而傅山就是北方反清運動的核心和領袖。故國情節，讓傅山變得異常堅硬和智慧，他出家為道，躲過了剃髮令；他寫詩明知，躲過了朝廷的招安；他遊歷從醫，藉機可以串聯結納義士。不要看他是老朽學究，但一篇檄文發出，就是雷霆萬鈞的千軍萬馬，那時可不是一個李自成，而是千千萬萬個李自成。風檣之動，大清就是齏粉了。
明亡後，傅山著紅衣，字號朱衣道人，從事著反清復明的秘密活動。傅山將個人榮辱與國家命運密切關聯，視國恨為家仇，直面最高統治者無所畏懼大義凜然的血性男兒畢竟不多，所以後世對其推崇有加，稱之為“字不如詩，詩不如畫，畫不如醫，醫不如人”。面對浩蕩皇恩，常人哪怕只是沾染了一點點也會心潮澎湃，百感交加，並決心從此為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縱使即刻赴湯蹈火，衝鋒陷陣，其敏感度猶如一滴秋水撲面便能使渾身汗毛孔收縮，進而顫慄不已一樣。皇權統治在這一點上是成功的。比如對吳三桂、洪承疇等人的安撫。
但傅山不是，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傅山做到了。“既然傅山如此強硬，朝廷不為所用也罷，告訴玄燁，專門開設一個博學鴻儒科，讓地方官禮送傅山赴京。他要不去，抬也得抬到北京。傅山進京，天下就可以太平了。”順治幽幽地說，“另外，告訴玄燁，編輯《明史》，加個貳臣傳，把當初歸順大清的明臣們，永遠不幹背叛大清。後世以此為例。當然，吳三桂不算。”
以上是一個杜撰的小說。順治究竟生或者死，民間和官方一直有迥異的說法。但如果順治不死而選擇五臺山作為修行地，至少一點可以說明，他要給八歲登基的弱子穩定山西這個大後方。
吳三桂從龍入關以後，一路追殺李自成的義軍，大部分戰場就在山西。順治皇帝佔據北京城後，投其所好四處尋找陳圓圓的下落，並派遣專人護送陳圓圓至吳三桂軍前。此時吳三桂已經兵到降州（今山西新絳縣），當聽說陳圓圓歸來時，居然搭起五彩牌樓，儀仗隊迎出三十里，宛若迎接皇帝的派頭。投桃報李，吳三桂對大清朝感恩戴德，上表涕零，表示與南明王朝徹底決裂，效忠清廷。
當時入關的八旗軍隊不到十萬，佔領整個中國困難重重，卻在吳三桂尋招舊部和大肆殺戮下，一口氣打到了雲南，弒殺了崇禎後裔南明永曆皇帝，徹底將明朝復國之夢破滅。朝廷也感恩他的功勞，給了個順水人情，敕封平西王，世襲罔替。而吳三桂敢於從雲南起兵造反，也是依託雲南，經十數年的準備，兵強馬壯之後妄圖顛覆清朝。
雲南在漢唐以前，還是土著文化時代，但卻是相關完整的和獨立的文化區域。漢唐以後，隨著滇緬交通的開闢，與佛教為主的宗教與當地土著文化融合交織。而云南到了明朝真正的開化，或者說是真正的華化，特別是吳三桂起雲南之兵北伐，促進了雲南與中原文化的大融合和大交往。
但吳三桂胸襟太是狹隘。傅山“歲寒之盟”天下皆知，黃宗羲、顧炎武在南方唯傅山馬首是瞻。或許吳三桂一紙書信就能造成天下揭竿而起，至少是南北夾攻、北京禍生掣肘的局面。可惜吳三桂根本沒有看得起山西的這名“老道”，僅僅做了五個月“皇帝”，連雲南都沒回去，就客死衡州了。
這是山西與雲南之間足以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一段鉤沉往事。當年傅山在地方官吏的綁架下確實去了北京，但離城三十里便稱有病在身不再進前一步。後人評價傅山是字不如詩，詩不如畫，畫不如醫，醫不如人。
男兒可以改姓，女子可以改嫁，戲劇可以改寫，稱謂可以改口，甚至文明可以轉換，王朝可以更迭，歷史可以偽編，政策可以易轍，但總有一些本色實質、核心關鍵的東西是不能隨意更迭調置、嬗變蛻化的，那便是人的精神、魂魄、良知、綱常，孟夫子所稱“此之謂大丈夫”者。
當然，歷史是有巧合的。吳三桂身敗名裂後三百年，雲南和山西再次成為中華民族危難時刻的扭轉乾坤的關鍵地之一。在山西的崇山峻嶺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中，痛擊侵略者，最終奪取了全國政權的勝利。而云南則成為中國戰時大後方，在兵源和物質輸出的基礎上，與重慶、桂林稱為抗戰時期中國的三大文化教育中心。
在戰火紛飛中，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私立中法大學、國立藝專、國立同濟大學等十餘所院校先後遷昆，一時間文學、教育、藝術名流薈萃。這些在昆明的文化大師們，操履端方、大節彌高、風骨莊純、道德馨懿。是傅山再生，還是鼎新革故，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特別是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聯合而成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南遷昆明，對昆明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進步及社會變革產生了深刻影響，愛國、民主和科學精神在此有力傳播，衝擊黑暗政治和舊文化習俗，鼓舞士氣，被稱為“當時世界上一所沒有任何圍欄時代最好的大學”，“昆明城市化歷程中的一個奇蹟”。
順治想得到的天下太平，他沒得到，但我們實現了。傅山所謂的理想，他沒實現，但現在我們已經擁有了———文化不死，民族就不會滅亡；信念理想不失，國家就會復興強大。
今天，二青會火炬西侯度的光芒與元謀人的石器匯合。同是中華民族源頭，相隔180萬年首次聚首，是天下之幸，還是人民之幸，自然不言而喻。（原創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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