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地處東海之濱，晉江、洛陽江下游，是江海交匯之所。有541公里的海岸線，岸線曲折，形成多海灣的地理特點，海域面積廣闊，達11360平方公里。港道深邃，有利於大型船舶碇泊避風，是不可多得的天然良港，現已測明萬噸以上深水泊位123個。“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自南朝以來，泉州先民就利用這一優越的港口條件，以先進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發展與亞、非、歐各國海上交通往來，並在宋元時期躍居世界最大貿易港，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之一。
泉州港是由一組港口群優化集成的，因而泛稱泉州港。各處支港自有其名，分佈在各處港灣。其中有泉州灣的後渚港、秀塗港、石湖港、蚶江港，以及泉州灣東北面的崇武港；深滬灣的祥芝港、永寧港、深滬港、福全港；圍頭灣的圍頭港、金井港、東石港、安平港、石井港；還有湄洲灣的肖厝港。這些支港是名符其實的海港，可視為外港。還有處於晉江下游的法石港、烏嶼港、南關港，洛陽江下游的梧宅港，可視為內港。這些港口並非一時潮湧雲起，共享興衰。而是有時代之分，職能之分，公私之分。以下就上述19處港口作一些淺析。
一
東石港 關於唐五代泉州港口的情況，志書鮮有記載，從清人蔡永兼《西山雜誌》手稿中有關東石港記述，可提供一些蛛絲馬跡，供參考。
《林鑾宮》條：唐開元八年，東石林知祥之子林鑾，曾祖林知慧航海群蠻海路，試航至勃泥，往來有利，沿海畲傢俱從之往，引來番舟。晉海舟人競相率航海。
《林家石塔》條：唐開元八年，林鑾舟至勃泥、臺灣，引來蠻船，恐被礁石故造七星石塔。
《東石之舟》條：唐宋時，俱以王堯所造式。
《盟仙宮》條：唐乾符時，林鑾九世孫林靈字應素，經商航海臺灣、甘棠、真臘……，建造百艘大舟，在鰲江家資萬貫。
安海港（附石井港）宋初東石港凋零，安平港崛起。其港通天下商船，賈胡與居民互市。“客舟自海到者，州遣吏榷稅於北，號石井津”。①據《福建沿海圖說》記載：由安海登陸至泉州府治，凡六十里，均系坦途，由劉五店陸行至泉州亦必經安海，為往來泉州之捷途。由於水陸交通的有利條件，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經泉州申請，安海升格為鎮市，港口地位進一步提升。紹興八年至二十二年（1138—1152年）建成“天下無橋長此橋”的安平橋，這是一項港口建設的重要工程，支持了泉州海外交通的繁榮。
為了保證港口持續興隆發展，宋朝政府於南宋紹興十四年（1144年）在灣口南側的下坊村設立石井巡檢司。紹定四年（1231年），尚書省頒佈侍郎左選條例，石井鎮監官列入“破格及三萬貫場務闕”內②，說明當時安海港口稅額居於國內鎮市的較高水平。侍郎右選條例則規定：“石井鎮巡檢，先差曾經海道捕賊有功，諳會船水人。”③也是國內獨一無二的具名優選條目。鑑於石井港在刺桐港港口系統和物資集中的腹地範圍，以及與南關港不可分割的關係，可視為刺桐港的輔港口。④元時，安海港鎮，賈胡互市，車馬輻輳，繼續保持興盛景象。
元末明初，泉州港由於元末連年戰亂，加上西方殖民者東漸，明初朝廷禁海，致使港口貿易互市處於停頓狀態。一些船舶轉口至安海港，明初更一度移泉州港貿易於安海，而使安海得以猶盛不衰。⑤
入明以來，東西洋海上私貿夷人船隊，逃避官府禁制，竊據沿海港澳，強行掠奪式貿易。“向雖通番，猶有避忌，邇年番舶聯翩徑至，地近裝卸貨物皆有所倚。”⑥安海以距郡偏遠，揚帆即通海，安平商人極盡海上貿私之能事。時人史學家何喬遠嘗以徽商並論：“徽州以一郡，安平以一鎮，其賈行遍天下者，安平人卻與徽州人相類”。這時也是泉州人大批移居海外的高潮期，泉州港海外貿易出現由官而私，由進而出的轉折點。
其時更有鄭芝龍海上武裝走私集團，以安海港之石井澳為據點，初僅船數十，至天啟六年（1626年）已有120艘，崇禎間（1628－1644年）竟達千艘，私商倚其護航，成為縱橫東南海上霸主，鄭氏受撫順後，府第即建於安平，極盡豪華富貴。
清初與明之禁海，鄭成功延承其父鄭芝龍仍長於海上貿易，安海港成為鄭軍金廈義師的港口。直至丙申毀鎮（1656年），辛丑遷界（1661年），安海終成廢墟，海港完成其歷史使命。輝煌近千年的安海港修成正果。雖在清末民初曾為廈門客貨轉口要港，但畢竟是迴光返照。
圍頭港 南宋嘉定十一年（1218年），知泉州真德秀上奏《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稱：圍頭去州一百二十餘里，正瞰大海，南北洋舟船往來必泊之地。旁有支港，可達石井，其勢甚要。《閩書》雲：東南瞰海南，連丙州，宋嘉定十一年置寶蓋寨，或因附近寶蓋山，故名。圍頭城在十四都，明江夏侯造為司城，有南北二門。附近有礁石。“明嘉靖二十四年三月，日本商船十數只，直來圍頭、白沙等沃停泊……海上灘中，形成市肄”⑦看來歷史上的圍頭港主要作為軍事需要而置寨築城，自南洋海道入州界，圍頭與烈嶼同起控扼作用，而且可控扼石井一帶，實為港口衝要。比較同港灣內的東石、石井、安海諸商港，分工及功能有差別。
金井港 介於圍頭港與福全港之間，突出於半島南端，面對原稱浯嶼的金門島，古稱“溜沃”，文獻記載甚少。
永寧港 地處泉州東南岸，與東北岸的崇武互為犄角，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其軍事海防方面的重要作用。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毗舍耶（今屬菲律賓）海盜襲擾泉州沿海，殺害村民。次年為加強海防，打擊海盜，知州真德秀奏請朝廷，在水澳設置水寨，取寨名“永寧”。嘉定十一年（1218年）真德秀在永寧寨拓展軍房，修葺營壘，整造戰船，屯軍精器，打造“直望東洋”要塞。元代，海盜經常出入永寧至深滬海灣一帶，朝廷在永寧港邊設置巡檢司，加強海防。明初，日本處於南北朝分裂，諸侯混戰之態勢，失利的南朝封建主手下到我國東南沿海作“倭寇之患”。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令江夏侯周德興入福建築城16座，永寧城即為其一。翌年朝廷在永寧設立衛指揮使司，為當時福建海防五衛之一。下轄10個千戶所，崇武、福全、金門、高浦、廈門五所均建所城，形成遙相呼應的200裡海上長城防禦系統。
清初鄭成功以廈門、金門為據點與清廷抗衡。永寧衛城在禁海、遷界時廢棄。後仍戍兵置防，鴉片戰爭時炮擊英軍來犯的四艘軍艦。1940年7月16日，日寇軍艦還炮擊永寧，登陸血洗鰲城。
永寧港還發生過舶商走私漏稅的事情，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大海商王元懋載有“沉香、真珠、腦麝價值數十萬”，為了躲避市舶司抽稅，競換小船偷運到永寧卸貨。
祥芝港 該港是深滬灣北的第一支港，北宋時有劉氏聚族居此，可見時已開埠，明初江夏侯建為巡檢司城，曰祥芝城，有南北二門，是明代海防系統的一部分，其地突出海濱，是捍衛泉州港要衝之地。
福全港 福全西南接圍頭、深滬諸港，哨守重要。宋元時為番舶客商避風之門戶。《閩書》曰：該港有大留、圳上二沃，為要衝地。明置守千戶所於此。洪武二十年周德興親臨選地建福全城，為門四，建樓其上。衛城士兵還輪番駐守浯嶼水寨，並轄晉江潘徑捍寨，負責巡視“北到大岞，南到料羅”一帶海域。明倭寇入侵，千戶拒守，攻四個月不下，為一處捍衛海疆的軍港。
深滬港 在深滬灣中心。志載：明江夏侯周德興興造為司城，有南北二門，各建樓。⑧清康熙重建。《福建沿海圖說》稱：居民多至數千戶，或雲萬戶，合計民財多至千萬，或雲數千萬。⑨其時應為一處殷實的魚米之鄉。
深滬灣的幾處港口，主要是築城駐軍設防的所城、衛城，其地處泉州港中部，為捍衛北部、南部的海域及貿易港口，起了軍事保障的重要作用。由於它是泉州港進出必經之地，時有船舶停泊寄碇，但自身少有對外通商貿易的記載，不能稱為海外貿易港口。
泉州灣是泉州古代海港的主要部分，港口向東南敞開，被大墜島、小墜島等島嶼分為幾個航道，灣中北有洛陽江，南有晉江匯流入灣，由於港道深，水域寬，離泉州府城最近，水陸交通便捷，因此成為泉州港海外交通的主港區。
後渚港 該港宋為臨江裡，元稱後渚鋪，其地面海背山，是天然的避風港，便於大型海舶停泊和啟航，且海面寬闊，具有很大的吞吐量。但這個港開發較遲，南宋嘉定十一年（1218年）知州真德秀《措置沿海事宜狀》。尚隻字未提及後渚港，直至南宋後期才崛起，迅速發展成為泉州港的中心港，朝廷的國門。一些重要的商務、軍事、外交活動，以後渚港為首選地。
1974年在這裡發掘出一條南宋海船，內有大量從東南亞運回的香料、藥物，這些都是朝廷需用的奢侈品。船復原長度34米，寬11米，載重量在200噸以上，屬中型遠洋商船。古船出土地點背倚桃花山，山上有修路碑，記載自後渚到泉州城有三條大道，一條到仁風門，一條到通淮門，一條水路通德濟門。沿途的洋店、騾駝巷、洋墓等地名均與海外交通有關。{10}
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意大利大旅行家馬可·波羅奉忽必烈皇帝之令，護送闊闊真公主往波斯與阿魯汗國王和親，船隊14艘帆船，載有600多人，自泉州後渚港出發。《新元史·世祖本紀》載：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徵爪哇，會福建、江浙、湖廣三省兵凡二萬，發海船千艘，大軍會泉州，自後渚啟行。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王朝派遣楊庭壁出使馬八兒、俱蘭等國，也從後渚港啟航。可以看出這時的後渚港已成為官方的主要港口。
石湖港 位於泉州灣濱海入口處，其半島三面臨海，背依金釵山，西部有長達五、六里的港灣岸線一直延伸到蚶江，可停泊大量海船。宋元以來就是泉州灣一處重要外港。當地傳說古代有十八渡口，經常有百艘運載棉花的商船泊岸。碼頭形成於唐開元年間（713—741年），稱林鑾渡，相傳為航海家林鑾所建。碼頭東北面對泉州灣主航道的出入口岱嶼門，控扼泉州灣南岸。北宋元祐年間（1086—1094年）建的通濟橋長70米，將海岸與海邊礁石連接，成為一條延伸至海中的順岸碼頭，大大增加了碼頭水深。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在金釵山上建有石湖塔，亦稱六勝塔，後毀於兵火。元至元二至五年（1336—1339年）重建，通高36.06米，與南面南宋紹興中（1131—1162年）建的姑嫂塔遙相對望，為過往船舶起到海岸航標的作用。
由於石湖地理位置突出海角，負有泉州灣總口的作用。五代時於此建有寨城，北宋熙寧初（1068年）建石湖寨城，撥軍125人守衛。嘉定間（1208—1224年）真德秀知泉州事，造軍房50所，撥管325人，增置兵船，補充武器。明初石湖置巡檢司。萬曆三十年（1602年），浯嶼水寨遷石湖，欽依把總沈有容駐司，重建寨城，並擴大規模，建為海上巨鎮。{11}
蚶江港 扼泉州灣出口處。宋時建有碼頭，現存遺址有前垵、後垵兩處古碼頭，規模似城東潯美深水碼頭。宋時建有蚶江橋、玉瀾橋、海岸長橋，為番舶客商經過提供交通方便，元時港口極度繁榮。明、清禁海、遷界，港口趨於圮廢。清中葉，蚶江港中興。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蚶江被朝廷指定為與臺灣鹿港對渡的唯一港口，五十七年（1792年）又增與臺灣八里坌對渡。設海防官寨，下設海關、營盤、厘金等管理機構，並駐郊商開設貨櫃。{12}海防通判廳可處理商漁掛檢、海域巡視，督催“發運”諸事務。直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臺灣被日本割佔時，蚶江海防官署才關閉。
崇武港 界於泉州灣與湄洲灣之間，東臨波濤洶湧的臺灣海峽，距臺灣梧棲港僅97海里。宋初設巡檢寨，又稱小兜寨。宋太平興國六年（981年）置崇武鄉始得名，元初改為巡檢司。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為防禦倭寇侵擾，周德興奉命在此建城，設守禦千戶所，稱崇武所城。建城後駐軍士1000多名，民間傳“三千軍七戶民”。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倭寇陷城血洗40多天。戚繼光於萬曆初在崇武設中軍臺，指揮抗倭。明末崇武曾造四百料官船一隻，派人送予日本琉球中山王。清順治八年（1651年）鄭成功曾督師進駐崇武奪糧，自後鄭軍與清軍在崇武海域多次交戰，可見崇武在軍事戰略上的重要位置。海禁開放後，崇武船商北上滬津，南下汕穗，東渡臺灣。有詩：“擊輯日通彰化未，敲針冬汛坎門魚。”清《彰化縣誌》有載：“鹿港為泉、廈二郊商船貿易要地，內地來鹿者，北風以崇武為最，獺窟次之。……鹿、泉、廈郊船戶欲上北者，雖由鹿港聚載，必仍回內地各本澳，然後沿海北上，由崇武至莆田、湄洲、平海……”1945年，臺灣光復後，由崇武港航行臺灣的大小船隻高峰時年達200多艘。崇武成為“渡臺捷途”，完成從軍港到商港、漁港的華麗轉身。
秀塗港 位於晉江、洛陽江兩江匯流出海口。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設水師提督軍門，秀塗港駐汛兵5名，往後又設哨所。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設立海關，翌年泉州設立海關機構，秀塗為6個分關之一，1941年國民政府交通部頒佈秀塗港屬閩海區10個對外通商口岸之一，與泉州同名列全國106個港口之中。
肖厝港 在湄洲灣南岸，面對秀塗港。水域深廣，避風條件良好。當年孫中山先生《建國方略》中早已把它列為全國擬建的15個漁業港口之一，是“國內少有，世界不多”的天然深水良港，可建10—30萬噸級泊位多個。雖與千年古刺桐港的輝煌歷史不沾邊，卻是新興的國際大油港，將為復興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作出新貢獻。
港口地理位置在洛陽江、晉江沿岸的，這裡權且稱為內港。
烏嶼港 位於後渚港與洛陽港之間，是宋元明通商海外諸國的海島碼頭，享有“金烏嶼、銀後渚”之譽。宋寶祐間（1253—1258年）建的烏嶼石樑橋，比洛陽橋還長400多尺，據《重修烏嶼橋碑》載：宋明洋艘歲泊於此。港口有碼頭渡，潯美渡、萬安渡等古碼頭，還有“烏嶼潭”深水區可停泊巨舶，以分流後渚港、洛陽港負擔。
梧宅港（附洛陽港） 位於洛陽江出口，稱為“洛陽小海”處，江面水闊五里，深不可址。為順應泉州海外交通的需要，洛陽橋建成於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使這泉州北上的“官道”免除翻山越嶺的勞頓和過萬安渡時驚濤流急之險。洛陽江上游有梧宅港，據元人汪大淵《島夷志略》一書記載，元時泉州商舶常由梧宅啟航至古裡地悶（今印度尼西亞帝汶），每逢發舶，梢眾百有餘人。說明船舶數量眾多。且梧宅是五代、宋時的冶鐵場所，有可資出口的商品。
法石港 地處晉江下游交匯海口的沖積平原上，枕山漱海，宋元以來就是兵家駐守設防之所，又是通商貿易的天然良港。上溯溜石、廠口約5公里抵城南，下經潯浦、後渚出岱嶼門可泛海出洋貿易。南宋淳熙年間（1174—1189年）法石已是海防要塞，時任泉州知州的真德秀於此置法石寨，成為泉州左翼水軍的三要寨之一，並在此地“造大戰船，添置水兵”，緣因其地“內足以捍州城，外足以扼海道，合重屯以壯形勢”。宋元之際執掌泉州市舶司的阿拉伯人蒲壽庚，私屬海舶甚多，曾在法石寶覺山上建“望雲樓”，以望海舶之進出。此舉乃波斯商人之傳統做法。當時法石住有大批阿拉伯人，蒲壽庚哥哥蒲壽晟還在法石雲麓建造花園，種植阿拉伯國家傳入的素馨花、茉莉花等。
1959年在距法石不遠的烏墨山沃、雞母沃挖到宋元時期的船板、船桅、纜繩、木船碇。1982年在法石江邊發現宋代木爪碇石。特別是在原農業銀行營業所建築物下，發掘到一艘復原長度23米、載重量達120噸的中型遠洋沉船，船體搭接法與韓國元代新安沉船相似。從船中出土物看，可知為南宋沉船。{13}宋時法石有聖殿、長春、美山、文興、坂頭五個碼頭。宋時真武廟為郡守望祭海神之所，而後其海神地位才逐漸為媽祖取代。法石附近就有潯浦順濟宮、美山天妃宮、長春天后宮等多所媽祖宮。
明代在法石設有廣東高州會館，洪武十四年（1381年）設“河泊所”，為船舶管理機構。清初在法石設“汛”駐兵，轄石獅、塘市、後渚等江汛，是沿海軍事中心。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法石設有部館、文、武館。《澤被海濱碑記》載：“澳有二十四，而法石為要，蓋通南關，外接大墜，實商漁出入必由之所，亦遠近輻輳鹹至之區……”{14}可知法石港在軍事、貿易、文化等方面均發揮過應有的歷史作用。
南關港 分佈在車橋、廠口、後山、新街一帶。亦稱“圓通港”。唐景雲二年（711年）泉州治所從豐州東移至晉江下游北岸，稍後建成的子城距江岸較遠，開元二十九年（741年）“別駕趙頤貞鑿溝通舟楫至城下。”{15}使港口與城市連為一體，南關港的作用進一步得到重視。為適應海外貿易的需要，五代後期，留從效對唐羅城“重加版築”，城垣鎮南門已與江灘毗鄰。入宋以後，鎮南門內外成為番航舶商聚集之區。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禮部還奏請朝廷，在“番舶聚此”的泉州城南車橋頭設置來遠驛，作為接待外國客商的賓館。明初，來遠驛仍在接待海外諸國貢使，直到明成化八年（1472年）提舉市舶司移置福州，驛廢。
南宋紹定三年（1230年），知州遊九功鑑於江岸港區人煙輻輳，沿江岸砌築翼城“沿江以蔽”，使南關港直接附城，並圍護港區海商住居區。元時，南關港仍為刺桐港的重要輔港，大德六年（1302年）莊彌邵《羅城外濠記》指出：“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混一區宇，梯航萬國，此其都會，始為東南重鎮。……一城要地，莫盛於南關，四海舶商，諸番琛貢，皆於是乎集。”{16}儘管南關港為倚城港口得商品裝卸的便利，但也有港口擁堵，港池水淺，大船不便停泊，需待潮進出的劣勢，終不能主宰刺桐港，而為後渚港代興。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所立《奉憲富美渡頭碑》還記錄：富美渡頭凡系南北、臺灣、外洋船運五穀雜貨，蚶江、惠安及各海口貨物於此集散，以及安溪、湖頭、永春內山溪貨到渡頭的景況，但明顯已是地方性小港。
二
唐久視元年（700年），南安縣人孫師業訴稱赴州遙遠，於縣東南15裡（今鯉城）置武榮州，州治從豐州遷入。景雲二年（711年），原閩縣所置之泉州改為閩州，武榮州改為泉州，自後凡稱“泉州”即指今之泉州。{17}
唐時，泉州港已是南海諸國蕃舶常至的港口，泉州還曾設參軍事四人，掌出使導贊，管理海外來往的使節和商人。成書於唐會昌六年（846年）阿拉伯人伊本·胡爾達茲比赫《道里邦國志》記載：中國貿易港自南向北，順序為交州、廣州、泉州、揚州。當時泉州已成唐四大對外貿易港之一。五代時，泉州刺吏王延彬“凡三十年，仍歲豐稔，每發蠻舶，無失墜者，人因謂之招寶侍郎。”留從效治理泉州時，“陶瓷銅鐵，遠泛於番國，取金貝而返，民甚稱便。”
為順應唐五代泉州海外交通發展的需要，王延彬、留從效、陳洪進三人相繼擴建了泉州城。把唐代四城門、週三裡的泉州城，擴至五代時七城門週二十里。留從效擴泉州城時，重加版築，旁環植刺桐。而後泉州以刺桐港聞名至今。由於城市建設迅速發展，刺桐港繼續崛起，泉州城市等級由上郡升為望郡，宋《元豐九域志》（1078年）稱：泉州為全國六大都市之一。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設立市舶司，結束了宋初泉州作為廣州輔助港口的時代。政和五年（1115年）泉州又設來遠驛，以招待外商前來貿易。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的一系列積極措施，使泉州港在南宋至元朝時達到鼎盛，躍為“世界最大的貿易港”。
藉此筆者引用國內外一些名家的著述，來重現泉州港的歷史輝煌。
唐天寶間（742—756年）登進士第的包何《送李使君赴泉州》詩云：“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漢臣。雲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執玉來朝遠，還珠入貢頻。連年不見雪，到處即行春。”應是記錄泉州港城的最早詩句。唐會昌六年（846年）進士薛能《送福建李大夫》詩有句：“秋來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國人。”或許當年外國商船已駛近泉州城的晉江畔。
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胡爾達茲比赫《道里邦國志》成書於846年，記錄中國四大港口，經過各國學者一個多世紀的考證，取得比較一致的研究成果：魯金是交州，漢府是廣州，漢久是泉州，剛突是江都（揚州）。
南宋葉廷珪於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知泉州軍州事兼權泉州市舶司提舉時撰《南番香錄》雲：“餘於泉州職事，實兼舶司，因蕃商之至，研究本末，錄之以廣見聞。”
南宋趙汝適於嘉定十七年（1224年）任福建路市舶司提舉，寶慶元年（1226年）著成《諸蕃志》，對泉州港海外交通記述翔實，書中所記東南亞、東北亞、南亞、阿拉伯及北非等58個國家的航線距離、航程、方位，多以泉州為基準。還記有輸入泉州的國外土特產及泉州外銷商品。
元汪大淵兩次從泉州港放洋，附舶浮海歸國後於元至正九年（1339年）撰成《島夷志略》，書中對99個國家和地區進出口商品、風土民情、疆域地理等都有記述。他認為泉州是“清源舶司所在，諸蕃輻輳之所。”
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1271年從威尼斯東來，1275年到達元大都，在中國僑居17年。1291年奉忽必烈令從泉州港啟航，率14艘4桅12帆巨船，護送元室公主闊闊真往嫁伊利汗國阿魯汗國王。1298年成書《馬可·波羅遊記》，記述刺桐城“以船舶往來如梭而出名。”又說：“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這裡，貨物堆積如山，的確難以想象。每一個商人必須付自己投資總額百分之十的稅收，所以大汗從這個地方獲得鉅額的收入。”
《史集》是拉施特於1300—1310年編成的一部世界通史。書中記述“刺桐仍濱海大埠，由印度及馬秦都城航來之船艦，皆至此停泊”，“刺桐為商港，海船輳集”。
意大利方濟各會傳教士鄂多立克在中世紀與馬可·波羅、伊本·白圖泰、尼哥羅·康梯並稱世界四大旅行家，於1322—1328年遊歷中國，在他的《鄂多立克遊記》記述：“我來到一個叫刺桐的著名城市”，“該城市是世界最好的地方之一，此城中有大量各種生活必需品”。書中還記載泉州的宗教信仰等。
馬黎諾里是意大利教皇派出最後一位出使中國的使節，1346年從泉州啟航回國，進呈元順帝致教皇克萊孟六世國書，1354年整理出《馬黎諾里遊記》，書中記述：“刺桐城，這是一個令人神往的海港，也是一座令人驚奇的城市。”書中對方濟各會在刺桐城的三座華麗教堂描述詳盡。
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圖泰於1346年六月到中國遊歷，他渡海到達的第一座城市是刺桐城，1349年又從刺桐港乘船返國，在《伊本·白圖泰遊記》中描述泉州：“該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我看到港內停有大艟克約百艘，小船多得無數。這個港口是一個伸入陸地的巨大港灣，以至與大江會合。”{18}這個地處大江出海口的港口應該指的是後渚港，以前引用這段譯文時，往往只注意大船百艘，小船無數，而忽視港口所處的地理位置，所以有的認為是南關港的盛況。書中還對刺桐製造的綢緞、航船、瓷器做了詳細介紹。
近代日本學者成田節男稱：“進入元代，泉州成了中國最大的門戶”，“雖然元仿效宋在諸港置市舶司，但實際上船舶輻輳不絕，支配了大部分貿易的是泉州港。”日本學者桑原騭藏說：“泉州商業之繁盛，駕廣州而過之。及元初，被稱世界第一大貿易港。”
還有許多史書、史學家、旅行家等對泉州港有過研究和評述，恕不一一贅述。對泉州港或刺桐港具體指那處或那幾處港口，近期主要有幾種研究結論。
半個世紀在研究泉州港歷史的先驅廈門大學莊為璣教授在《古刺桐港》一書《古港考》條指出：如果一個海港，歷史悠久，形成大港口群，也可以一個大港將幾個支港合成一個港群。泉州就是這樣一個大港，總稱之為“三灣十二支港”。泉州灣四支港，自北而南有洛陽、後渚、法石、蚶江四個支港，以後諸港最重要。深滬灣四支港，內有祥芝、永寧、深滬、福全四個支港。圍頭灣四支港，即金井、圍頭、石井、安海，或稱之為南港。並對各處支港作了敘述。
廈門大學歷史學傅宗文教授近年推出20年研究專著《滄桑刺桐》，《港口市鎮 眾星拱衛》節中指出：刺桐港由逐漸崛起到蔚成世界大貿易港，同時也在港區周邊推擁出一批海舶碇離貨物裝卸作業港口，在閩南腹地滋生一批城鎮商貿網絡。……這一集散功能循環往復，使刺桐港的海上貿易業的吞吐持恆，充滿活力。據文獻資料，正規港口三個，即南關港、石井港和後渚港。並對三處港口作了敘述。文中特別指出“海灣南岸後渚港，距海口不太遠，海船自東海洋域內碇方便。如住南關港，自入海門，尚須溯晉江而上。在晉江尾閭航道北岸，地名鷓鴣口地段，江中‘多暗礁伏石，非漲潮，巨舟不得行。僅黽嶼前一線，舴艋可通’。”“候潮溯江成了南關港寄碇亟須解決的難題。後渚港的啟用，使回帆船隻依型分港住泊，給海商綱首提供了方便。”{19}一語道破後渚港比南關港的優勢所在。
《泉州古港史》指出：泉州古港包括泉州灣東北面的崇武港，泉州灣的蚶江港、石湖港、後渚港、洛陽港，深滬灣的祥芝港、永寧港、深滬港、福全港，圍頭灣的圍頭港、金井港、東石港、安海港、石井港，湄洲灣的肖厝港。在上述各港中，以後渚港最靠近泉州市府，水陸交通極為方便，是泉州港主要對外交通貿易港口。{20}
縱觀泉州一千多年的海事活動，可以認為：泉州港或刺桐港是泉州集群港的總稱。每處支港根據特定歷史時期、地理位置、自然環境的要求，完成各自的歷史使命和賦予的時代地位。哪個支港都無法獨力支撐泉州港的長盛不衰，彼此相輔相承，共同承擔海外貿易的集散功能和安全保障機制。支持千年古港葆有持恆的生機活力，使泉州港創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神奇！（完）
（作者：泉州市文物保護研究中心研究員）
註釋：
①明何喬遠《閩書》卷三三《建置志·泉州府安平鎮》。
②③《永樂大典》卷一四六二二，《吏部》引南宋《吏部條法》。
④付宗文《滄桑刺桐》第270頁，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⑤《安海志》修編小組編《安海志》122頁，1983年。
⑥明鄭若曾《籌海圖篇》，中華書局2007年版。
⑦明《安平志》，清重修本《龍山寺古剎考》。
⑧《（乾隆）晉江縣誌》卷二。
⑨《福建沿海圖說》深滬條。
⑩莊為璣《泉州灣的古海港》，載《海上集》，廈門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11}蚶江志略編撰委員會編《蚶江志略·城寨》，華星出版社1992年。
{12}《蚶江志略·海港》。
{13}陳鵬《法石的造船與航海》，載《東海法石歷史與文化研究專輯》1999年。
{14}該碑為清乾隆四十八年法石全體船戶刻，立於法石美山天妃宮，現已佚。碑文錄自吳清潭《泉州法石資料彙編》。
{15}《新唐書》卷四十一《地理志》。
{16}懷蔭布《（乾隆）泉州府志》卷一一《城池》。
{17}泉州市地方誌編撰委員會編《泉州市建置志》，海峽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
{18}馬金鵬譯《伊本·白圖泰遊記》，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9}懷蔭布《（乾隆）泉州府志》卷一一，《城池》引史繼偕《建鷓鴣口銃臺記》。
{20}《泉州古港史》編寫委員會編《泉州古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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