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而此时，在大陆摧枯拉朽的摧毁国民党政权，台湾地区热情高涨，很多中共人员和进步分子几乎是半公开状态，发生了中共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蔡孝乾被捕叛变，引发台湾中共组织全面崩塌。
1949年4月6日，台湾工委发动了反美、反蒋的学潮。三个月后，有人在台北台湾大学校园里散发地下党的机关报《光明报》。特务人员将一份《光明报》呈给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数日之后，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阳明山官邸召开会议，当面痛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台湾省保安副司令彭孟缉。
国民党情治机构随即成立专案组，便是著名的‘光明案’组，由谷正文领衔侦办。
谷正文，原中共北平学运书记，八路军115师侦察大队大队长（目前有文章对此存疑），后被捕叛变。后军统时期即保密局时期，国防部情报局，军事情报局时期最为狠毒，能力也是最为强悍的情报官员之一。其心思缜密、学识很高、手段毒辣，组织侦破和策划的事件便有‘中共北平谍案’（中共情报组织历史上最惨痛的损失之一），‘刺杀杨杰’，‘克什米尔公主号’（主要目标周恩来未登机）。还有便是清剿‘台共’。
谷正文
阳明山紧急会议后三天，保密局特务抓到早先在台湾大学校园散发觥明报》的四个学生。一个叫戴传李的学生供称，报纸是他妹妹戴芷芳拿给他的，而把报纸交给戴芷芳的是基隆中学校长、中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8月14日凌晨3点半钟，保密局派出三个行动小组，进入基隆中学校长寓所，逮捕了钟浩东，同时搜出了印制觥明报》的器材，及大量有关宣传资料。
钟浩东历经了三天三夜连番讯问，表现得十分坚强，但日以继夜的讯问使得他有些精神恍惚。钟浩东忽然反问讯问他的谷正文：“老郑怎么样？”虽然钟浩东之后不再吐露任何信息，老练的谷正文心里已经明白，“老郑”肯定是中共在台湾的头面人物。
钟浩东被捕后，保密局陆续又抓捕了44个地下党，轮番侦讯告一段落，每个人都像被挤光的牙膏。44个地下党当中，钟浩东、罗卓才、张奕明等7人被枪决，其他人按情节轻重分别被判处徒刑。钟浩东夫人蒋碧玉（亦是中共台湾党员）则被押解到绿岛开始了漫长的服刑岁月。八十年代回到了大陆。
10月间，中共地下组织高雄工委负责工运的李汾，在参加完秘密会议后，被保密局特务抓住。李汾的对外身份是高雄铁厂的一名工人，他供出了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陈泽民。特务让他去接头时，对陈泽民实施了抓捕。从陈的口袋里翻出了记事本，上面又出现了‘老郑’。
经过轮番的严刑手段，谷正文终于得到了‘老郑’的地址：台北市泉州街26号。但当特务赶到此住所时，已空无一人。
12月末，特务们通过被捕者的供词和武装据点对外联系暴露的线索，在街上抓捕了负责军事工作的台湾工委副书记张志忠。张志忠视死如归，特务们用尽酷刑一无所获，只好另想办法。
1950年1月29日，在“老郑”住所长期蹲守的特务抓到回家的一个40多岁的男子。此人报了假名字和假身份，被关押期间要求提供美食。谷正文回忆说，自己一眼便看出此人有追求享受的弱点，便让人天天给他买饺子。一星期后，此人说：“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并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西餐厅买。吃完牛排后，此人说为表示感谢，可带他们找共产党的一个据点。特务让他带路，结果此人走进一个黑暗厂房时，突然跑掉了。
“老郑”逃走后，谷正文发现他正是中共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孝乾，在他住所搜到的笔记上还发现“吴次长”三个字。因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吴姓者只有吴石一人，谷正文认定吴石在向中共提供情报。蔡孝乾叛变后出卖了吴石，验证了谷正文的判断。
上了钩的“大鱼”跑了，国民党特务岂肯罢休。谷正文得到“老郑”逃走的消息后，火速从高雄赶回台北。毛人凤威胁谷正文，怪他督导不周，处分记大过两次，如果抓回“老郑”归案，这两次大过可免。谷正文开始部署再抓“老郑”。
两个月后，谷正文又掌握了蔡孝乾在“老台共”时的一些关系。通过追查拷问，谷正文得知蔡孝乾已躲往嘉义农村，便派看押过他的特务去查找。
为了避免显眼，特务们换上农民服装，到当地后在乡间路上远远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他们感到在乡村穿西装很反常，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郑”。经查问，原来他在乡下躲藏两个月后，感到清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就顾不得着装上的大忌了。
对蔡孝乾、陈泽民、张志忠等人的审问结束后，毛人凤、谷正文想了解这些人如何总结教训，便将他们关进一间牢房里监听其谈话。
据谷正文回忆，张志忠天天组织同牢房的人批斗蔡孝乾，指着鼻子骂他：“侵吞1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由叛徒变为特务的谷正文曾在八路军115师受过罗荣桓领导，很熟悉共、产党内情况。他在回忆录中指出：“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形迹过于暴露之外，其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能有几分周恩来或者罗荣桓的才气，那么中共在岛内这页隐蔽战线斗争史，恐怕要改写。”
蔡孝乾叛变后在一周内就供出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包括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在内的400多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逮捕，导致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被破坏。
蔡孝乾叛变后，出卖战友、同志达到了利令智昏、丧心病狂的地步。谷正文回忆说：“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满；而张志忠虽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对他的评价最高。蔡孝乾每天只拼命照我给他的自白书大纲写着，这些手稿竟堆了有半人高。”
在1950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蒋经国的报告中指出：从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初，保密局一共破获了80多件“中共间谍案”。光是因为蔡孝乾投靠国民党，被抓捕讯问、清查的关系人，就多达1800多人。
蔡孝乾叛变后加入国民党，任“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1956年又任职于“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后升任该室少将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由于作恶多端，担心被地下党暗杀，蔡孝乾长期被严加警卫，深居简出，1982年10月在台湾病死。
蔡孝乾
1950年6月10日，一排士兵走进位于台北延平南路的保密局监狱，押解即将行刑的死刑犯。四名威武不屈的勇士，被五花大绑，以军用大卡车载往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的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华东局女特派员朱枫、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吴石的亲信随员聂曦上校。（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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