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拉宝丽来，丢弃的一段历史
宝丽来是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风靡一时的摄影文化。生活在广东福建侨乡的寻常百姓人家的相册里，多多少少总都会留有几张来自国外犄角旮旯的宝丽来照片。去年（2016年），我帮助表弟整理舅舅的遗物时，就发现了一张舅舅黄猷与陈复礼老先生在武夷山合影的宝丽来照片，这应该是他负责福建省侨办工作期间，陪陈复礼上武夷山采风时留下的。那时海外来的摄影师，常常会给合作伙伴或被摄对象留一张宝丽来照片，因为在那个拍照还是一件很奢侈的时代，这个做法是流行和有效的公关重器。
1988年，我来到纽约雪城大学(Syracuse U.)学习摄影。这所在大陆人眼里犹如钱钟书《围城》中的“克莱登大学”，却拥有三个著名的摄影专业，一是设立在全美排名第一的纽豪斯传播学院的新闻摄影系（S.I. Newhous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s，photojournalism program），一个是拥有知名的玛丽·玛利亚教授（Mary Marien）[1]的艺术和科学学院（Art & Science College）摄影专业，还有一个是创办于19世纪的美国第一所艺术学院视觉和表演艺术学院(VAP)设有的艺术摄影系。在“创意摄影”（早期译为插图摄影，illustration of photography）课上，我第一次使用宝丽来，那是在4X5英寸的大画幅相机加宝丽来后背拍摄。记得一张宝丽来照片的售价大约1美元，换算成5块多人民币，等同于一个中国人2-3天工资。因此，每张的拍摄都是颤颤巍巍地将宝丽来装入后背中，然后心惊胆颤地按下快门，期待一张就成功，可以不用再往里插入下一个美元。
1989年，我完成学业来到纽约，混迹于报社、摄影室、暗房和冲印店。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有一门课是“在中央公园拍摄”，我就利用周日的空闲，也到中央公园“采风”。看到情人、孩子，就主动凑上前，晃晃手中借来的宝丽来道：“photo taken? Polaroid, get it right away？”只要对方不反对，面带友善，就在对方还没有回答时按下快门，将照片递给对方。至于回报，对方给一美元，就不亏本了，一般给三、五美元，最多一次是10美元，因家长觉得我给孩子拍的照片很不错。
遗憾的是1992年归国时，为减重居然仅留下了底片，而随手丢弃了包括所有宝丽来样片在内的全部原版照片。那时仅关注了可以谋生的传播摄影形态，而对艺术形态的摄影知之甚少。从传播的层面看，有了原始底片就有了一切。当摄影上升到收藏层面后，30年前无知丢弃照片的代价居然是价格超过百万元人民币的影像艺术品金融资产，因为从影像艺术品的属性看，原版照片的价值最高，也是收藏市场上价格最高的藏品。更重要的是，我丢弃的不是波拉宝丽来，而是记录着一个摄影人职业成长轨迹中最重要的历史和见证。
（2017年9月11日于真理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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