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秋，著名演员陶泽如客串了吴子牛执导的电视剧《汗血宝马》。汗血宝马，似乎只是存在于传说中的一种马，不像五花马那样招摇过市，不像青骢马那样讨人喜欢。但只要一旦撒开四蹄，转瞬间便狂奔数千里。
陶泽如无疑是影视界的汗血宝马。他善于演正派也善于演反派，他半红半紫，不算太红也不算太紫。如天马行空，飘然而来，飘忽而去。
2004年1月的一天，在北京蓟门饭店，陶泽如向记者讲述了三十多年在影视界纵横驰骋的故事。踏花归来，马蹄是否香飘依旧？
无奈和迷茫
各种门类都是相通的，我想我不能只会演戏，我不能只做一个戏呆子。———陶泽如
1977年，陶泽如毕业分配到南京市话剧团。在进入话剧团工作之前，陶泽如还根据有关政策，去当地新华书店工作了一段时间。
话剧团的日子是陶泽如一生中最为迷茫的日子。话剧不景气，不要说演主角，演配角都很难。
对表演充满热爱的陶泽如感到无奈和郁闷。他在电台主持过节目，还学过雕塑，最喜欢的是声乐和画画。
有一个冬季，剧团在长江边上一个剧场连续演出，陶泽如就在每天下午都去长江边画画。斜晖脉脉、江水悠悠、白帆片片，都定格在陶泽如的画布上。夜幕降临，陶泽就收起画夹，直接去江边剧场化妆演出。
不演出的时候，在中山陵附近的剧团所在地，陶泽如还天天画树叶，从春天画到冬天，从刚刚长出绿芽画到凋谢飘零。
学声乐是向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的母亲朱冰老师学的，主要学唱意大利歌曲，每周两次，坚持不懈。
那段时间，陶泽如几乎每天都唱着意大利歌曲，直到1983年拍《一个和八个》，他突然不唱了。
按理说，陶泽如在剧团里又是搞主持，又是画风景，又是学声乐，如此“不务正业”，肯定会招人闲话。但那时，同事们好奇、支持的比说闲话的多，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戏演,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记者问：“你如此广泛地涉猎,对你的表演有什么影响呢?”陶泽如说：“影响肯定有。各种门类都是相通的，我想我不能只会演戏，我不能只做一个戏呆子。我拍电视剧《第五个空弹壳》时，要爬火车，我一个镜头就完成，大家都给我鼓掌。我说这算什么，我当年串联的时候就爬过。当时的体育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业余游戏。没有想到这些会对以后的话剧和影视表演有帮助。”
第五代导演的宠儿
现在，第五代导演所追求的东西在变，我追求的东西也在变。他们的东西不断地走向丰富和成熟，我也希望我的表演也不断地走向丰富和成熟。———陶泽如
1983年，第五代导演张军钊为他执导的《一个和八个》挑选了很长时间之后，总是觉得意犹未尽，他们向南京市话剧团打听：“你们剧团有没有皮肤再黑一点，气质再朴实一点的演员。”于是陶泽如就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对陶泽如很满意，拍了照带回广西，让陶泽如静等消息。
于是，陶泽如经历了人生的第二次焦虑的时光。尽管来人对陶泽如表示很满意，但走了之后一直没有下文，而此前有几个剧组也找过陶泽如，但最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好在半个月后，陶泽如就收到了《一个和八个》剧组的电报。于是1983年6月，陶泽如连忙赴广西南宁，他见到了一群比他大不了几岁的主创人员。这些人包括导演张军钊，演员陈道明、赵小锐、魏宗万、谢园等，摄影肖风、张艺谋等，美术何群等。这些人日后都成了响当当的角色，但此时大多还是毛头小伙子。
这完全出乎陶泽如的意料，他印象中的导演等人应该是德高望重的，而这群毛头小伙子在一起，是在拍电影吗？能够拍成功吗？该不会在一起闹着玩吧？
陶泽如更没有意识到，这部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就要在他们手里诞生了。
随后的日子，陶泽如很快沉浸在第五代导演充满创新和激情的艺术氛围里。
《一个和八个》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九四一年，抗日硝烟笼罩下的冀中平原，夜幕沉沉，被八路军关在牲口棚里的八名罪犯准备出逃。遭奸细诬陷的八路军指导员王金被推进来与罪犯们关在一起，打乱了罪犯们出逃的计划。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随军监狱与大部队失去联络。锄奸科长许志决定带犯人突围。当押解人员和囚犯陷入日军的包围圈时，许志不幸负伤，形势十分危急，王金等人纷纷要求参战。经许志同意，王金带领余下的人冲杀出去，勇敢抗击敌人。在浴血奋战和突围后的艰苦跋涉中，罪犯们重新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他们以行动，甚至生命赎回了自己的罪过。
陶泽如演的就是忍辱负重的八路军指导员王金，锄奸科长许志一角则由陈道明主演。
对于初次“触电”的陶泽如来说，《一个和八个》剧组更像一个电影课堂。陶泽如对那种异样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记得当初我拍第一部影片时,可让人伤透了脑筋。不光自己累,还惹得组里大家伙为我干着急。越急,包袱越重,就像乡下人赶火车似的,一筹莫展总是赶不上。我是茫茫然拍完从影后第一部影片《一个和八个》的。那会儿，作为话剧演员,要很快适应镜头前的表演,要修正我以往本身在话剧表演中存在的毛病,要求以一种全新的、朴实的、无表演的表演来完成影片中的人物，哈哈……另外,要同当时银幕上存在的虚假、过火的表演现象来一个反叛。要做到这些是不容易的。”
张军钊总是很耐心地给陶泽如说戏，他说：“你的戏演不好，整部戏就立不起来，你这个人物一定要像个秤砣一样，搁在那儿要有一定的分量。如果分量轻了，你压不住这八个人。你的表演要有精神上的力量感。”
陶泽如和陈道明同住一个房间，他发现陈道明是一位自律、用功、较真的演员，有一种“拼命三郎”的精神。
而光头张艺谋则对陶泽如说：“演员不要无端地皱眉头、不要无端地瞪眼睛。”
由于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拍电影，于是片场有的是一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冲劲，一种超越任何权威的大胆探索。
《一个和八个》作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却好事多磨，费劲周折才得以公映。（这似乎预示着陶泽如未来所主演的影片往往因种种原因遭遇搁浅。）最后既没有创下高票房，也没有得奖。但圈内都知道有一个实力派青年演员陶泽如。当时陶泽如默默地告诉自己：“既然要干表演了，我十年以后应该能够以表演立得住。”———陶泽如没有想着一举成名，而是有了十年磨一剑的长远打算。
自此，陶泽如与第五代导演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那张黝黑、奇崛的脸充满了硬朗和倔强，与当时流行的英俊小生迥然不同，却与第五代导演要表达的黄土地、沉重、苦难等主题不谋而合。于是在未来的日子里，陶泽如几乎成了第五代导演的宠儿。他与吴子牛的合作最具代表性。
1986年，陶泽如主演了吴子牛执导的《最后一个冬日》，揭开了与吴子牛合作的序幕。吴子牛看到陶泽如那张似乎带有“第五代”标记的脸和充满沧桑悲凉的眼神时说：“你是为电影而生的，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你能够演一辈子。”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吴子牛似乎摆出了要和陶泽如合作一辈子的架势。除了《最后一个冬日》外，陶泽如还主演了吴子牛执导的《晚钟》《欢乐英雄》《阴阳界》《太阳山》《大磨房》《南京大屠杀》等影片。
谈起与吴子牛合作的感受，陶泽如说：“我非常迷恋吴子牛影片中那排山倒海的气势。“———几乎在每一部影片中，陶泽如总是用浑厚的嗓音发出灵魂最深处的呐喊：“弟弟、妹妹、哥哥呀！”（《最后一个冬日》）“快把两名中国人交出来！”（《晚钟》）“你去死吧，畜生！”（《欢乐英雄》）
陶泽如还迷恋于吴子牛在拍摄现场营造的独特的气氛。陶泽如告诉记者：“吴子牛总是视拍摄现场为艺术圣地。创作中要求个人的情感全部投入。我几乎总是抑制不住那发颤的心，等待着‘预备———开始!’的号令。如拍《欢乐英雄》时，由于太投入，我紧紧抓住玉蒜追问那是谁的孩子时,竟下意识地用力过猛,将扮演玉蒜的女演员徐守莉的双肩和肩头都捏出青印。接着拍我从南洋归来，迫不及待地拥抱妻子,以至被突然出现的‘私生女’打断,再打老婆、砸床,拍完后，我筋疲力尽,浑身湿透,坐在地上,累极了！这时,子牛用他那特有的语调,像是自语、像是对现场工作人员感叹道:‘这哪里是在表演,简直就是用血和泪在拼命！真是百分之百的投入。’的确,当夜我就莫名其妙地发高烧,病了一宿。”
1989年，吴子牛所执导的《晚钟》获第三十九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陶泽如也凭借在《晚钟》《欢乐英雄》等影片的出色表演荣获第九届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
1989年，陶泽如在吴子牛执导的《大磨房》中演反动乡长廖百钧。这是陶泽如首次演反面人物，他对此非常在意。陶泽如认为：“我认为不少影片中的不少人物并不能称之为艺术形象，而他是，廖百钧是。由于这个‘怪物’是很艺术地出现在后来的《大磨房》里的，我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也根本管不上他是主角配角、正角反角，便热情高涨地投入了创作。”
但是正因为吴子牛的探索，他所拍摄的影片往往引起争议，经常不能如期公映。陶泽如说：“我跟吴子牛拍了五六部戏，几乎有一半没有如期公映，但是作品是个好作品，导演是个好导演，我依然感到满足。”
据悉，陶泽如和吴子牛已经七八年没有合作了。不久前吴子牛执导电视剧《汗血宝马》，剧中有一个特殊的角色，一位专门为做太监从事阉割的人，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改行在北方为宰杀、阉割牛羊的屠夫，却依然与宫中保持着千丝万屡的联系。这是一个戏分不多却又非常难演的角色。于是吴子牛想到了老搭档陶泽如。陶泽如的全身心投入和才情四溢的表演让吴子牛非常满意。陶泽如与吴子牛的合作创下了中国影视界的一项纪录，就是一位导演和一位演员进行八次合作。而这个纪录似乎还有可能被他们自己刷新。据悉，2004年，陶泽如极有可能在吴子牛的新片中演一名刀客。
除了与张军钊、吴子牛合作外，陶泽如还主演了另外一位第五代导演尹力执导的《我的九月》。
十年来，陶泽如的影视生涯似乎有“成也第五代，败也第五代”的味道。他与第五代导演一起浮出水面，一起沉入水底；一起接受鲜花，一起接受非议……陶泽如说：“现在，第五代导演所追求的东西在变，我追求的东西也在变。他们的东西不断地走向丰富和成熟，我也希望我的表演也不断地走向丰富和成熟。”
閱讀更多 石頭陳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