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不再是世界主導力量，而企業高管們正在努力適應這樣一個新環境。在特朗普就任之前，這些轉變就已經開始。
圖/Pixabay
文 | 阿維·薩爾茲曼（Avi Salzman）、尼古拉斯·賈辛斯基（Nicholas Jasinski）
全球最大兩個經濟體中國和美國朝著達成貿易協定的方向不斷邁進，投資者一直在緊張地翹首以待。不過，即便中美達成協議停止，或許也不意味著企業的經營發展能夠一如從前。
全球貿易體系正在被重新調整。持續數十年的國際貿易自由化趨勢如今已經開始逆轉。全球化正因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承受重壓。
英國脫歐勢必在英國和歐洲其它地區之間築起新的貿易壁壘。印度則剛剛採取行動限制外商在線銷售商品。
對於自由貿易的全球性共識正在不斷被侵蝕，這已促使美國企業調整供應鏈，常見的做法是將供應商轉移到距離終端市場更近的地方。
主導力量
20世紀90年代，全球貿易增長率基本上是全球GDP增速的兩倍。但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統計，自2012年起，貿易平均增速僅僅是略高於全球GDP增速。今年，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和貿易壁壘增加的雙重打擊下，世界貿易組織已經將貿易增長預期從4%調低至3.7%，並稱一季度貿易景氣程度回落至2010年水平。
今年2月，運往美國的海運發貨量下降了4.5%，其中從歐盟出發的發貨量下降4.6%。根據供應鏈數據提供商磐聚網（Panjiva）的統計，這是近兩年來首次出現這樣的下跌。
最近，貝恩諮詢公司（Bain & Co.）對在中國開展業務的跨國公司中的超過200名高管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60%的受訪者認為近來的貿易爭端為他們提供了重新調整商業戰略的機會。展望明年，48%的受訪者認為他們將尋找新的供應商，並且42%預計將另覓原材料產地。
全球化不再是世界主導力量，企業高管們正在努力適應這樣一個新環境。
史丹利百得（Stanley Black & Decker，SWK）首席財務官唐·艾倫（Don Allan）說：“我可能從來不會認為全球化正在走向盡頭，但是我已經開始感到困惑。大趨勢似乎正在朝那個方向發展。各國正變得更加強調保護自身利益，而越來越少去關注怎樣進行經濟全球化合作。”
讓艾倫倍感挫折的不僅僅是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還包括世界其他地區出現的變化。比如，金融危機以來歐盟所表現出來的脆弱性。
“可以肯定地說，一種巨大轉變過去10年間已經在發生，並且這一轉變在過去五年變得更快了。”艾倫說。
這種轉變出現在一個技術和政治深遠變革的時代——包括新興機器人制造技術、北美能源熱潮、以及中國在政府引導下出口高增值商品的做法——新的變化已經促使企業重新思考和調整他們在全球的佈局。這些變化可能最終會比逆全球化更加強大，進而重塑全球貿易格局。
調整供應鏈
在這些大趨勢中做出投資決策將會是棘手之事，因為這樣的趨勢可能會持續長達數十年。一些投資者認為，人們能夠從供應鏈的變化中覓得投資機遇，方法是購買那些將受益於新的中國投資的股票，包括可再生能源和電池；還可以把目光轉向那些將在全球貿易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國家，比如越南；或者，買入工業機器人生產商的股票。
雖然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宣揚全球貿易的理念已有多年，但全球貿易放緩甚至逆轉不會是一種歷史反常現象。美銀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分析師阿杰·辛格·凱普爾（Ajay Singh Kapur）認為，全球化實際上已經經歷了週期性的起伏。他在2018年的一份報告中寫道：“根本不存在什麼永久性的趨勢，只不過是懶惰的知識分子把一種長週期混淆成了永動機。”他的那份報告中包含一張追溯至耶穌誕生時的圖表。
不過，20世紀後半葉全球貿易的快速增長使得全球化看似成為一股不可撼動的力量。2007年，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曾說：“是市場力量在管理整個世界。”這種觀點在當時看來幾乎無可辯駁。從1950年到2007年，全球貿易額平均每年增長6.2%，幾乎是全球人口增速的四倍之多。交通運輸成本下降、區域分工確立、生產商追求最低成本投入、供應鏈變得更長且更復雜。
去年12月1日，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辦的G20峰會上，中美領導人舉行了會晤。雖然投資者對貿易協定滿懷期待，但企業們已經在著手調整供應鏈了。
起初，全球化趨勢與發達經濟體勞動者穩定的就業和薪資增長相生相隨。然而，隨著生產商於上世紀80年代撤出發達經濟體尋求更廉價勞動力，那些增長數據便趨於惡化。1975年，製造業佔全美GDP的20%以上，佔全部就業的22%以上——而今天，這兩個佔比數據分別僅有11%和9%。剔除通貨膨脹因素後，非管理崗位的美國工人的收入只相當於上世紀70年代後期的水平。在其他發達國家中，類似一幕也在上演：製造業下滑，收入不平等加劇。
對於全球化所謂贏家的政治抵制，在特朗普當選和英國脫歐等事件中顯現出來。為了保護就業，各國開始尋求變得更加自力更生，同時築起前所未見的貿易壁壘。
供應鏈決策罕見地充滿了政治上的擔憂。不斷增加的關稅和特朗普憤怒的推文並未使得“中國製造”的標籤輕易從美國品牌的服裝上消失。美國設計、中國組裝的iPhone手機已經在中國失寵，中國消費者越來越傾向於選擇國產品牌。
在這樣的政治意味之下，多數企業在調整供應鏈時往往默不作聲，以免招來反彈。《巴倫》聯繫了超過50家不同規模的公司，它們或已申請關稅豁免，或已考慮改變供應鏈。其中只有兩家願意就此發聲。
美銀美林分析師安德魯·奧賓（Andrew Obin）認為，“創造就業（或者說無法創造更多就業）很可能是企業搖擺不定的關鍵所在。”即使企業將生產轉移回美國本土，它們也可能會使用更多機器人，而不是人力。
“迴流”美國？
不管怎樣，美國企業這種所謂“迴流”正越來越多。非營利組織Reshoring Initiative稱，2016年，美國通過企業迴流增加的就業崗位超過了因企業轉移至海外而流失的就業崗位數，這是自1970年以來首次出現這種情況。2017年，用人企業宣佈將創紀錄地把82250個工作崗位帶回美國本土，而2010年這一數字只有區區3221個。根據初步統計，2018年迴流企業的數量有所減少，帶來53420個就業崗位。Reshoring Initiative創始人哈里·墨瑟（Harry Moser）認為，這可能是由於“貿易爭端帶來的不確定性、美國政府職能失調、以及美元小幅上漲”造成的。但他認為，迴流趨勢是有力而持久的。“這可不是什麼稀鬆平常的小打小鬧。”他說。
許多企業找到了頗具吸引力的策略：將產品採購或生產線重新佈局到距離終端市場更近的地方。這樣做的回報是：運輸成本降低且速度更快、複雜程度和供應中斷的風險降低、庫存要求減低，以及在產品銷售地進行生產所帶來的政治利益。
美國運動相機廠商GoPro（GPRO）保留了其位於中國的工廠以滿足亞洲客戶需求。但它計劃將銷往美國的相機的生產線從中國移至墨西哥。公司首席財務官布萊恩·麥吉（Brian McGee）在上個月的財報電話會議中說：“雖然關稅的威脅成為提高供應鏈效率的催化劑，但即便不考慮關稅因素，這種方式從戰略上而言也是有意義的。此外，我們也將節約一定的成本。”
孩之寶（Hasbro，HAS）去年年底開始在馬薩諸塞州一家工廠生產培樂多彩泥（Play-Doh），這是這家公司自2004年以來首次在美國生產這種玩具。孩之寶稱，較低的交通運輸成本是促成決策的影響因素。
太陽能設備生產商SunPower（SPWR）也同樣致力於更多地在離終端市場更近的地方進行生產。在某些利潤極其微薄的行業，降低海運和其他物流成本直接決定了一家公司盈利與否。
SunPower的拳頭產品是玻璃封裝的太陽能組件。它對電廠的售價是每瓦特1美元，對居民用戶的售價最高2.25美元。其成本的十分之一都與物流相關。
SunPower首席執行官湯姆·沃爾納（Tom Werner）對《巴倫》說：“商品越大，物流成本就越高，企業也就越希望重新佈局生產線。太陽能板將會是太陽能企業最先尋求重新佈局的產品，以便使產品距離終端市場更近。”SunPower已經在墨西哥擴大生產規模，專門生產銷往美國的產品。去年，公司甚至還收購了一個小型的美國太陽能企業。
其他公司也採取了類似行動。20世紀初期，史丹利百得公司的前身主要在美國生產商品。但是公司首席財務官艾倫說，到了20世紀80年代開始，生產活動開始逐步向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轉移。
20世紀80年代後期，銷往美國市場的產品中僅有25%是在美國國內生產的，而隨著企業逐漸迴流，這個一比例已經升至50%。企業做出“迴流”決定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會吸引那些青睞美國製造工藝的消費者，即便這些商品的生產方法與在中國相同。
“我不敢說每個美國人都希望購買美國製造的所有東西，但我認為，對於某些行業來說，過去10年裡對於美國製造商品的需求已經增加了。”艾倫說。他預計，史丹利百得在美國銷售的商品中，最終會有80%都在美國國內生產。
美國頁岩油熱潮和精密煉油廠在墨西哥灣廣泛興起，也助推企業調整區域化佈局。貝恩諮詢合夥人、全球供應鏈諮詢業務團隊負責人彼得·格拉亞（Peter Guarraia）說，這兩個因素使得美國更少地依賴海外石油，同時促使能源密集型產業遷往美國或墨西哥以節省成本。他說：“想想那些基礎投入型產業，例如化工和化肥行業——任何以能源或汽油為基礎的行業，我認為你就會意識到大量生產活動將從中國轉移出來並回到美國。”
來自東南亞的吸引力
企業將繼續尋求平衡，在一些地方節約人力成本，同時在另一些地方削減運輸費用，從而降低總投入成本。格拉亞補充道：“勞動密集型行業短期內更有可能留在亞洲，因為東亞市場仍有巨大的勞動力優勢。”
從2010年以來，中國的工資水平已經增長一倍還多。而關稅威脅使東南亞其他國家變得更有吸引力。
據稱，為蘋果公司生產無線耳機的中國公司歌爾股份（GoerTek）去年曾告知供應商，公司將把生產線遷到越南。這意味著，歌爾股份將加入LG電子（LG Electronics）和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SSNLF）的行列。這種情況不僅僅發生在高科技行業：化工企業亨斯邁（Huntsman，HUN）去年夏天宣佈在越南開設工廠，這是它在亞洲除中國之外的地區首次建廠。事實上，據信息供應商IHS Markit統計，去年越南製造業增長速度超過了其他任何亞洲主要國家。
共同基金銘基國際（Matthews Asia）首席投資官羅伯特·霍洛克斯（Robert Horrocks）說：“我的確認為，最具潛力的地區將會是東南亞。從那裡出發，你能夠相對容易地進入中國的巨大消費者市場，以及不斷增長的印度消費市場和日本市場。便捷的集裝箱運輸還能橫跨至歐洲。”
中國志在精密產品生產
中國自身則有著更大的雄心。中國的目標是自主研發更精密的產品，而不是簡單地對別國設計的產品進行組裝。霍洛克斯補充說道，要達到這一目標，中國可能需要“將組裝和人力勞動外包至其他國家，中國也有資本這樣做。”他預計，擁有年輕勞動力、低工資水平和深水港口的越南會是最大受益者。
要從這一趨勢中獲利，霍洛克斯建議投資者避開那些為外國企業組裝商品的製造商。他說：“比如，你可以直接投資越南的製造商。但我們所討論的供應鏈中的這些環節總體上附加值較低，並且在那種情況下你將受益於更大的經濟體，它可能是美國的蘋果或者韓國的三星。”
製造業蓬勃發展有益於當地經濟，進而帶來其他領域的投資機會。“因此，”霍洛克斯強調，“最佳投資之道就是選擇那些具有巨大競爭優勢、能夠從新興工業勞動力群體不但增強的購買力中獲利的當地企業。”
銘基亞洲新興市場基金（Matthews Emerging Asia fund ，MEASX）持倉最多的公司是海鮮加工商永環（Vinh Hoan，VHC.越南）和西貢啤酒（Saigon Beer Alcohol Beverage，SAB.越南）。交易所交易基金（VNM）投資于越南本土企業及在越經營的跨國公司。越南機遇封閉式基金（VinaCapital Vietnam Opportunity，VCVOF）也投資于越南本土企業。
與此同時，中國正集中精力自主研發高附加值商品，而不再像過去一樣只是組裝產品。霍洛克斯認為，中國不只是在科技和汽車領域會成為更重要的角色——中國在這些領域的發展已經吸引了全球目光——在生物科技等領域亦是如此。他預計：“你將看到醫療健康行業在中國的巨大發展。”
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則建議投資者選擇那些專注於其它領域的中國公司，這些領域可能會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量。比如說，廢棄物處理領域的專業公司，如光大國際（China Everbright International，257.香港）；風電設備製造商，如中國大唐（China Datang，1798.香港）。可再生能源和電池生產商比亞迪（BYD，1211.香港）也處於中國的高增長行業。
複製中國優勢？
在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之前，這些轉變就已經開始，但是特朗普的保護主義政策使之加速，並不時讓美國企業決策過程更加複雜。
對史丹利百得來說，由於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在美國生產一些特定商品的成本變得更高。對中國的鑽頭卡（一種用於擰緊鑽頭的鉗子）加徵25%的關稅，提高了美國製造商在這個部件上的成本，而競爭對手可以從海外進口製成品而免受關稅問題困擾。“相對於競爭對手，我們的生產成本實際上增加了。”公司首席財務官艾倫為此感到惋惜。
企業不能寄希望於提價來彌補增加的成本。貝恩諮詢對於公司高管的調查顯示，僅有33%的受訪者打算讓消費者為關稅增加帶來的影響買單。這標誌著，企業希望通過重組供應鏈來避免或最小化關稅帶來的影響，而不是簡單粗暴地提價從而威脅銷量。
全球供應鏈和運營諮詢公司Maine Pointe首席執行官史蒂夫·鮑文（Steve Bowen）認為：“企業看待其整個供應鏈的方式正在被改變。我們正幫助這些企業尋找新的供應商。過去它們只考慮四家，而現在它們會考慮20到25家。”鮑文說，希望推出新產品的科技企業“會傾向於用不同的公司來生產產品，而不是僅僅依靠一家。這是一個巨大的改變，未來四五年裡，這種趨勢還會不斷髮展。”
鮑文的一家客戶一直使用中國的鋼製品，而現在，這家企業開始到歐洲去尋找供應商。“如果關稅落地，他們會重新考慮從中國購買鋼材這件事。”鮑文說。“這使得他們更加關注未來供應鏈的潛力。”
然而，在某些行業，未來的供應鏈不可能複製今天的成功。在中國，這一點尤為明顯。過去20年裡，中國徹底改造了科技製造行業。
有些企業則高度依賴經驗豐富的中國工廠，他們很難把生產移到其他國家去。美國音響設備製造商搜諾思（Sonos，SONO）首席執行官帕特里克·斯彭思（Patrick Spence）說，不得不承認，中國擁有多個“工業公地”，短期內無法在其他地方被複制。搜諾思的音響就在中國的兩處工廠進行生產。
斯彭思解釋說：“我們的產品有數百個零件、與數以百計的供應商相關聯，而他們全都位於中國。以那種複雜程度，那些聯繫可能是歷經超過30年才建立起來的。他們之所以在中國是有原因的，這種格局很穩定，如今運轉良好。”
雖然SunPower將一些銷往美國的太陽能板的組裝生產線移至墨西哥，它依然也還會從菲律賓和馬來西亞採購一些零件。在這些國家，零部件生產商有著自己的生態系統。這些企業相互之間距離很近，這讓SunPower能夠以高效且低成本的方式組合原材料。公司首席執行官沃爾納說：“運輸生產太陽能組件的玻璃只需花很少的錢，但那卻可以決定公司的盈虧。”
田納西大學全球供應鏈學院執行主任沙伊·斯考特（Shay Scott）認為：“這不僅僅是產能問題，而是負責設計、創新和生產的那個群體當中形成的隱形共識。你不能一拍腦袋，然後去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中進行再創造。”
那些離開中國、前往人工成本更高地區的企業可能將依靠自動化來降低成本差異，它們還將受益於更低的運輸成本或能源開支。
國際機器人聯合會（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預測，在2009到2021年期間，全球工業機器人的數量會增加超過10倍。包括羅克韋爾自動化（Rockwell Automation，ROK）及發那科（Fanuc，FANUY）在內的機器人制造商正在努力讓自動化應用成本低於境外生產。
史丹利百得加大了對機器人的使用。艾倫說，機器人的使用並沒有替代人的位置，相反，公司對工人進行了再培訓以便操作機器人（儘管使用機器人可能會影響未來的招聘數量）。他還說，機器人正使得公司與更加合理的成本將生產遷回美國。“這沒有完全抹平中國這樣的國家與美國之間的成本差異，但確實在合理地縮小了這種差異。”
史丹利百得現在因關稅問題每年需要花費1.5億美元，而公司並沒有將全部的影響都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即使中美達成貿易協定，艾倫也不認為關稅會被徹底取消。“隨著貿易爭端愈演愈烈，關稅問題日益突出，我們不得不更積極地去考慮問題。我們如何更快速地實現我們的目標呢？”艾倫反問說。
隨著長期推動全球化的力量開始式微，我們將推出系列報道，深入觀察世界經濟正在發生的深刻調整。本報道為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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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聲明：《巴倫》2019年3月15日報道“How Investors Should Navigate Globalization’s Decline”。《財經》獲道瓊斯旗下《巴倫》（Barron's）在中國大陸獨家授權，原創文章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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