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不再是世界主导力量，而企业高管们正在努力适应这样一个新环境。在特朗普就任之前，这些转变就已经开始。
图/Pixabay
文 | 阿维·萨尔兹曼（Avi Salzman）、尼古拉斯·贾辛斯基（Nicholas Jasinski）
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中国和美国朝着达成贸易协定的方向不断迈进，投资者一直在紧张地翘首以待。不过，即便中美达成协议停止，或许也不意味着企业的经营发展能够一如从前。
全球贸易体系正在被重新调整。持续数十年的国际贸易自由化趋势如今已经开始逆转。全球化正因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承受重压。
英国脱欧势必在英国和欧洲其它地区之间筑起新的贸易壁垒。印度则刚刚采取行动限制外商在线销售商品。
对于自由贸易的全球性共识正在不断被侵蚀，这已促使美国企业调整供应链，常见的做法是将供应商转移到距离终端市场更近的地方。
主导力量
20世纪90年代，全球贸易增长率基本上是全球GDP增速的两倍。但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自2012年起，贸易平均增速仅仅是略高于全球GDP增速。今年，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和贸易壁垒增加的双重打击下，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将贸易增长预期从4%调低至3.7%，并称一季度贸易景气程度回落至2010年水平。
今年2月，运往美国的海运发货量下降了4.5%，其中从欧盟出发的发货量下降4.6%。根据供应链数据提供商磐聚网（Panjiva）的统计，这是近两年来首次出现这样的下跌。
最近，贝恩咨询公司（Bain & Co.）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跨国公司中的超过200名高管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近来的贸易争端为他们提供了重新调整商业战略的机会。展望明年，48%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将寻找新的供应商，并且42%预计将另觅原材料产地。
全球化不再是世界主导力量，企业高管们正在努力适应这样一个新环境。
史丹利百得（Stanley Black & Decker，SWK）首席财务官唐·艾伦（Don Allan）说：“我可能从来不会认为全球化正在走向尽头，但是我已经开始感到困惑。大趋势似乎正在朝那个方向发展。各国正变得更加强调保护自身利益，而越来越少去关注怎样进行经济全球化合作。”
让艾伦倍感挫折的不仅仅是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还包括世界其他地区出现的变化。比如，金融危机以来欧盟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性。
“可以肯定地说，一种巨大转变过去10年间已经在发生，并且这一转变在过去五年变得更快了。”艾伦说。
这种转变出现在一个技术和政治深远变革的时代——包括新兴机器人制造技术、北美能源热潮、以及中国在政府引导下出口高增值商品的做法——新的变化已经促使企业重新思考和调整他们在全球的布局。这些变化可能最终会比逆全球化更加强大，进而重塑全球贸易格局。
调整供应链
在这些大趋势中做出投资决策将会是棘手之事，因为这样的趋势可能会持续长达数十年。一些投资者认为，人们能够从供应链的变化中觅得投资机遇，方法是购买那些将受益于新的中国投资的股票，包括可再生能源和电池；还可以把目光转向那些将在全球贸易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国家，比如越南；或者，买入工业机器人生产商的股票。
虽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宣扬全球贸易的理念已有多年，但全球贸易放缓甚至逆转不会是一种历史反常现象。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分析师阿杰·辛格·凯普尔（Ajay Singh Kapur）认为，全球化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周期性的起伏。他在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根本不存在什么永久性的趋势，只不过是懒惰的知识分子把一种长周期混淆成了永动机。”他的那份报告中包含一张追溯至耶稣诞生时的图表。
不过，20世纪后半叶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使得全球化看似成为一股不可撼动的力量。2007年，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曾说：“是市场力量在管理整个世界。”这种观点在当时看来几乎无可辩驳。从1950年到2007年，全球贸易额平均每年增长6.2%，几乎是全球人口增速的四倍之多。交通运输成本下降、区域分工确立、生产商追求最低成本投入、供应链变得更长且更复杂。
去年12月1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G20峰会上，中美领导人举行了会晤。虽然投资者对贸易协定满怀期待，但企业们已经在着手调整供应链了。
起初，全球化趋势与发达经济体劳动者稳定的就业和薪资增长相生相随。然而，随着生产商于上世纪80年代撤出发达经济体寻求更廉价劳动力，那些增长数据便趋于恶化。1975年，制造业占全美GDP的20%以上，占全部就业的22%以上——而今天，这两个占比数据分别仅有11%和9%。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非管理岗位的美国工人的收入只相当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水平。在其他发达国家中，类似一幕也在上演：制造业下滑，收入不平等加剧。
对于全球化所谓赢家的政治抵制，在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等事件中显现出来。为了保护就业，各国开始寻求变得更加自力更生，同时筑起前所未见的贸易壁垒。
供应链决策罕见地充满了政治上的担忧。不断增加的关税和特朗普愤怒的推文并未使得“中国制造”的标签轻易从美国品牌的服装上消失。美国设计、中国组装的iPhone手机已经在中国失宠，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国产品牌。
在这样的政治意味之下，多数企业在调整供应链时往往默不作声，以免招来反弹。《巴伦》联系了超过50家不同规模的公司，它们或已申请关税豁免，或已考虑改变供应链。其中只有两家愿意就此发声。
美银美林分析师安德鲁·奥宾（Andrew Obin）认为，“创造就业（或者说无法创造更多就业）很可能是企业摇摆不定的关键所在。”即使企业将生产转移回美国本土，它们也可能会使用更多机器人，而不是人力。
“回流”美国？
不管怎样，美国企业这种所谓“回流”正越来越多。非营利组织Reshoring Initiative称，2016年，美国通过企业回流增加的就业岗位超过了因企业转移至海外而流失的就业岗位数，这是自1970年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2017年，用人企业宣布将创纪录地把82250个工作岗位带回美国本土，而2010年这一数字只有区区3221个。根据初步统计，2018年回流企业的数量有所减少，带来53420个就业岗位。Reshoring Initiative创始人哈里·墨瑟（Harry Moser）认为，这可能是由于“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政府职能失调、以及美元小幅上涨”造成的。但他认为，回流趋势是有力而持久的。“这可不是什么稀松平常的小打小闹。”他说。
许多企业找到了颇具吸引力的策略：将产品采购或生产线重新布局到距离终端市场更近的地方。这样做的回报是：运输成本降低且速度更快、复杂程度和供应中断的风险降低、库存要求减低，以及在产品销售地进行生产所带来的政治利益。
美国运动相机厂商GoPro（GPRO）保留了其位于中国的工厂以满足亚洲客户需求。但它计划将销往美国的相机的生产线从中国移至墨西哥。公司首席财务官布莱恩·麦吉（Brian McGee）在上个月的财报电话会议中说：“虽然关税的威胁成为提高供应链效率的催化剂，但即便不考虑关税因素，这种方式从战略上而言也是有意义的。此外，我们也将节约一定的成本。”
孩之宝（Hasbro，HAS）去年年底开始在马萨诸塞州一家工厂生产培乐多彩泥（Play-Doh），这是这家公司自2004年以来首次在美国生产这种玩具。孩之宝称，较低的交通运输成本是促成决策的影响因素。
太阳能设备生产商SunPower（SPWR）也同样致力于更多地在离终端市场更近的地方进行生产。在某些利润极其微薄的行业，降低海运和其他物流成本直接决定了一家公司盈利与否。
SunPower的拳头产品是玻璃封装的太阳能组件。它对电厂的售价是每瓦特1美元，对居民用户的售价最高2.25美元。其成本的十分之一都与物流相关。
SunPower首席执行官汤姆·沃尔纳（Tom Werner）对《巴伦》说：“商品越大，物流成本就越高，企业也就越希望重新布局生产线。太阳能板将会是太阳能企业最先寻求重新布局的产品，以便使产品距离终端市场更近。”SunPower已经在墨西哥扩大生产规模，专门生产销往美国的产品。去年，公司甚至还收购了一个小型的美国太阳能企业。
其他公司也采取了类似行动。20世纪初期，史丹利百得公司的前身主要在美国生产商品。但是公司首席财务官艾伦说，到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生产活动开始逐步向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转移。
20世纪80年代后期，销往美国市场的产品中仅有25%是在美国国内生产的，而随着企业逐渐回流，这个一比例已经升至50%。企业做出“回流”决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会吸引那些青睐美国制造工艺的消费者，即便这些商品的生产方法与在中国相同。
“我不敢说每个美国人都希望购买美国制造的所有东西，但我认为，对于某些行业来说，过去10年里对于美国制造商品的需求已经增加了。”艾伦说。他预计，史丹利百得在美国销售的商品中，最终会有80%都在美国国内生产。
美国页岩油热潮和精密炼油厂在墨西哥湾广泛兴起，也助推企业调整区域化布局。贝恩咨询合伙人、全球供应链咨询业务团队负责人彼得·格拉亚（Peter Guarraia）说，这两个因素使得美国更少地依赖海外石油，同时促使能源密集型产业迁往美国或墨西哥以节省成本。他说：“想想那些基础投入型产业，例如化工和化肥行业——任何以能源或汽油为基础的行业，我认为你就会意识到大量生产活动将从中国转移出来并回到美国。”
来自东南亚的吸引力
企业将继续寻求平衡，在一些地方节约人力成本，同时在另一些地方削减运输费用，从而降低总投入成本。格拉亚补充道：“劳动密集型行业短期内更有可能留在亚洲，因为东亚市场仍有巨大的劳动力优势。”
从2010年以来，中国的工资水平已经增长一倍还多。而关税威胁使东南亚其他国家变得更有吸引力。
据称，为苹果公司生产无线耳机的中国公司歌尔股份（GoerTek）去年曾告知供应商，公司将把生产线迁到越南。这意味着，歌尔股份将加入LG电子（LG Electronics）和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SSNLF）的行列。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高科技行业：化工企业亨斯迈（Huntsman，HUN）去年夏天宣布在越南开设工厂，这是它在亚洲除中国之外的地区首次建厂。事实上，据信息供应商IHS Markit统计，去年越南制造业增长速度超过了其他任何亚洲主要国家。
共同基金铭基国际（Matthews Asia）首席投资官罗伯特·霍洛克斯（Robert Horrocks）说：“我的确认为，最具潜力的地区将会是东南亚。从那里出发，你能够相对容易地进入中国的巨大消费者市场，以及不断增长的印度消费市场和日本市场。便捷的集装箱运输还能横跨至欧洲。”
中国志在精密产品生产
中国自身则有着更大的雄心。中国的目标是自主研发更精密的产品，而不是简单地对别国设计的产品进行组装。霍洛克斯补充说道，要达到这一目标，中国可能需要“将组装和人力劳动外包至其他国家，中国也有资本这样做。”他预计，拥有年轻劳动力、低工资水平和深水港口的越南会是最大受益者。
要从这一趋势中获利，霍洛克斯建议投资者避开那些为外国企业组装商品的制造商。他说：“比如，你可以直接投资越南的制造商。但我们所讨论的供应链中的这些环节总体上附加值较低，并且在那种情况下你将受益于更大的经济体，它可能是美国的苹果或者韩国的三星。”
制造业蓬勃发展有益于当地经济，进而带来其他领域的投资机会。“因此，”霍洛克斯强调，“最佳投资之道就是选择那些具有巨大竞争优势、能够从新兴工业劳动力群体不但增强的购买力中获利的当地企业。”
铭基亚洲新兴市场基金（Matthews Emerging Asia fund ，MEASX）持仓最多的公司是海鲜加工商永环（Vinh Hoan，VHC.越南）和西贡啤酒（Saigon Beer Alcohol Beverage，SAB.越南）。交易所交易基金（VNM）投资于越南本土企业及在越经营的跨国公司。越南机遇封闭式基金（VinaCapital Vietnam Opportunity，VCVOF）也投资于越南本土企业。
与此同时，中国正集中精力自主研发高附加值商品，而不再像过去一样只是组装产品。霍洛克斯认为，中国不只是在科技和汽车领域会成为更重要的角色——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已经吸引了全球目光——在生物科技等领域亦是如此。他预计：“你将看到医疗健康行业在中国的巨大发展。”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则建议投资者选择那些专注于其它领域的中国公司，这些领域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比如说，废弃物处理领域的专业公司，如光大国际（China Everbright International，257.香港）；风电设备制造商，如中国大唐（China Datang，1798.香港）。可再生能源和电池生产商比亚迪（BYD，1211.香港）也处于中国的高增长行业。
复制中国优势？
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前，这些转变就已经开始，但是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使之加速，并不时让美国企业决策过程更加复杂。
对史丹利百得来说，由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在美国生产一些特定商品的成本变得更高。对中国的钻头卡（一种用于拧紧钻头的钳子）加征25%的关税，提高了美国制造商在这个部件上的成本，而竞争对手可以从海外进口制成品而免受关税问题困扰。“相对于竞争对手，我们的生产成本实际上增加了。”公司首席财务官艾伦为此感到惋惜。
企业不能寄希望于提价来弥补增加的成本。贝恩咨询对于公司高管的调查显示，仅有33%的受访者打算让消费者为关税增加带来的影响买单。这标志着，企业希望通过重组供应链来避免或最小化关税带来的影响，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提价从而威胁销量。
全球供应链和运营咨询公司Maine Pointe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文（Steve Bowen）认为：“企业看待其整个供应链的方式正在被改变。我们正帮助这些企业寻找新的供应商。过去它们只考虑四家，而现在它们会考虑20到25家。”鲍文说，希望推出新产品的科技企业“会倾向于用不同的公司来生产产品，而不是仅仅依靠一家。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未来四五年里，这种趋势还会不断发展。”
鲍文的一家客户一直使用中国的钢制品，而现在，这家企业开始到欧洲去寻找供应商。“如果关税落地，他们会重新考虑从中国购买钢材这件事。”鲍文说。“这使得他们更加关注未来供应链的潜力。”
然而，在某些行业，未来的供应链不可能复制今天的成功。在中国，这一点尤为明显。过去20年里，中国彻底改造了科技制造行业。
有些企业则高度依赖经验丰富的中国工厂，他们很难把生产移到其他国家去。美国音响设备制造商搜诺思（Sonos，SONO）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斯彭思（Patrick Spence）说，不得不承认，中国拥有多个“工业公地”，短期内无法在其他地方被复制。搜诺思的音响就在中国的两处工厂进行生产。
斯彭思解释说：“我们的产品有数百个零件、与数以百计的供应商相关联，而他们全都位于中国。以那种复杂程度，那些联系可能是历经超过30年才建立起来的。他们之所以在中国是有原因的，这种格局很稳定，如今运转良好。”
虽然SunPower将一些销往美国的太阳能板的组装生产线移至墨西哥，它依然也还会从菲律宾和马来西亚采购一些零件。在这些国家，零部件生产商有着自己的生态系统。这些企业相互之间距离很近，这让SunPower能够以高效且低成本的方式组合原材料。公司首席执行官沃尔纳说：“运输生产太阳能组件的玻璃只需花很少的钱，但那却可以决定公司的盈亏。”
田纳西大学全球供应链学院执行主任沙伊·斯考特（Shay Scott）认为：“这不仅仅是产能问题，而是负责设计、创新和生产的那个群体当中形成的隐形共识。你不能一拍脑袋，然后去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进行再创造。”
那些离开中国、前往人工成本更高地区的企业可能将依靠自动化来降低成本差异，它们还将受益于更低的运输成本或能源开支。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预测，在2009到2021年期间，全球工业机器人的数量会增加超过10倍。包括罗克韦尔自动化（Rockwell Automation，ROK）及发那科（Fanuc，FANUY）在内的机器人制造商正在努力让自动化应用成本低于境外生产。
史丹利百得加大了对机器人的使用。艾伦说，机器人的使用并没有替代人的位置，相反，公司对工人进行了再培训以便操作机器人（尽管使用机器人可能会影响未来的招聘数量）。他还说，机器人正使得公司与更加合理的成本将生产迁回美国。“这没有完全抹平中国这样的国家与美国之间的成本差异，但确实在合理地缩小了这种差异。”
史丹利百得现在因关税问题每年需要花费1.5亿美元，而公司并没有将全部的影响都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即使中美达成贸易协定，艾伦也不认为关税会被彻底取消。“随着贸易争端愈演愈烈，关税问题日益突出，我们不得不更积极地去考虑问题。我们如何更快速地实现我们的目标呢？”艾伦反问说。
随着长期推动全球化的力量开始式微，我们将推出系列报道，深入观察世界经济正在发生的深刻调整。本报道为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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