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琦
跳槽没有恶意和善意，就像两根金条没有贵贱之分。
原因在于，没有人能通过跳槽来做出审判，关于主观上的恶意或者善意，亦不会有法院和证据，通过跳槽行为来判定有罪。在跳槽这个行为当中，只有违约，涉及的法律是民事行为。
如何让人力资源管理更加可信，个人认为需要一个能够实际解决问题的工会组织。如美国工会那样给工人背书，为工人争取权利。
中国人的传统印象中，我们似乎被误导认为美国的工会十分会挑事，然而并非单纯的维护工人权力。工会也集中了行业人才，来更加有效的服务企业。我们知道专业的重要性，一个简单的轻纺工人，如果专业做服装，那效率要远远高于临时工，而且当企业的设备更新，自动化更高的时候，专业的员工能够跟上设备更新的节奏。
工会，本就应该起到这个作用。这既不是政府层面的，也不是企业层面的，作为第三方，工会应该提供如下几点服务：
1、保障工人的权益。很简单的道理，工人处于弱势群体，就违反劳动法条例的问题，需要工会用集体的力量来争取权利。否则，在弱势情况下，连官员都习惯单纯站在企业主的角度思考问题，从而出现了大量工人流动现象。很多公司工资是年底结算，可以说很多企业将经营风险会转嫁给员工。如此情况下，年底欠薪事件频发，员工一看风吹草动，工人队伍反而变得极不稳定。
2、为工人专业和信用背书。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背书责任的重要性，CPA为企业财务背书，如果企业造假，CPA要赔钱。这就叫背书。同样政府发行各种证照，虽然是狭义的背书，但也是一种背书。如今行政上，部分证照会追责。而工人和雇主之间，工会则是最佳的背书。工会以会员制吸纳工人，保证吸纳的工人都是本领域出类拔萃以一敌多的精兵强将，提高工人的待遇。如果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质优价高也是合情合理。
3、专业交流和培训。说到美国，德日，说到以色列的过往，如何发达的历史，几乎世间异口同声说是因为“教育”。教育是个很大的概念，有很多国家免费教育，依然没有崛起，因为教育的方向不对。大学的定位，应该是职业教育，而在德国，很多的工程师需要学校和企业联合培养。德国工程师的主要课程在工厂车间，而不是大学课堂。这一点上面，蓝翔绝对强于部分风花雪月的地方大学。一技之长不仅仅是在学校，在于工厂车间，在于和专业人士的技术交流。如今中国要产业升级，最缺的既有科学家，更有工程师。
综上，工人和企业之间需要有个第三方。很明显这个第三方可能并非行政。我们从行政官员的表态可以看出，他们接触的更多是企业主，所以思路上缺乏客观性。而如今我们正好又处在产业升级的关键节点，大量企业通过提高劳动强度来提高盈利效率的模式，实际上并不可持续。总体上，最终的落点在于让每一个工种的工人没有后顾之忧，如果工会能够承担这部分中介作用，那么传销等江湖行业的人会少很多，大家会老老实实的去学门技术。
凯恩斯
神奇！神奇到让人无法理解。个人频繁跳槽会影响信用分，那企业不遵守合同约定占劳动者的便宜，会不会影响企业的信用分？这明显是偏袒资方。
频繁跳槽，这是个人的职业选择，跟人品、信用并无联系。对此，浙江方面的解释是，社会信用分针对的是“恶意频繁跳槽”，那什么是恶意频繁跳槽呢？
根据经济观察网的报道，浙江省人社厅一名工作人员回应称，“正常的跳槽肯定不会影响信用，有些人如果专门运用恶意、滥用跳槽的方式，从单位那里索要一些经济补偿金等，这些人的信用才会受到影响。打算推进人社的信息体系建设也是针对恶意的跳槽。”
这种“碰瓷式跳槽”，有点类似职业打假人：即通过打假索取赔偿。据央视报道，有人2年换了近20个工作，先后状告15家公司违反劳动法用工规定，被冠以“碰瓷式职业维权人”的称号。
“碰瓷式跳槽”有错吗？未必。有些企业，本来就不规范，劳动上合同列明的收入、福利、工作时间得不到保障，凭什么不该告？如果“碰瓷”不成立，那法院就判“碰瓷”的人败诉，也就完了，为什么要扯到信用分？
大家一定要警惕，这种社会信用分，很可能带来负面作用，实则是某些人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将所有的责任推给我们每个普通人，通过社会信用分来管制约束你。比如，浙江这种针对“恶意频繁跳槽”的通过了，那么很可能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劳动者连自己正常的合法权益都不敢去争取了，否则社会信用分受到影响，有可能影响你将来应聘公职单位、国企单位，你做生意投标，孩子上学等等。
这不是孔方兄的臆想，一些案例已经很明白了。除了浙江这个信用分，其实全国各地有很多地方都有信用分，比如比如福建有“茉莉分”，苏州有“桂花分”，杭州有“钱江分”，威海有“海贝分”，厦门有“白鹭分”等等。
这些信用分，显然有它的积极作用。比如，杭州规定，地铁逃票三次就将纳入个人信用信息档案；福建规定，信用分高的投标人，在保函价格方面有折扣优惠；北京规定，公共场合抽烟，也将被纳入个人信用信息档案等等。
建立社会信用信息体系，是一个好事情，这样督促大家讲信用，让破坏信用的人无处藏身。但请注意，这里一定要落实到“信用”上，如果超出这个范畴就会变味。
比如某地方规定，将个人信用信息分为ABCD四类，与入学、就业、低保、升迁等挂钩，但当地又规定：上fang（三声）、聚zhong（四声）wei（三声）堵等，就直接被扣50分，还有“利用网络、短信wu（一声）gao（四声）他人”扣分。这些什么含义，不言自明。
社会信用分的惩戒作用有些会让人觉得害怕，比如有超生不交罚款的，就被纳入征信“黑名单”，做事情处处受限；还有仅仅就是开车的一些简单违章，交警罚了款，也扣了分，按理说已经有惩罚了，但有些城市也和信用分挂钩，让人开个车也战战兢兢。
还有以“社会贡献”来定义社会信用分的，比如献血，比如你招商引资做得好，比如你企业纳税多，那么社会信用分就高，就能享受一些便利。比如财新一篇报道就提到，一个企业主就是因为缴纳税收比较多，孩子上学就有便利——这是不是等同于，经济实力强，就能占有更多的社会公共资源？还有，献血、做好事这类，怎么保证不会作假？
社会信用体系该不该建设，当然该！但是，信用体系应当更多是和个人履约能力，偿付能力挂钩，类似央行的征信；而不能和个人道德、人品挂钩，这种触犯法律、社会公德的事情，自有其他各项规章制度、法律去管理。不然信用分的使用一旦超出范围，大家会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一个被框定好的范围，太压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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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方财经
我觉得这类政策几乎是多此一举，也不知道怎么落实，充其量就是看似美好的东西落地了，就尘封起来而已。
首先是无法量化，什么叫“恶意”跳槽，是不是有仲裁机构来裁定，或者法院判定。公司认为恶意跳槽就计入为“恶意”，肯定是不妥当的。你说损害了公司利益，跳槽员工还说严重损害个人利益呢。
其次是“频繁”也是无法量化的，到底两年一跳算还是半年一跳算，难道还要成立一个严格跟踪员工跳槽时间、跳槽频率的公司吗？
接下来是信用体系的问题，到底是一个多大盘子的数据征集，有多少公司会采用这样的信用体系。
如此种种看，这种昏招如果真的执行就变成冗政了。
再来看科技的发展，社会变化的速度。我们说，大学学到的东西，三四年后就过期了，现在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很多新创企业，新创企业的生命周期不过两三年，多数还是会倒闭的，但正是因为这么快速的变化最终保证了经济的获利，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年就辞职，半年就辞职的人一定增加许多，这些人不仅不能评定为个人信用分低，还因为评定为创新分高呢。
总之，我不赞成一个又一个的评定，一个又一个的标准，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活法，如果有人或公司不赞成他们的行为，大不了不合作、不录取就可以了，并不需要给盖戳做点什么标记。
财经作家邱恒明
现在的问题是，浙江去年的排名是第四，如果这种政策影响了打工人员进入，引起了人才外流，那么这个整体经济下滑的问题，谁来负责呢？
彤胖
那企业恶意开除员工怎么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