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公益30年，支持他的力量是尋求自由。
徐永光
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
希望工程創始人
來源：《中國慈善家》2019年2月刊
自由是我生命的追求
時代的滔滔波浪千重萬重，是什麼支撐一個人走過漫長征途，跨越山河大海？是信念。2019年，徐永光70歲。作為共和國的同齡人，他的際遇自是翻轉浮沉。
徐永光生於浙江溫州的城市貧民家庭。那一代人，幾乎都是“風暴之子”。徐永光的“開蒙老師”是有線廣播，他常趴在窗臺上，醉心於喇叭裡傳出的紅色音樂和時政新聞。1966年，因“站錯了隊”，他處境困難，無奈之下外避。
兩年後，徐永光應徵入伍，希冀新的生活，卻因一個親戚的原因而入黨受阻。強調紀律和等級的軍隊錘鍊了他，但他更想回家。服役期滿，他放棄提幹，回到家鄉的郵電局當了一個汽車修理工。1973年，鄧小平重新主持工作，恢復高校招生考試製度，徐永光報考了大連海運學院。世事多舛，“白卷英雄”張鐵生橫空出世，全國考試作廢。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徐永光開始思索此生所求，“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總會有自己的生活信念，為什麼活著，怎麼個活法。”受溫州永嘉學派葉適的影響——“善為國者，務實而不務虛，擇福而不擇禍”，他總想自由地生活、做事。
1978年，徐永光被抽調到北京參與共青團十大籌備。團代會之後，他一心想回家。團中央組織部領導惜才，挽留他，兩人在辦公室裡一談就是8個小時。下班時，見徐永光仍不為所動，領導說第二天接著談。就這樣，徐永光在團中央接著幹了10年，官至團中央組織部部長——正局級幹部。
也許是理想主義者的創新太超前，徐永光推動共青團體制改革的方案捅了“馬蜂窩”，竟要做背水一戰的準備。面對現實，自知目標大於能力，壯志難酬，徐永光遞交了遞呈，並提出創辦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團中央書記處評價他為團中央改革“立下了汗馬功勞，也受了不少委屈”，但也很快同意了他的請求。
李克強（中）、徐永光與希望工程受助學生“大眼睛”蘇明娟。
1989年，徐永光終於“下海”，走上公益市場探索之路，繼而有了轟動中國的希望工程。“在體制裡雖然也能做事，但缺乏自由發揮的空間，這讓我走出了體制。也正是這樣，中國少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官員，多了一個希望工程。”徐永光說，做公益30年，支持他的力量是尋求自由。“政府自由嗎？沒有人敢說吧；商業好玩嗎？九死一生最煎熬；但是公益幾乎是一張白紙，有無限的想象力和創新空間，所以公益是自由的。”
在公益空間，徐永光多次聯合眾師友共同創辦、支持、搭建平臺，包括南都公益基金會、基金會中心網、恩派、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等公益平臺。經歷迭代後，他又推動了中國社會企業和影響力投資論壇、中國好公益平臺。
30年裡，徐永光一直在開創中國公益平臺，奠定公益倫理，培養公益人才，為中國公益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我生命中鑄就的信念是：要真實地、有責任感地生活。”他說。
《中國慈善家》2019年2月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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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結“國營慈善”
對於公益，徐永光五味雜陳。
快3年了，提起《慈善法》，他仍然耿耿於懷。一部堪稱“十二年磨一劍”的高階法律，有些要害條款在他眼裡簡直是倒退。
《慈善法》規定，任何一家慈善機構募捐都必須到政府核發牌照的互聯網平臺進行，只在自己的官網上募捐系違法。“對於這種玩法，有一千個理由說不好，說不出一個好的理由。”徐永光說，這使得慈善組織的大數據資源歸零，窒息了互聯網公益的創新。《經濟學人》把大數據視為“石油”，而中國將是大數據的沙特阿拉伯。徐永光說，富油礦——捐贈大數據是慈善組織資金可持續發展的本錢，“如果連本錢都沒有了，何談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能力？”
“石油”去了哪裡？徐永光憤憤不平——被拿到牌照的平臺壟斷了。“這是在用計劃經濟思維對慈善組織信息化權利進行行政管控。”他呼籲，互聯網是公益發展的基礎設施，要結束互聯網公益的行政管控。“政府的責任是加強對平臺的監管而非用計劃經濟思維進行行政管控，更不應制造壟斷。事實上，政府管得越多，責任越大，風險更甚，除了管死，別無益處。”
被吸走的不僅僅是大數據，還有真金白銀。
2018年，南都基金會和國家行政學院馬慶鈺教授團隊共同開發的中國非營利組織GDP（即N-GDP）發佈研究結果：2016年，中國社會組織創造的GDP是2789億元。徐永光將其與另一項數據做了對比：2016年，中國的公益支出為6373億元。
為什麼6000多億的公益支出，只創造了2000多億的GDP？徐永光說，份額縮水在於錢出現了逆向流動——基金會從民間募集的捐款，很多流向了政府賬戶，創造的GDP屬於政府，不屬於公益組織。
傳化基金會秘書長塗猛告訴徐永光一個現象，很多縣一級地區找不到公益組織和民間組織，即便有，也多是政府辦的。徐永光納悶：改革開放都40年了，十八大也過去6年了，官辦慈善的改革無動於衷。“‘國營慈善’不終結，健康慈善生態無望。”他說，結束“國營慈善”繼續坐大的局面，讓慈善迴歸民間，是公益發展的基礎條件。
說刺耳的話，是徐永光的老習慣。當他推動共青團改革的時候，也曾一篇接一篇地發文，像一個憤青，直指體制之弊。他拿出來的改革方案，更是令他被人攻擊為“團中央的叛徒”。轉眼，當年的青年70歲了。也有人說，70是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紀，老江湖知道邊界、深淺和策略。
這些年，中國公益行業外部環境浪潮洶湧，徐永光也預見到未來10年處境之艱難。他鼓勵公益同行要有能力、有決心、有信念擁抱困難。他贊同阿拉善SEE會長艾路明的話——如果這條路走不通會撞牆，那你幹嘛非得把頭撞破呢？沒有必要。走不過去可以繞著走，實在不行拿著梯子爬過去，總有一條路是可行的。“做慈善是我們的自由選擇，我一直講，我就是為了自由來做慈善的。來做慈善就別抱怨，公益圈要麼自娛自樂，要麼自我陶醉，要麼就自怨自艾，或者睡在昨天混今天，這都不行的。通向理想，通向目標不只是一條路，而是條條大路通羅馬。”
徐永光原本對互聯網公益寄予厚望，在他看來，互聯網公益如同慈善組織的生命系統，讓優秀的公益組織源源不斷地獲得公眾的捐款和支持。早在20年前他就預言，“在線捐款的選擇性、便捷性和透明性，將使那些影響大、信譽好的非營利機構更加迅速地壯大起來。”
移動互聯網成全了徐永光預言家的角色，但如今也壓下了一個天花板。現實是，任何一家公益組織和沒有領到平臺“牌照”的互聯網、新媒體傳播機構或技術開發第三方都被強制出局，在《慈善法》一項條款之下，無緣“互聯網公益傳播+籌款+參與”的創新模式。
“面對的是一張未經行政許可的‘生死牌’，誰敢冒死而為？逆信息化生存、去市場化發展的中國公益行業，創新已死，前途安在？”徐永光痛心疾首，“‘國營慈善’隨時會讓慈善公信力毀於一旦，前車之鑑難道都忘記了？”在一次行業會議上，他在臺上拍著桌子對年輕人說：“這些問題，你們得去喊、去叫、去爭啊！”
2018年9月25日於北大舉行的“益行者之夜”是一場希望工程的“老友記”。公益界的“三光”——徐永光、康曉光（左）、陳越光（右），與到場的公益同仁共同回望了自己與希望工程結緣的故事。當年意氣風發的青年人，如今已年近古稀。
重建互聯網公益生態
將近20年過去，互聯網世界早已今非昔比。新一代信息技術（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新材料、生物科技、新能源、高端設備……浪潮終將席捲所有人。“趕緊貼上去再說吧。”徐永光說，公益行業再不跟上潮流，就可能被時代淘汰。他總是那麼焦慮。
2019年初，徐永光發出《解放互聯網生產力》一文，還特意寫了一段引言：“此議題關乎信息化社會公益組織的生存權、發展權。提請吃公益飯的同行花10分鐘讀讀。希望引起討論，也歡迎拍磚。但如果無動於衷，乃至麻木不仁，建議離開這個行業另謀高就為好。”
文中，徐永光建議全國人大就互聯網公益募捐修法或釋法，把互聯網使用權還給慈善組織。他堅定地認為，每一個慈善組織都是互聯網公益的主體，擁有自由使用這個工具的權利，同樣可以自主選擇第三方服務機構，進行互聯網公益的合作、開發和創新。“相信市場力量，相信民間自律，解放互聯網公益生產力，實乃中國慈善事業突破困境的底線選擇。”
徐永光將希望寄託在青年上，他說公益仍然非常不開放，未來要靠青年人“攪局”。因為青年是互聯網一代，思維方式天然契合創新，而且他們的社會創新在專業性、情懷和目標的統一上都強於老一輩。他說，“青年作為公益變革的主角登上舞臺勢不可當。”
在2018年鳳凰公益行動者聯盟頒獎盛典上，徐永光指著自己和身邊的陳越光（敦和基金會執行理事長兼秘書長）說：“我和越光都六七十歲了，可是這種場合還是我們出來講話、露臉，看不見年輕人，這是有問題的。”
2018年，徐永光在杭州被95後姑娘杜心童的自信心和能力震撼了。杜心童是播音專業出身，創立了一家致力於矯正語音的機構，一年內服務了240名患者，影響輻射了600多人，其機構廣告還出現在納斯達克的屏幕上。一個正規醫院的專業科室，一年服務一般不過80人。初生牛犢衝老江湖說：“我們必須有做好的決心，才有排除萬難的勇氣，在命運的抗爭中我們贏了，真好！”
每年徐永光都要接觸幾百名青年創新者，與他們深談，幫他們解決困境。“青年創新需要資源的支持、需要信任和鼓勵，也要給他們犯錯誤的機會。”
2019年，希望工程迎來成立30年的大週期。在中國的文化裡，30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節點。雖然遠未到蓋棺定論的時候，但作為中國公益行業的“拓荒者”和“帶頭大哥”式的人物，徐永光會被從各種角度評論。
上世紀90年代就成為希望工程志願者的陳越光認為，徐永光在中國公益行業的地位主要有兩個：首先是行業的先行者，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希望工程在中國公益慈善領域一枝獨秀，“我們都受到了永光的影響。他做中國青基會的時候，我們都去支持他。”其次，徐永光胸懷開闊，願意成全所有人。“永光是個願意托起別人的人，這種品質在我們這個時代是稀有品，極為可貴。”也正是因為這種品質，徐永光常常被人調侃——“永光說好的人，可未必真的是好的。但永光說不好的人，那我們肯定不要理他了”。現在，徐永光更多的是想托起青年人。
本文選自《中國慈善家》2019年2月刊封面專題《一個階層的價值重塑》，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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